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历史的借鉴及公民行动的对策

近日参加广州民主圈的一个聚餐，吃饭过程中大家就清末、辛亥革命等近代史中关于民主变革的成败问题进行了争论，触发了我的一些灵感。

首先，我觉得我们的历史观或者说对待历史的态度需要调整。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后人不一定搞得清楚，尤其是一些较为复杂的事件。因此对历史问题作出某种定论也就不一定是客观准确的。文史研究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不一定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得出确定的结论。我们研究历史，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历史作一个评判甚至去追究责任，而是为了借鉴和警示当代人和后人，以解决当代和未来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研究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时候，不必言辞凿凿地说它肯定是怎样的，而应该是得出一个可能性，所有的证据、逻辑和心理分析都只不过是反映这种可能性的大小程度，即使别人有充足的理由指出其中某个证据或分析有问题，也往往只能降低这种可能性的程度，而不一定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样，大家自然会去思考、评估。很多人总是喜欢把话说得很绝对，以显示其权威性，仿佛不说肯定的话就枉为专业人士，由此而引起不必要的争吵，甚至发展到人身攻击，实在是有伤大雅，也不利于学术交流、研究。其实，谦逊一点，中肯一点，不等于自贬身价。

中国人一驳斥别人的时候就喜欢说“你傻呀”，然后用不容置疑的语气、神情进行驳斥，从而把观点之争变为人格、颜面之争，赢了的得意洋洋，输了的颜面尽失，由此而产生芥蒂，甚至为了颜面不惜动以拳脚。当今民主圈里这种现象也很普遍。

还有就是要有预案、对策意识。我是一枚工科男，搞工程监理的，对预案这个东西比较重视。预案意识正是绝大多数国人所缺乏的。中国的地震每次都救援不及时、不顺利，早些年就是因为没有预案，后来虽然有了预案，却也是用来应付的，根本就没有可操作性、指导性，预案管理就更谈不上了。

前面我说到，对复杂历史问题的研究得出的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其意义在于，我们要分析当前和未来是否还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存在，并且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那么，如何消除这种可能性，以及在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时候如何应对、处理。

有些人认为，清朝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开始要搞君主立宪，如果没有发生辛亥革命，也许中国早就实现了宪政民主。对于这个历史问题，我们也只能说很有这种可能。那么，当前或将来的中共高层会不会向宪政民主的方向走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么，如果中共高层向宪政民主的方向走，会不会在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于专制因子的减少及反当权派势力的增长，结果被某股势力趁虚夺取了政权，实行新的独裁专制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那么，该怎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就要有策略。一旦发生，如何应对？这就需要有预案。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或没有策略、不做预案，是对人民不负责任。

当今统治者也发出了一些像是要走宪政民主之路的信号，但很微弱，而且反反复复，很难确定其真实意图，而且对民间的公民活动打压很严厉。统治者为了顺利实施政改而力求稳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求稳定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压公民活动，这是很愚蠢的。一来，强力打压可能引发暴力式反弹，二来，没有成熟的、正常的公民活动，公民素质很难有普遍提高。目前提高民众素质的途径主要是网络上的思想启蒙，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是要实行宪政民主，民众素质普遍较低这是比较危险的。辛亥革命最终的失败在较大程度上是有这方面的原因。要提高公民素质，必须要有正常的公民活动。

这里所说的“要实行宪政民主，民众素质普遍较低这是比较危险的”，与中共说的“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的素质论不是一回事。要实行民主，人民没有一定的素质是肯定不行的。说得难听点，在一群猪里面实行民主搞得成吗？问题是，一、这个“一定的素质”是谁也说不清的，究竟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行呢？二、人民的素质是无法准确测定的，你怎么知道中国人的素质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了？凭什么说现在还不适合实行民主？

但是，人民素质越高，走民主道路的成功概率就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反之，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真要想走民主道路，就应该让公民活动正常滴开展起来。理性的、有序的小规模公民活动不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不过，即使统治者有走宪政民主这条路的想法，也不可能明确地说出来，或做得很明显，那样会导致保守派的强力阻挠和反击。这就需要民主派一次又一次一点一点地去触探，一步一步争取。这需要一些勇士。

当然，民主派的触探应理性进行，不可急于求成，不宜求规模大，更不能搞暴力活动，要有秩序、守规则。这种活动，形式重于内容。把这种形式维持下来、继续下去，内容上自然会有进步，因为真理定会战胜谬误、正义定会战胜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