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刘少明先生早前投给本网的文章，特于今日重新发布。刘少明先生已“被失踪”多日。现在重新发布本文，同时也是对刘少明先生的追念。
26年前的6月3日下午6点左右，接北京工人联合自治会常委刘强，赵炳禄的通知，进工自联大帳缝开个小会，广播站设在大帐篷内，播音员吕琼花在场。刘强、赵炳禄简单地说了几句，大意是，接内报今晚可能武力清场，并要我们签写了双联编号意外伤亡紧急联系人及地址。我的编号是00014，这是一个最恐怖，最好记的编号：”你你你一死”，这是在枪响之前签署的一份”生死状”，我终身难忘。
签署生死状后，刘强、赵炳禄给我们分配任务，部分人负责广场救护(我当时任广场救护)，部分人负责广场护卫，并准备了十多个自制洒瓶燃烧弹。2个法国还是德国记者给我们20多人录了集体像，并在一瘦高的青年的白衬衫上大家签名。签署生死状。录像及白衬衫签名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见证。
晚上11点左右。枪声划破夜空从西边传来。一辆装甲車冲进广场，顿时整个广场数万人紧张起来，纷纷逃离。军队一路枪声开路邸达新华门，就在新华门附近有人中枪，我跟几个市民拦着一个”板爷”把中枪者送到南池子里面的医院后，立马折返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总部帳篷。接近广场西北角时只见工治联帐篷一片火海。再也找不到一个北京工自联工作人员了，这时的时间是6月4日凌晨1点左右了。
回到广场后，高音喇叭不断人重复”这是一场有预谋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暴乱”，并恐吓市民学生马上离开广场。否则按反革命爆乱分子论处。有一些学生市民陆续离开广场，我则向广场东北角历史博物馆走去，那里有一条树荫道相对要安全点。这时军队己经占领了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突然，从我左侧的树荫道冲出五名学生(三男二女)在长安街的东南边，头裹着有字的白布，向军人打着V字形手势。军人对着他们开了数十枪，沒有人中弹，学生惊吓后又回头向军人打着V字形手势，这时一个军官从一士兵手中夺过冲锋枪，换上弹夹对着学生一阵扫来，当场击倒两名前面的男生，片刻，两学生从血地上爬起来，继续朝军人打着V字形手势，旁边几个学生拖劝不下。又是一阵枪响，四个学生倒地，我再也没有看见他们站起来了。开枪的还是那个军官(此番描述今后一定能找到那做恶的军官)。因为我距学生十多米，距军人不到百米。
5分钟后红十字救护车把他们拉走。这一刻还有一位在树阴道上中流弹的女孩，中弹部位是左脚踝，最后是市民用自行车把她拖离现场的。
据我现场经历看到，东是从历史博物馆内湧出来的军人，西是从人民大会堂内湧出来的军人，北是从天安门内湧出来的军人。开枪的军人是由西长安街沿东进的部队。广场南则是留给学生市民疏散的口。众多红十字救护车来回在广场穿梭，且枪声不断，我不知道死伤多少人。此刻我只做历史真实的记录，情感悲愤暂放一边，还原真实的历史权威，我现在必须要动笔了。捍卫历史的真实，我愿担当一切风险！
6月4日凌晨2点多，北京当局的高音喇叭还在不断的喧嚣。恐怖气氛令人窒息。近3点，突然整个广场华灯熄灭，这是第二次熄灯，再也没亮了。一种大限到来濒死的恐怖紧锁心头。 北京高校联合自治会(简称高自联)的广播不断在播喊，催促着留在广场的学生和市民赶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靠拢集聚，抱团坚守以策安全。这时装甲车轧毁了广场所有的帐篷，士兵也由北向南搜索包操过来。听撤到纪念碑前的学生哭诉，帐篷内还有不肯撤离及睡觉的学生被辗轧，广场多处躺有尸体。我刻骨铭心的感觉到这场屠杀是不会仁慈而止了。即使侥幸活着，今后也必遭清算。经历过这样残暴的一刻而活下来的生命，今后还有什么不能面对和承受的事呢？
集聚在纪念碑前的学生和市民大约三千左右，围绕在纪念碑台阶下听高自联广播，并唱着国际歌和候德键的”亚洲的东方一条龙”，壮胆鼓气抗争。军方迅间把喇叭打哑，鸣枪警示，投置催泪瓦斯弹，勒今学生市民限时离开广场。鉴于此刻的危险，刘晓波、侯德健、高新、周舵(四人最后绝食团，他们绝食了三天)等学生领袖召集学生市民表决”坚守”还是”撤离”，我当时个人觉得”坚守”的呼声高于”撤离”，但最后宣布表决的结果是”撤离”。但我认为宣布”撤离”是理智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没有底线没有人性的残暴的党家机器。为了确保安全撤离，刘晓波、候德健等学生领袖跟军方谈判，经军方请示上级承诺，不身后追击，并在广场的西南角让出一个10米宽的通道。
刘晓波，候德健等学生领袖谈判代表回到纪念碑台阶上的高自联总部，部署撤离工作和事项，军方也三番几次催促要求尽快撤离。 冥冥之中大家达成一种默契，一定要等到天亮才撤。
6月4日早上5点，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召集各自学校学生打着横幅标语及校旗，六人一排，流着泪水或低声哭泣，或唱着国际歌，穿过10米军警人墙通道，走完了人生最悲怆的千米军警人墙之路。刘晓波先生殿后，我随最后一拨人群离开了广场，之后整个广场周边全面封锁。此时近6月4日早上6点，全北京城一片浸在瓦斯弹的迷雾之中。
我跟着队伍的队尾，绕过人民大会堂走向长安街，在西单路口脱了队，后听说一辆失控的坦克冲向散落学生人群，又辗轧了两名学生，但我没目击。在西单路口长安街上我独自一人向西行，长安街上50米停放一台军用卡车，一直沿停到公主坟。军用卡车很旧，锈迹斑斑，车箱装有三分之一的砖块石头，而整个长安街上到处是石头砖块，跟军車車箱所载石头砖块类似。也就是说“暴乱”现场的石头砖块有一部分来自军用卡车上。
军車上有的载有军人，有的军人在卡车边成堆站立，驾驶员下车后在车轮下捣鼓几下，好像是修车，只见液体流出，军人马上离开军车，我回头向后一望军车着火了，却不见军人救火。看电视后才明白，十里长安街航拍暴乱烧军车是这样发生的。隔一台就有军车被烧，军人以连为单位围坐建筑物的台阶下，没有救火情节。
6月4日早上7点左右，长安街，数百辆坦克由西向东今驶去。我一路向西走走停停观望，碰巧遇见北京工自联战友小丁，小丁是东北人，一个帅气阳光的小伙子，昨晚也在广场。他姑父就在前面长安街的冶金设计院或研究所大院里，姑父叫吴怀隶，是一个工程师，也是东北人。非常同情大学生及我的遭遇，小丁把我带到他姑父家，在他姑父家吃了早餐洗了个澡，他姑父问我包里有什么东西?我说，有笔记本，传单，及表格。他姑父说这样太危险了，并要我拿出来他替我保管，我信任他，全都交给他了。我出狱后到北京找到小丁姑父取东西，小丁姑父说东西太危险了他己处理了，小丁也出国了。从此跟北京工自联的战友们失联了，刘强、赵炳禄、韩东方、岳武、王铁、老李等等都找不到了。
十点半左右，我离开了小丁姑父家，向长安街西边走去，路上碰见一个沒有带武器的娃娃兵，他正被愤怒的市民追打，我劝阻了还替他挡了几拳，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再住前走几百米，一辆坦克抛锚在路边，市民围了过去，爬上坦克从驾驶仓内逼出了一个中尉军官，市民们暴打了该军官一顿。奇怪的是坐在50米开外的一个连的军人竟没有一个人去搭救他。是军人良心在 忏悔 ？还是有人有意这样安排？难怪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有军人被打，被吊的画面。按常理这种状况绝不可能出现。莫非市民中真有”歹徒”？事后我走向哪50米开外围坐一个连的士兵，找到上尉连长，山西人。问及你们为什么不去搭救那坦克兵呢？连长回答说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就在这里围坐，并低声告诉我，我们一个多月沒看电视了，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来北京执行命令。具体执行什么任务不知道。我也无暇辩别他说的是真是假，暗想，一个被党军控制的基层军人是可悲可哀的，因为他没有国家和人民的意识，只有党的意识，该是多么可怕的啊！
中午在长安街绿化带小休了一下，继续往西走，沿途情况跟上述一样，走走停停下午3点多到了公主坟。我打算往东北走，去北京师范大学找我到北京第一个认识的同学郑贞福，他也是一个学生领袖。又饥，又困，又累，花了随身唯一的5块钱，找了个北京”板爷”直达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学郑贞福缩舍，郑同学给我买饭打水，还不放心我住旅馆，专程把我送到他导师晁福林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给了我一百元钱和一封家信，要我去他家乡给他父母报个平安，他家在河南省太康县珠口镇后郑村。从此，我就踏上了流亡之路。出狱后我又来到北京看望了晁福林教授和吴怀隶先生，那是一九九一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