在2014年1月10日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辦的《新年期許》論坛上，资中筠先生對中國的反腐、法治、外交和社會啓蒙分別表達了自己看法和期待，本文系她的發言实录。作者本人審阅後。——FT中文網編者
讲到中國的问題，我想到的是第一個问題是环境问題。环境问題还不光是人，不光是中國的政治问題。目前中國如果要是再不注意环境，如此地汙染下去，我們看不到生態的拐點。水资源汙染的严重性可能超過空氣，空氣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水汙染却不然。現在中國已經基本没有青山綠水了，這是非常严重的问題。我最希望的就是2014年执政者能夠把主要的资源和注意力，切切实实轉到环境領域，不然民衆根本住不下去了。
第二個，目前的反腐方式難说樂觀。現在因爲中央的反腐舉措，好像導致經濟一片箫條，飯店開不下去了，各行业都受影響，據说連做日曆的都破産了。這说明一個什么現象？说明中國的民間消費力量非常之弱，只能靠官消費，官的消費实際上用的还是納税人的錢，這是不正常的消費市場。所以不能靠明年的官员消費反彈和大吃大喝来繁榮市場。所谓拉動內需，是應該真正把民間消費力量、老百姓的消費力量拉動起来，那么市場才是靠大多數民衆支撐的，而不是靠官员奢華的大吃大喝、贪汙腐化支撐的，才是一個正常的消費市場。怎么做到這一點？就是落实決議裏面對于經濟改革的好多積極的措施。
我最近參加了一個很多經濟學家出席的會，經濟學家們一片樂觀，他們認爲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的決議，如果每一件都能夠落实的话，足以推進經濟改革，而且認爲這次的經濟改革是根本性的、可以突破政治框架的。那么起草決議爲何能夠把如此根本的改革措施写上去呢？是不是因爲，有關領導並没理解某一個措施意味着什么，就放過了。我不懂很專业的經濟改革，特別是金融、證券方面的改革，在座的經濟學家，一定是了解的。
假如這些改革措施落实後國家發展是非常有前景的，但現在的问題是，假如一項一項具體落实這些措施时，遇到政治上的阻力和矛盾怎么辦？這和許章潤教授说的是同一個问題。当上層采取了高度集權的政治方向，那么改革措施與權力框架的矛盾，一定會有一個爆發點，矛盾张力緊张到一定程度时，就會出現究竟誰战勝誰的问題。
我不樂觀。一方面在政治高度集權的情況下，經濟措施每落实一項都必然觸動非常强大的權貴既得利益，這比当年蔣經國遇到孔家的麻烦大多了。我對目前這種方式的反腐，無論能夠揪出几個大老虎，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没有法治的反腐會戕害温和的中間力量
最重要的我認爲还是法治的问題。如果不强化法治，目前实行的大力反腐、反贪官，在另一方面將民間的健康反腐力量也一同打压下去了。仍依靠原来的老式反腐辦法，就是清官（在體制內進行官僚機構的整肅，編者注）的辦法，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法治，相当温和的、配合正面改革又具有善意的，想让社會和平向前推進的力量，都會被当做敵對力量被抓起来，而在現有體制下贪官是抓不完的。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上面是暴君、贪官和酷吏，下面是愚民，很快變成刁民和暴民，這樣的情況是非常危險的，没有法治的反腐會把中間力量都打下去。还有一部分人選擇逃走，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只要有條件的，就往外跑。這個國家、民族就要被抽空了。我还是很欣賞清華孫立平教授的一句话，他说，我們的危險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動，這不太可能，危險在于整個民族的潰爛。
目前已經可以看到這種潰爛在發生，原本在社會共识中認爲不可以做的事情，現在大家都認爲非常正常。比如去年高考，有还算盡职的監考老師没收了作弊的工具，家長們却聚衆把他揍了一頓，爲什么？家長認爲他們唯一公平的權利就是作弊，因爲權貴子弟不需要作弊，走後門就可以入學。現在公然認爲作弊是堂而皇之的權利，而且是取得公平的手段，這個社會變成什么樣子了？所以如果再没有法治，大家都認爲幹坏事可以得到好處，年輕人根本不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誠实的勞動能夠向社會上層流動，獲得好的社會地位，這個社會是没有希望的。
法治的第一條，最重要的是不能亂抓人，把無辜的人投入監獄是絕對錯誤；还有一點是严禁刑讯逼供。縱觀全世界，曼德拉坐了27年牢，如果他一開始受到刑讯逼供，他还能走出来做這些事情嗎？甘地是非暴力抵抗，他的對立面英國政府也是非暴力。如果甘地最初從精神到肉體都受到摧殘，也就没有今天的印度。現在很可怕的就是抓人後用各種辦法變相的刑讯逼供，把肉體和精神都摧毀了，或者屈打成招，造成冤獄。這個人出来後也没有能力再做事情。
我對中國法治最大的期許就是能夠公開严禁刑讯逼供，包括變相的折磨，並且對于刑讯逼供严加懲罰。這樣對政治犯而言还稍微有點希望，当然我最希望是取消政治犯，不再有因言獲罪。但在尚未没取消政治犯之前，起碼給他們以尊重和人道的待遇。但我聽说取消刑讯逼供非常難，據说若取消後，真正刑事犯破案率會大大降低，因爲相關部門缺乏經費取證，只能靠口供。要是真按照法律一個個取證，他們没有這筆资源，就要罷工。也就是说如果取消刑讯逼供，刑警就没有资源去破案，抓獲刑事犯、杀人犯，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社會。太高的期許不必要，起碼這一條我希望能夠做到。
另外，就是在整個社會潰爛下去的时候，能夠保護那些还剩下的一些健康的细胞。現在把那些健康细胞一個個都摧毀，整個社會就爛了，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情況。
“文革”再現的風險不大，但“反右”風險犹在
剛才讲到有“文革”再来的危險，我認爲這一危險不太大，盡管“文革”的思維方式是存在的。“文革”的發生，是因爲有一個非常自信的神话領袖，領袖個人認爲把群衆都發動起来，能拥護他一個人，打擊所有他要打擊的敵人，所谓“指到哪裏打到哪裏”。現在如果真發生“文革”，把群衆都發動起来，“造反有理”，矛头針會對誰？最近紀念毛澤東的規模縮小了一點，可能是領導層回過味来。現在“毛粉”們這樣大张旗鼓的紀念毛、怀念毛，在他們心目中毛已經完全是另外一種人了，就是那么一個偶像。而他們現在對現状最不滿意的事情，是針對現任領導人的，他們都認爲要是毛在的话就可以治治他們。特別是湖南韶山的那次紀念，似乎要做成一種把全國人都發動起来的大事，却受到当地的保安、警察的限制。实際上可能是执政者意识到，現在如果把毛再擡出来，群衆的矛头是針對現在一切不滿意的事，不滿意的根子在現在的領導。所以“文革”再現可能不太大，但是“反右”再現是有可能的，目前就在專門打压不同意見和知识分子。這是我感覺到的一種情況，“反右”重来的危險是存在的，因爲手無寸鐵的知识分子还是最弱的。
希望中國外交不要走向冒險主義
我覺得中國現在还有一個危險，就是外交領域。現在有一個不大正常的現象，軍人對外交發言權太大，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复杂、细致和敏感的事務。我也不太贊成群衆性地都来幹預外交，就像五四运動的时候，火燒赵家樓那樣是不行的。
爲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爭，让國與國之間的利益沖突通過谈判来解決，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決，避免用武力解決问題。而現在，中國動不動就煽起整個民族的情緒，把武力解決看得很輕易。這一代人实際没有經曆過战爭，不知道战爭的殘酷。至于中國的邊界領土爭端也是很复杂的事，民衆受媒體煽動，並不知道全部实情。有人说毛澤東在的话不會让人欺負我們。但其实，毛澤東送掉了很多領土他們不知道。
我希望中國在外交上能夠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發言權。現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發言權，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層的脸色行事，連彙報真实情況都不敢。我在這個領域工作過，所以覺得這個问題相当严重。假如是中國外交出问題的话，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偶然的擦枪走火，有關國家都爲各自强烈的民族情緒所左右，這很危險。毛澤東從朝鲜战爭之後，在外交上至少並没有走冒險主義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傳備战，但是没有敢主動向外冒險，还打開了中美關系，這是應該肯定的。
現在中國虛驕之氣非常强大。我希望中國別自以爲國家强大了，要取代美國成爲超级大國，發生冒險主義，至少最高決策者还要保持一點清醒的头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期許。
民間啓蒙已經開始，任重道远
最後，我覺得希望在民間。如果说希望領導人或者上層能有向前突破的舉動，我不抱希望。但我發現，实際上這些年来民間的思想非常活跃，思想已經多元化了。現在有一個撕裂現象，就是極左和極右都出現了，但真正比較理智的聲音，或者是说我稱之爲“正能量”的（跟上面認爲的“正能量”可能是两回事）的聲音，像我們現在在這討論的一些思想，实際上正在傳播開来。
如果说啓蒙，這些年来在一般的至少認字的民衆裏面，思想的啓蒙还是很明顯的。舉個我自己的例子，几年前我写的東西，常有人認爲是大逆不道或者驚世駭俗，現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見，包括政府裏面的工作人员，明白的人多起来了。那么假如要是出現類似蘇俄的那種變革，也不會出現几千萬党员站出来維護舊權力，不見得大家都會出来保卫原来的贪腐政權和原来的專制。
現在在體制內覺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這個啓蒙是不是还得繼續下去？当然还要繼續，因爲啓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衆的狂熱还在，还是非常愚昧的。还是脫離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維。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與原来真实的曆史人物和事实已經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啓蒙还是任重而道远我們还應該繼續努力，让理性的聲音得到傳播。盡管言論空間正在緊縮，好在現在的互聯網和微信的傳播力是是很難完全控制的。
转自：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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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我對当下中國的几點看法
在2014年1月10日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辦的《新年期許》論坛上，资中筠先生對中國的反腐、法治、外交和社會啓蒙分別表達了自己看法和期待，本文系她的發言实录。作者本人審阅後。——FT中文網編者
讲到中國的问題，我想到的是第一個问題是环境问題。环境问題还不光是人，不光是中國的政治问題。目前中國如果要是再不注意环境，如此地汙染下去，我們看不到生態的拐點。水资源汙染的严重性可能超過空氣，空氣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水汙染却不然。現在中國已經基本没有青山綠水了，這是非常严重的问題。我最希望的就是2014年执政者能夠把主要的资源和注意力，切切实实轉到环境領域，不然民衆根本住不下去了。
第二個，目前的反腐方式難说樂觀。現在因爲中央的反腐舉措，好像導致經濟一片箫條，飯店開不下去了，各行业都受影響，據说連做日曆的都破産了。這说明一個什么現象？说明中國的民間消費力量非常之弱，只能靠官消費，官的消費实際上用的还是納税人的錢，這是不正常的消費市場。所以不能靠明年的官员消費反彈和大吃大喝来繁榮市場。所谓拉動內需，是應該真正把民間消費力量、老百姓的消費力量拉動起来，那么市場才是靠大多數民衆支撐的，而不是靠官员奢華的大吃大喝、贪汙腐化支撐的，才是一個正常的消費市場。怎么做到這一點？就是落实決議裏面對于經濟改革的好多積極的措施。
我最近參加了一個很多經濟學家出席的會，經濟學家們一片樂觀，他們認爲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的決議，如果每一件都能夠落实的话，足以推進經濟改革，而且認爲這次的經濟改革是根本性的、可以突破政治框架的。那么起草決議爲何能夠把如此根本的改革措施写上去呢？是不是因爲，有關領導並没理解某一個措施意味着什么，就放過了。我不懂很專业的經濟改革，特別是金融、證券方面的改革，在座的經濟學家，一定是了解的。
假如這些改革措施落实後國家發展是非常有前景的，但現在的问題是，假如一項一項具體落实這些措施时，遇到政治上的阻力和矛盾怎么辦？這和許章潤教授说的是同一個问題。当上層采取了高度集權的政治方向，那么改革措施與權力框架的矛盾，一定會有一個爆發點，矛盾张力緊张到一定程度时，就會出現究竟誰战勝誰的问題。
我不樂觀。一方面在政治高度集權的情況下，經濟措施每落实一項都必然觸動非常强大的權貴既得利益，這比当年蔣經國遇到孔家的麻烦大多了。我對目前這種方式的反腐，無論能夠揪出几個大老虎，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没有法治的反腐會戕害温和的中間力量
最重要的我認爲还是法治的问題。如果不强化法治，目前实行的大力反腐、反贪官，在另一方面將民間的健康反腐力量也一同打压下去了。仍依靠原来的老式反腐辦法，就是清官（在體制內進行官僚機構的整肅，編者注）的辦法，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法治，相当温和的、配合正面改革又具有善意的，想让社會和平向前推進的力量，都會被当做敵對力量被抓起来，而在現有體制下贪官是抓不完的。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上面是暴君、贪官和酷吏，下面是愚民，很快變成刁民和暴民，這樣的情況是非常危險的，没有法治的反腐會把中間力量都打下去。还有一部分人選擇逃走，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只要有條件的，就往外跑。這個國家、民族就要被抽空了。我还是很欣賞清華孫立平教授的一句话，他说，我們的危險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動，這不太可能，危險在于整個民族的潰爛。
目前已經可以看到這種潰爛在發生，原本在社會共识中認爲不可以做的事情，現在大家都認爲非常正常。比如去年高考，有还算盡职的監考老師没收了作弊的工具，家長們却聚衆把他揍了一頓，爲什么？家長認爲他們唯一公平的權利就是作弊，因爲權貴子弟不需要作弊，走後門就可以入學。現在公然認爲作弊是堂而皇之的權利，而且是取得公平的手段，這個社會變成什么樣子了？所以如果再没有法治，大家都認爲幹坏事可以得到好處，年輕人根本不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誠实的勞動能夠向社會上層流動，獲得好的社會地位，這個社會是没有希望的。
法治的第一條，最重要的是不能亂抓人，把無辜的人投入監獄是絕對錯誤；还有一點是严禁刑讯逼供。縱觀全世界，曼德拉坐了27年牢，如果他一開始受到刑讯逼供，他还能走出来做這些事情嗎？甘地是非暴力抵抗，他的對立面英國政府也是非暴力。如果甘地最初從精神到肉體都受到摧殘，也就没有今天的印度。現在很可怕的就是抓人後用各種辦法變相的刑讯逼供，把肉體和精神都摧毀了，或者屈打成招，造成冤獄。這個人出来後也没有能力再做事情。
我對中國法治最大的期許就是能夠公開严禁刑讯逼供，包括變相的折磨，並且對于刑讯逼供严加懲罰。這樣對政治犯而言还稍微有點希望，当然我最希望是取消政治犯，不再有因言獲罪。但在尚未没取消政治犯之前，起碼給他們以尊重和人道的待遇。但我聽说取消刑讯逼供非常難，據说若取消後，真正刑事犯破案率會大大降低，因爲相關部門缺乏經費取證，只能靠口供。要是真按照法律一個個取證，他們没有這筆资源，就要罷工。也就是说如果取消刑讯逼供，刑警就没有资源去破案，抓獲刑事犯、杀人犯，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社會。太高的期許不必要，起碼這一條我希望能夠做到。
另外，就是在整個社會潰爛下去的时候，能夠保護那些还剩下的一些健康的细胞。現在把那些健康细胞一個個都摧毀，整個社會就爛了，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情況。
“文革”再現的風險不大，但“反右”風險犹在
剛才讲到有“文革”再来的危險，我認爲這一危險不太大，盡管“文革”的思維方式是存在的。“文革”的發生，是因爲有一個非常自信的神话領袖，領袖個人認爲把群衆都發動起来，能拥護他一個人，打擊所有他要打擊的敵人，所谓“指到哪裏打到哪裏”。現在如果真發生“文革”，把群衆都發動起来，“造反有理”，矛头針會對誰？最近紀念毛澤東的規模縮小了一點，可能是領導層回過味来。現在“毛粉”們這樣大张旗鼓的紀念毛、怀念毛，在他們心目中毛已經完全是另外一種人了，就是那么一個偶像。而他們現在對現状最不滿意的事情，是針對現任領導人的，他們都認爲要是毛在的话就可以治治他們。特別是湖南韶山的那次紀念，似乎要做成一種把全國人都發動起来的大事，却受到当地的保安、警察的限制。实際上可能是执政者意识到，現在如果把毛再擡出来，群衆的矛头是針對現在一切不滿意的事，不滿意的根子在現在的領導。所以“文革”再現可能不太大，但是“反右”再現是有可能的，目前就在專門打压不同意見和知识分子。這是我感覺到的一種情況，“反右”重来的危險是存在的，因爲手無寸鐵的知识分子还是最弱的。
希望中國外交不要走向冒險主義
我覺得中國現在还有一個危險，就是外交領域。現在有一個不大正常的現象，軍人對外交發言權太大，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复杂、细致和敏感的事務。我也不太贊成群衆性地都来幹預外交，就像五四运動的时候，火燒赵家樓那樣是不行的。
爲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爭，让國與國之間的利益沖突通過谈判来解決，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決，避免用武力解決问題。而現在，中國動不動就煽起整個民族的情緒，把武力解決看得很輕易。這一代人实際没有經曆過战爭，不知道战爭的殘酷。至于中國的邊界領土爭端也是很复杂的事，民衆受媒體煽動，並不知道全部实情。有人说毛澤東在的话不會让人欺負我們。但其实，毛澤東送掉了很多領土他們不知道。
我希望中國在外交上能夠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發言權。現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發言權，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層的脸色行事，連彙報真实情況都不敢。我在這個領域工作過，所以覺得這個问題相当严重。假如是中國外交出问題的话，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偶然的擦枪走火，有關國家都爲各自强烈的民族情緒所左右，這很危險。毛澤東從朝鲜战爭之後，在外交上至少並没有走冒險主義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傳備战，但是没有敢主動向外冒險，还打開了中美關系，這是應該肯定的。
現在中國虛驕之氣非常强大。我希望中國別自以爲國家强大了，要取代美國成爲超级大國，發生冒險主義，至少最高決策者还要保持一點清醒的头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期許。
民間啓蒙已經開始，任重道远
最後，我覺得希望在民間。如果说希望領導人或者上層能有向前突破的舉動，我不抱希望。但我發現，实際上這些年来民間的思想非常活跃，思想已經多元化了。現在有一個撕裂現象，就是極左和極右都出現了，但真正比較理智的聲音，或者是说我稱之爲“正能量”的（跟上面認爲的“正能量”可能是两回事）的聲音，像我們現在在這討論的一些思想，实際上正在傳播開来。
如果说啓蒙，這些年来在一般的至少認字的民衆裏面，思想的啓蒙还是很明顯的。舉個我自己的例子，几年前我写的東西，常有人認爲是大逆不道或者驚世駭俗，現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見，包括政府裏面的工作人员，明白的人多起来了。那么假如要是出現類似蘇俄的那種變革，也不會出現几千萬党员站出来維護舊權力，不見得大家都會出来保卫原来的贪腐政權和原来的專制。
現在在體制內覺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這個啓蒙是不是还得繼續下去？当然还要繼續，因爲啓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衆的狂熱还在，还是非常愚昧的。还是脫離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維。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與原来真实的曆史人物和事实已經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啓蒙还是任重而道远我們还應該繼續努力，让理性的聲音得到傳播。盡管言論空間正在緊縮，好在現在的互聯網和微信的傳播力是是很難完全控制的。
转自：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