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同时也非常简单：两个囚徒被分别关押在不同囚室，若二人皆不招供，则警方便无从得到证据，只能无罪释放。但警方告知两个囚徒，先招供者可减刑，后者则罪加一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囚徒们多会选择主动招供以换取减刑，因为招供者知道，自己的同伴很有可能比自己更先招供，进而导致自己受到伤害。
囚徒困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两个囚徒都不是傻子，他们所做出的判断似乎是理性的，但是恰恰是这个理性判断，反而没有保证其利益的最大化（即二人均无罪出狱），在他们看来，抢得先机背叛对方，才是利益最大化的体现。
讲了这些关于囚徒困境的问题，读者诸君可能不明白，这和俺们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中国的草民们，大都是奉公守法的模范，在日本人时期多半都能领到良民证，在现在呢，也都能领到身份证、暂住证，这些人里，除了新闻里经常提到的那“一小撮”外，大概一辈子也不会成为囚徒的。
但是不然，窃以为，每个中国人都在同步程度地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
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人闯红灯大概已成为了民族传统，只要没有警察，车也不是很多（当然，后一条并不是必要条件），便总是会有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人民群众闯过去。但是，要知道，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起码不是世界上最强的，现在也不是那个“只争朝夕”的年代，闯红灯者应该不是为了一单几百万的合同或者61个阶级弟兄的生命去争分夺秒。但是他们所付出的，则是自己生命的危险，难道他们并不重视生命吗？当然不是，国人也许是一个最珍惜生命的族群——毕竟张悟本王林等等大师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那么又是什么使中国人放弃了能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即共同遵守交通秩序），而宁愿舍本逐末呢？
我曾经在与一名出租车司机聊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该司机首先大骂城管，说“这帮孙子”的所有日用品无一是自己购买的，都是搜刮民脂民膏所得，实乃一群败类蛀虫，云云。但是说着说着，司机话锋一转，提到自己就认识某一城管队长，此人在片区里下馆子从不花钱，某一次，这个司机就和该队长外出豪饮，至结账时，老板满脸堆笑，宣布免单。
“嘿嘿，你可不知道我们多有面子。”
此时此刻，这名司机竟然开始面露自豪的神情了。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已经能够看出问题所在，中国有规则，也制定了一些秩序，但是这种所谓的秩序并不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所有人。相反，它似乎是某种标准，它告诉大家：达到某种地位的人，就可以违反之。凡是能够不遵守秩序的，不是有权者，就是聪明人，当这些人破坏秩序或法律的时候，人们一开始痛恨其损害了自己的合法利益，但是久而久之，则演变成羡慕妒忌。所有人都认为，守法与否，只能证明能力与否，这与道德无关，一个人是否有权力，取决于其是否滥用权力，也就是说，权力不滥用，在中国就不能称之为权力。他必须要背叛某种法则，方可显出与众不同。
在囚徒困境之中，囚徒们是否获罪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犯罪，而在于他们是否选择（首先）背叛狱友。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是否值得尊敬，不在于我们的道德和情操，而在于我们是否背叛某种规则。虽然囚徒可以选择共同进退，并最终皆大欢喜，但他们不会如此。我们也可以老老实实地遵守一切规则，构建一个“河蟹社会”，但只有傻子才会真的相信——因为，我不去背叛，别人也会，而且会先于我背叛，并以此胜出。
据说，“囚徒困境”有一个相反的例子，那就是在新西兰，报亭多半是无人看守的，阅报者自觉投入硬币，并自行取报，从未有失窃之虞。看到这里，我们一定会慨叹新西兰人素质之高，堪为楷模，但是这并不是解决囚徒困境的关键所在。
囚徒困境之所以成为困境，关键是由于囚徒本身就置于一种不公平的环境之下，因为他们真正犯罪有否已经毫不重要，法律在这里并不起效，而是认罪减刑（plea bargain）的做法。而认罪减刑，即不合法，也不合乎于道德，更不公正。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同样存在于不公正之中，在这里，权力不受监督而导致滥觞，因此滥用权力已经从真正的当权者传播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其结果是无权者也跃跃欲试，以违反各种规则作为彰显自己的手段，因为他们（或者说，我们）认为：
1、 遵守规则是在助纣为虐；
2、 不遵守规则说明了我的权力与机智。
以上两个因素大概都是理性判断，似乎都能够最大化地体现出个人利益，因此，难怪人人都去闯红灯呢？难怪马路上的车辆都在千方百计地占取微不足道的便宜。难怪执法者也会去钓鱼执法（因为法律甚至都不被执法者自己所尊重）。难怪人们只尊重权力，而不是法律（因为法律被权力所控制，而非相反）。也难怪从买火车票到子女就学都要去托关系，而这种行为本身，从来都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道德上的负担。
当一个社会成为这样的权力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或法治社会的时候，不仅规则失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将陷入恶性循环：囚徒选择背叛，是因为利益模式告诉他，自己与另一囚徒处于“敌我”关系。我们选择背叛，是因为社会利益模式是利用与被利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之间毫无尊重，只有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别人收益，在某种程度上，本人便已经吃亏，因此必须抢先之。而所谓抢先，便只能恶性竞争，只能背叛社会、道德规则。
是的，我们都是囚徒，因为我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去选择背叛，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社会的权力架构本身就置我们于这一尴尬境地。如果你的身边都是谎言、阴谋和骗局，谁也不会成为清白的幸存者——“囚徒困境”乃是由于其处境而非囚徒本人所来决定。
在此，我只能冥想：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报亭也能够无人售卖，并无人偷窃。不过，它并不取决于卖报者或买报者，因为只要报纸上还有谎言，这一天就很难出现。
转自：雅典广场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评论 *
显示名称 *
邮箱 *
网站
Δ
喻家山人：中国式囚徒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同时也非常简单：两个囚徒被分别关押在不同囚室，若二人皆不招供，则警方便无从得到证据，只能无罪释放。但警方告知两个囚徒，先招供者可减刑，后者则罪加一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囚徒们多会选择主动招供以换取减刑，因为招供者知道，自己的同伴很有可能比自己更先招供，进而导致自己受到伤害。
囚徒困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两个囚徒都不是傻子，他们所做出的判断似乎是理性的，但是恰恰是这个理性判断，反而没有保证其利益的最大化（即二人均无罪出狱），在他们看来，抢得先机背叛对方，才是利益最大化的体现。
讲了这些关于囚徒困境的问题，读者诸君可能不明白，这和俺们中国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中国的草民们，大都是奉公守法的模范，在日本人时期多半都能领到良民证，在现在呢，也都能领到身份证、暂住证，这些人里，除了新闻里经常提到的那“一小撮”外，大概一辈子也不会成为囚徒的。
但是不然，窃以为，每个中国人都在同步程度地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
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人闯红灯大概已成为了民族传统，只要没有警察，车也不是很多（当然，后一条并不是必要条件），便总是会有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人民群众闯过去。但是，要知道，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起码不是世界上最强的，现在也不是那个“只争朝夕”的年代，闯红灯者应该不是为了一单几百万的合同或者61个阶级弟兄的生命去争分夺秒。但是他们所付出的，则是自己生命的危险，难道他们并不重视生命吗？当然不是，国人也许是一个最珍惜生命的族群——毕竟张悟本王林等等大师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那么又是什么使中国人放弃了能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即共同遵守交通秩序），而宁愿舍本逐末呢？
我曾经在与一名出租车司机聊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该司机首先大骂城管，说“这帮孙子”的所有日用品无一是自己购买的，都是搜刮民脂民膏所得，实乃一群败类蛀虫，云云。但是说着说着，司机话锋一转，提到自己就认识某一城管队长，此人在片区里下馆子从不花钱，某一次，这个司机就和该队长外出豪饮，至结账时，老板满脸堆笑，宣布免单。
“嘿嘿，你可不知道我们多有面子。”
此时此刻，这名司机竟然开始面露自豪的神情了。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已经能够看出问题所在，中国有规则，也制定了一些秩序，但是这种所谓的秩序并不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所有人。相反，它似乎是某种标准，它告诉大家：达到某种地位的人，就可以违反之。凡是能够不遵守秩序的，不是有权者，就是聪明人，当这些人破坏秩序或法律的时候，人们一开始痛恨其损害了自己的合法利益，但是久而久之，则演变成羡慕妒忌。所有人都认为，守法与否，只能证明能力与否，这与道德无关，一个人是否有权力，取决于其是否滥用权力，也就是说，权力不滥用，在中国就不能称之为权力。他必须要背叛某种法则，方可显出与众不同。
在囚徒困境之中，囚徒们是否获罪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犯罪，而在于他们是否选择（首先）背叛狱友。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是否值得尊敬，不在于我们的道德和情操，而在于我们是否背叛某种规则。虽然囚徒可以选择共同进退，并最终皆大欢喜，但他们不会如此。我们也可以老老实实地遵守一切规则，构建一个“河蟹社会”，但只有傻子才会真的相信——因为，我不去背叛，别人也会，而且会先于我背叛，并以此胜出。
据说，“囚徒困境”有一个相反的例子，那就是在新西兰，报亭多半是无人看守的，阅报者自觉投入硬币，并自行取报，从未有失窃之虞。看到这里，我们一定会慨叹新西兰人素质之高，堪为楷模，但是这并不是解决囚徒困境的关键所在。
囚徒困境之所以成为困境，关键是由于囚徒本身就置于一种不公平的环境之下，因为他们真正犯罪有否已经毫不重要，法律在这里并不起效，而是认罪减刑（plea bargain）的做法。而认罪减刑，即不合法，也不合乎于道德，更不公正。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同样存在于不公正之中，在这里，权力不受监督而导致滥觞，因此滥用权力已经从真正的当权者传播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其结果是无权者也跃跃欲试，以违反各种规则作为彰显自己的手段，因为他们（或者说，我们）认为：
1、 遵守规则是在助纣为虐；
2、 不遵守规则说明了我的权力与机智。
以上两个因素大概都是理性判断，似乎都能够最大化地体现出个人利益，因此，难怪人人都去闯红灯呢？难怪马路上的车辆都在千方百计地占取微不足道的便宜。难怪执法者也会去钓鱼执法（因为法律甚至都不被执法者自己所尊重）。难怪人们只尊重权力，而不是法律（因为法律被权力所控制，而非相反）。也难怪从买火车票到子女就学都要去托关系，而这种行为本身，从来都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道德上的负担。
当一个社会成为这样的权力社会而不是契约社会或法治社会的时候，不仅规则失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将陷入恶性循环：囚徒选择背叛，是因为利益模式告诉他，自己与另一囚徒处于“敌我”关系。我们选择背叛，是因为社会利益模式是利用与被利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之间毫无尊重，只有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别人收益，在某种程度上，本人便已经吃亏，因此必须抢先之。而所谓抢先，便只能恶性竞争，只能背叛社会、道德规则。
是的，我们都是囚徒，因为我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去选择背叛，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社会的权力架构本身就置我们于这一尴尬境地。如果你的身边都是谎言、阴谋和骗局，谁也不会成为清白的幸存者——“囚徒困境”乃是由于其处境而非囚徒本人所来决定。
在此，我只能冥想：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报亭也能够无人售卖，并无人偷窃。不过，它并不取决于卖报者或买报者，因为只要报纸上还有谎言，这一天就很难出现。
转自：雅典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