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先生有一个小小说，叫《雄辩症》，说的是一个患上“厚皮逻辑症”的人去看医生，医生对他外科手术后无效，改用内科治疗，给他配了《逻辑学》的药，不料服用后出现新的症状。病人又去看医生，于是有了下面这样的对话。 医生说：“请坐！” 此公说：“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不坐的权利吗？” 医生无可奈何，知道此公曾有过的事情，于是倒了一杯水给他，说：“请喝水吧。” 此公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搀入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说：“我这里并没有放毒药嘛。你放心！” 此公说：“谁说你放了毒药？难道我诬陷你放了毒药？难道检察院的起诉书上说你放了毒药？我没说你放毒药，而你说我放了毒药，你这才是放了比毒药更毒的毒药！” 医生毫无办法，便叹了一口气，换一个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 此公说：“纯粹是胡说八道！你这里天气不错吗？即使是天气不错，并不等于全世界的天气不错，比如北极就在刮寒风，漫漫长夜，冰山正在撞击……” 医生说：“我说的今天天气不错，一般是指本地，不是全球嘛。大家也都是这么理解的嘛！” 此公说：“大家都理解的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大家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吗？……” 王蒙先生描述的大概是不少中国人熟练运用“辩证法”的“厚皮逻辑”，这是一种很难治愈的恶疾，病根不在于缺乏逻辑，而在于滥用逻辑，当然是那一套可以让人无休无止“雄辩”下去，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诡辩逻辑。 虽说是“厚皮逻辑”，但其实“厚皮”的不是逻辑（逻辑只有正确与谬误之分），而是无羞耻地运用谬误逻辑的人。精神心理病研究者们把“厚脸”解释为一种与羞耻防卫有关的“自恋个性失调”（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盖巴德（Glen Gabbard）在《两种自恋个性失调症》（Two Subtypes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中把这类失调归为两种，一种是“厚皮”，也就是以傲慢、嚣张、泼皮、强词夺理来进行自我护卫（自恋）。另一种是“脸薄”，也就是特别敏感、害羞、害怕与别人起冲突，因此以躲避和隐藏来进行自我保护。厚皮和脸薄的人格心理失调都会妨碍一个人与他人的正常交往，也都不能胜任人际正常交往所需要的理性清明的公共说理。有这两种人格失调的人都会把被别人说服或者承认别人比自已说得在理看成是“丢脸”、“失败”或“屈服”。运用厚皮逻辑的雄辩者往往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在无理取闹，而是因为有不适当的自我防卫心理需要，所以会不择手段地阻止他们想象中的丢脸或失败。 在一个习惯于用高度敌情和战斗观念来看待个人意见和言论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总是不能容忍言论自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或敌我对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识的一种常态和过程。对言论之间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因异而仇，并且“仇必仇到底”，拒绝“仇比和而解”。这种情况在口诛笔伐式的大批判、大辩论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是“雄辩症”和“厚皮逻辑”的病根所在。 雄辩症和厚皮逻辑如今也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一些人群中继续蔓延，连当教授的也难以幸免。孔庆东在《第一视频》中便有此雄辩：“谁说朝鲜人民正在挨饿了？我刚刚从朝鲜回来，朝鲜人民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们，但是并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饿了吗？你80年代的时候挨饿了吗？我任何时代都没有挨过饿，我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挨饿，而且也没有看到周围一个人挨过饿。从60年代到现在，中国人民吃得好好的，红光满面的，你看我身体，那块儿像挨过饿的样子？” 一般网民的此类雄辩更是随处可见：“‘文革’武斗杀了太多人？怎么你没死啊？怎不说你们美国干爹杀了多少印第安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人？你家里死了几口人？你爹妈又怎样生下你的？”这样的雄辩在网络上“五毛”与“美狗”之间的对决和对骂中每天都在发生，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恶疾。 “雄辩症”（包括它的厚皮逻辑）为什么是一种公共话语的恶疾呢？它的危害又在哪里呢？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在《教育片论》中谈到了这些问题和与儿童说理教育的关系。 首先，雄辩症混淆了说理和辩论的目的。它错误地认为雄辩不是为了明理，而只是为了在口角中争胜。洛克说：真正的说理用途和目的“在于获得关于事物的正确观念，对事物作出正确判断，区分出真与假，是与非，并依此行动。那么，切不可让您的儿子在争辩的技术和形式中长大，……不可让他羡慕别人争辩。除非您真不想他成为一个能干的人，而是成为一名无足轻重的口角者，在与人争辩中固执己见，以驳倒他人为荣，更有甚者，就是怀疑一切，认为在争辩中不可能找到真理之类的东西，找到的只能是胜利”。其次，雄辩症使人思想阻滞，变得看不到也不愿服从明白的道理和清晰的论据，“不管别人已经给出了多么完善和令人满意的答复，只要能找出些含糊的语言，他便继续与人争辩，一方面挑起口角，另一方面一定要争出个高下来”。争论的一方患有雄辩症就已经非常糟糕，要是双方都患有此症，争论便成为一场必须战斗到底、消灭对方的口舌肉搏战。 再者，雄辩症的结果是越善辩越不文明，善辩成为一种对别人进行刁难和伤害的手段，成为“最不真诚、最不适当的行为”。你说“文革”武斗，他就硬说你有“美国干爹”，你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他就把生下你的爹妈也捎带进去。雄辩症的不文明在于它的争辩总是对人不对事，而不是对事不对人，而且对人的态度还特别恶劣，尖酸刻薄，充满了敌意。 不少人从小在大批判、大辩论中学会了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言辞嚣张，长大成人后，他们仍然以为辩论就该是这个样子，浑然不知这种形同泼皮的厚皮纠缠根本就不是有教养的说理逻辑。洛克认为，对于儿童的教育来说，专门学习辩论并没有好处，他建议将与说理有关的“修辞和逻辑这两门学科，按照通常的办法，随着文法来学习便可”。这是因为，“真理是需要经由成熟的、适宜的思考才能发现，并获得支持，而不是经过人为的激烈措词和辩论的方法就能得到的”。文法让人学会如何把成熟的、适宜的思考结果清楚地表达出来，而这才是真正需要用到修辞和逻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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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中国人的雄辩是一种公共话语的恶疾
王蒙先生有一个小小说，叫《雄辩症》，说的是一个患上“厚皮逻辑症”的人去看医生，医生对他外科手术后无效，改用内科治疗，给他配了《逻辑学》的药，不料服用后出现新的症状。病人又去看医生，于是有了下面这样的对话。
医生说：“请坐！”
此公说：“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不坐的权利吗？”
医生无可奈何，知道此公曾有过的事情，于是倒了一杯水给他，说：“请喝水吧。”
此公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搀入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说：“我这里并没有放毒药嘛。你放心！”
此公说：“谁说你放了毒药？难道我诬陷你放了毒药？难道检察院的起诉书上说你放了毒药？我没说你放毒药，而你说我放了毒药，你这才是放了比毒药更毒的毒药！”
医生毫无办法，便叹了一口气，换一个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
此公说：“纯粹是胡说八道！你这里天气不错吗？即使是天气不错，并不等于全世界的天气不错，比如北极就在刮寒风，漫漫长夜，冰山正在撞击……”
医生说：“我说的今天天气不错，一般是指本地，不是全球嘛。大家也都是这么理解的嘛！”
此公说：“大家都理解的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大家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吗？……”
王蒙先生描述的大概是不少中国人熟练运用“辩证法”的“厚皮逻辑”，这是一种很难治愈的恶疾，病根不在于缺乏逻辑，而在于滥用逻辑，当然是那一套可以让人无休无止“雄辩”下去，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诡辩逻辑。
虽说是“厚皮逻辑”，但其实“厚皮”的不是逻辑（逻辑只有正确与谬误之分），而是无羞耻地运用谬误逻辑的人。精神心理病研究者们把“厚脸”解释为一种与羞耻防卫有关的“自恋个性失调”（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盖巴德（Glen Gabbard）在《两种自恋个性失调症》（Two Subtypes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中把这类失调归为两种，一种是“厚皮”，也就是以傲慢、嚣张、泼皮、强词夺理来进行自我护卫（自恋）。另一种是“脸薄”，也就是特别敏感、害羞、害怕与别人起冲突，因此以躲避和隐藏来进行自我保护。厚皮和脸薄的人格心理失调都会妨碍一个人与他人的正常交往，也都不能胜任人际正常交往所需要的理性清明的公共说理。有这两种人格失调的人都会把被别人说服或者承认别人比自已说得在理看成是“丢脸”、“失败”或“屈服”。运用厚皮逻辑的雄辩者往往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在无理取闹，而是因为有不适当的自我防卫心理需要，所以会不择手段地阻止他们想象中的丢脸或失败。
在一个习惯于用高度敌情和战斗观念来看待个人意见和言论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总是不能容忍言论自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或敌我对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识的一种常态和过程。对言论之间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因异而仇，并且“仇必仇到底”，拒绝“仇比和而解”。这种情况在口诛笔伐式的大批判、大辩论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是“雄辩症”和“厚皮逻辑”的病根所在。
雄辩症和厚皮逻辑如今也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一些人群中继续蔓延，连当教授的也难以幸免。孔庆东在《第一视频》中便有此雄辩：“谁说朝鲜人民正在挨饿了？我刚刚从朝鲜回来，朝鲜人民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们，但是并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饿了吗？你80年代的时候挨饿了吗？我任何时代都没有挨过饿，我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挨饿，而且也没有看到周围一个人挨过饿。从60年代到现在，中国人民吃得好好的，红光满面的，你看我身体，那块儿像挨过饿的样子？”
一般网民的此类雄辩更是随处可见：“‘文革’武斗杀了太多人？怎么你没死啊？怎不说你们美国干爹杀了多少印第安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人？你家里死了几口人？你爹妈又怎样生下你的？”这样的雄辩在网络上“五毛”与“美狗”之间的对决和对骂中每天都在发生，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恶疾。
“雄辩症”（包括它的厚皮逻辑）为什么是一种公共话语的恶疾呢？它的危害又在哪里呢？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在《教育片论》中谈到了这些问题和与儿童说理教育的关系。
首先，雄辩症混淆了说理和辩论的目的。它错误地认为雄辩不是为了明理，而只是为了在口角中争胜。洛克说：真正的说理用途和目的“在于获得关于事物的正确观念，对事物作出正确判断，区分出真与假，是与非，并依此行动。那么，切不可让您的儿子在争辩的技术和形式中长大，……不可让他羡慕别人争辩。除非您真不想他成为一个能干的人，而是成为一名无足轻重的口角者，在与人争辩中固执己见，以驳倒他人为荣，更有甚者，就是怀疑一切，认为在争辩中不可能找到真理之类的东西，找到的只能是胜利”。
其次，雄辩症使人思想阻滞，变得看不到也不愿服从明白的道理和清晰的论据，“不管别人已经给出了多么完善和令人满意的答复，只要能找出些含糊的语言，他便继续与人争辩，一方面挑起口角，另一方面一定要争出个高下来”。争论的一方患有雄辩症就已经非常糟糕，要是双方都患有此症，争论便成为一场必须战斗到底、消灭对方的口舌肉搏战。
再者，雄辩症的结果是越善辩越不文明，善辩成为一种对别人进行刁难和伤害的手段，成为“最不真诚、最不适当的行为”。你说“文革”武斗，他就硬说你有“美国干爹”，你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他就把生下你的爹妈也捎带进去。雄辩症的不文明在于它的争辩总是对人不对事，而不是对事不对人，而且对人的态度还特别恶劣，尖酸刻薄，充满了敌意。
不少人从小在大批判、大辩论中学会了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言辞嚣张，长大成人后，他们仍然以为辩论就该是这个样子，浑然不知这种形同泼皮的厚皮纠缠根本就不是有教养的说理逻辑。洛克认为，对于儿童的教育来说，专门学习辩论并没有好处，他建议将与说理有关的“修辞和逻辑这两门学科，按照通常的办法，随着文法来学习便可”。这是因为，“真理是需要经由成熟的、适宜的思考才能发现，并获得支持，而不是经过人为的激烈措词和辩论的方法就能得到的”。文法让人学会如何把成熟的、适宜的思考结果清楚地表达出来，而这才是真正需要用到修辞和逻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