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三匝
缩小差距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自由
萧三匝:保守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结果平等和福利国家,这是否意味着你不赞同罗尔斯?
刘军宁:他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我对他是不赞同的。
萧三匝:那保守主义对经济平等怎么看?
刘军宁:如果经济上的平等是指人人开公司的权利,那保守主义最重视不过了;如果说经济上的平等是均富,那保守主义坚决反对。
萧三匝:那你赞成缩小贫富差距吗?
刘军宁:我当然赞成缩小贫富差距。但是反对用压制民间资本的方式,反对用增加官富的方式来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差距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自由,如果你要让政府权力来缩小差距的话,只能扩大差距。中国的现在贫富差距是实行资本主义造成的,还是权钱勾结造成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是一个谎言,我只看到权贵,没有看到资本主义。
萧三匝:但权贵的自由与弱者的自由的内涵和质量显然是不同的,权贵有一掷千金的自由,有穷奢极欲的自由,但弱者可能只有维持生存的自由。也就是说,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不可能是完全自主自立的,总是会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刘军宁:恰恰是自由越充分的地方,基尼系数相对才低,经济上越不自由的地方,基尼系数才越高。
萧三匝:但即便实行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大家的机会都比较平等,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可能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
刘军宁:没有可能,你举一个例子说我听听。
萧三匝:从逻辑上来讲,因为每个人天生禀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出生在偏远山区和出生在富豪家里的两个孩子,这两个人都很聪明,但是因为他们接触的信息不一样,他们的机会就不可能平等,最终结果自然也不可能平等。
刘军宁:这是静态的看法。财富是流动的,人死了也带不走,它就会产生倒手,有倒手,新人就有机会。只要社会是充分自由的,财富、机会就会在社会各界当中不断循环。恰恰是没有自由,你阻止它循环了,那穷人就永远是穷人了。
萧三匝:可能长期而言,你说的这个规律是存在的,但短期内的不平等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事实。
刘军宁:那你要追求长期的平等还是短期的平等?
萧三匝:那在实现自由民主的基础之上,还需不需要去调整结果平等?
刘军宁:我认为由政府来调整越少越好,由民间来调整越多越好。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国家,也是慈善最多的国家。我们相信共同的人性,你看不下去了就会救助别人,现在北京人不是连小狗小猫被打都看不下去了吗?恰恰是富人越多,给穷人帮助的可能性才越大,如果大家都是穷人的话,谁帮谁呢?所以我反对一种相濡以沫的社会,我希望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说明这个沟里面已经没什么水了,大家不久都要死了。相濡以沫感人,但是糟糕;相忘于江湖冷酷,但是人人活得自在。我希望大家最好别被逼到相濡以沫的境地。
萧三匝:但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现实社会中,过分地强调自由和过分地强调平等,都会是灾难。
刘军宁:这又是一个最常见的错误,我即便过分强调什么,社会也绝不可能按照我说的办。这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局面,因为社会是自动平衡的,当一部分人强调一些东西,一定会有另外一部分人强调另外一些东西,我们要相信思想的自由市场。
我为什么要强调反对国家去干预经济,反对国家去强制地均贫富?因为我知道我随便怎么说,国家都不可能全盘接受我的看法,我怎么强调都只能打动一小部分人,所以我再怎么强调自由都不过分,我强调够了都不一定够,我要强调不够的话就更不够了,我只能朝够了去强调。我明知我说的绝对不可能被国家全盘接受,我就可以放开说了,这样起码能给一些人以警醒,对不对?
萧三匝:思想人物是不是就应该保持纯粹?
刘军宁:要把你坚持的道理说透。
不要问要不要救火,要问怎么救
萧三匝:还有一个悖论性的问题,保守主义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有人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有推进现代化的责任,因此在这个重要的过渡阶段政府需要维持较大的权力。你怎么看改革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刘军宁:转型是为了摆脱威权专制,而你要塑造一个威权专制来转型的话,这就不是转型了。另外,在转型过程当中,威权是你怎么消解它都还在那个地方的,你不需要树立它都很强大,如果说威权本身很弱小了,中国已经不存在转型的问题了。所以不存在说咱们怎么样塑造一个强大的威权以实现转型的问题。
你要知道,在转型时期,一个政权要加强权威的话,他必须有民心,这就是一个悖论了。你想在转型过程当中树立一个新权威,它的威信从哪儿来?晚清末年,朝廷已经搞预备立宪了,可是社会已经对朝廷没有信心了,不给它时间了。
所以,转型一定要从削弱国家的权力开始,而不是从强化国家的权力开始。
萧三匝: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赞成政府应该少干预市场,但资本主义必然面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到来后,几乎所有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人物,都会选择用政府的力量干预市场,这是为什么?
刘军宁: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在于人的能力的有限性。经济危机是人造成的,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哪儿有人哪儿就有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出来已经很多年了,它能避免经济危机吗?凯恩斯主义假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它解决不了,它甚至加重了这个问题,比如说美国金融危机跟“两房”有关系,“两房”恰恰是凯恩斯主义的产物,是大萧条时代罗斯福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吞下的两幅药,这次发作了,药本身造成了新的危机。
萧三匝:在危机很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是不是也不尽情理?
刘军宁:你家失了火,你没有能力去救,消防人员当然要去救火,但是他必须尽可能地不破坏原状,而且一旦完成任务,应该第一时间撤出,不能救完火就在人家家里住下来了。
火灾发生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救的,但你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救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救,结果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政府对花旗银行、对福特,它是通过购买它们的一些股权,然后在资本市场上退出这种方式来救的,这完全是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救。所以我们不要问要不要救火,要问怎么救。
来源:辣笔萧三匝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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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怎么强调自由都不过分
作者:萧三匝
缩小差距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自由
萧三匝:保守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结果平等和福利国家,这是否意味着你不赞同罗尔斯?
刘军宁:他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我对他是不赞同的。
萧三匝:那保守主义对经济平等怎么看?
刘军宁:如果经济上的平等是指人人开公司的权利,那保守主义最重视不过了;如果说经济上的平等是均富,那保守主义坚决反对。
萧三匝:那你赞成缩小贫富差距吗?
刘军宁:我当然赞成缩小贫富差距。但是反对用压制民间资本的方式,反对用增加官富的方式来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差距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自由,如果你要让政府权力来缩小差距的话,只能扩大差距。中国的现在贫富差距是实行资本主义造成的,还是权钱勾结造成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是一个谎言,我只看到权贵,没有看到资本主义。
萧三匝:但权贵的自由与弱者的自由的内涵和质量显然是不同的,权贵有一掷千金的自由,有穷奢极欲的自由,但弱者可能只有维持生存的自由。也就是说,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不可能是完全自主自立的,总是会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刘军宁:恰恰是自由越充分的地方,基尼系数相对才低,经济上越不自由的地方,基尼系数才越高。
萧三匝:但即便实行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大家的机会都比较平等,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可能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
刘军宁:没有可能,你举一个例子说我听听。
萧三匝:从逻辑上来讲,因为每个人天生禀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出生在偏远山区和出生在富豪家里的两个孩子,这两个人都很聪明,但是因为他们接触的信息不一样,他们的机会就不可能平等,最终结果自然也不可能平等。
刘军宁:这是静态的看法。财富是流动的,人死了也带不走,它就会产生倒手,有倒手,新人就有机会。只要社会是充分自由的,财富、机会就会在社会各界当中不断循环。恰恰是没有自由,你阻止它循环了,那穷人就永远是穷人了。
萧三匝:可能长期而言,你说的这个规律是存在的,但短期内的不平等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事实。
刘军宁:那你要追求长期的平等还是短期的平等?
萧三匝:那在实现自由民主的基础之上,还需不需要去调整结果平等?
刘军宁:我认为由政府来调整越少越好,由民间来调整越多越好。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国家,也是慈善最多的国家。我们相信共同的人性,你看不下去了就会救助别人,现在北京人不是连小狗小猫被打都看不下去了吗?恰恰是富人越多,给穷人帮助的可能性才越大,如果大家都是穷人的话,谁帮谁呢?所以我反对一种相濡以沫的社会,我希望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说明这个沟里面已经没什么水了,大家不久都要死了。相濡以沫感人,但是糟糕;相忘于江湖冷酷,但是人人活得自在。我希望大家最好别被逼到相濡以沫的境地。
萧三匝:但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现实社会中,过分地强调自由和过分地强调平等,都会是灾难。
刘军宁:这又是一个最常见的错误,我即便过分强调什么,社会也绝不可能按照我说的办。这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局面,因为社会是自动平衡的,当一部分人强调一些东西,一定会有另外一部分人强调另外一些东西,我们要相信思想的自由市场。
我为什么要强调反对国家去干预经济,反对国家去强制地均贫富?因为我知道我随便怎么说,国家都不可能全盘接受我的看法,我怎么强调都只能打动一小部分人,所以我再怎么强调自由都不过分,我强调够了都不一定够,我要强调不够的话就更不够了,我只能朝够了去强调。我明知我说的绝对不可能被国家全盘接受,我就可以放开说了,这样起码能给一些人以警醒,对不对?
萧三匝:思想人物是不是就应该保持纯粹?
刘军宁:要把你坚持的道理说透。
不要问要不要救火,要问怎么救
萧三匝:还有一个悖论性的问题,保守主义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有人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有推进现代化的责任,因此在这个重要的过渡阶段政府需要维持较大的权力。你怎么看改革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刘军宁:转型是为了摆脱威权专制,而你要塑造一个威权专制来转型的话,这就不是转型了。另外,在转型过程当中,威权是你怎么消解它都还在那个地方的,你不需要树立它都很强大,如果说威权本身很弱小了,中国已经不存在转型的问题了。所以不存在说咱们怎么样塑造一个强大的威权以实现转型的问题。
你要知道,在转型时期,一个政权要加强权威的话,他必须有民心,这就是一个悖论了。你想在转型过程当中树立一个新权威,它的威信从哪儿来?晚清末年,朝廷已经搞预备立宪了,可是社会已经对朝廷没有信心了,不给它时间了。
所以,转型一定要从削弱国家的权力开始,而不是从强化国家的权力开始。
萧三匝: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赞成政府应该少干预市场,但资本主义必然面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到来后,几乎所有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人物,都会选择用政府的力量干预市场,这是为什么?
刘军宁: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在于人的能力的有限性。经济危机是人造成的,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哪儿有人哪儿就有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出来已经很多年了,它能避免经济危机吗?凯恩斯主义假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它解决不了,它甚至加重了这个问题,比如说美国金融危机跟“两房”有关系,“两房”恰恰是凯恩斯主义的产物,是大萧条时代罗斯福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吞下的两幅药,这次发作了,药本身造成了新的危机。
萧三匝:在危机很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是不是也不尽情理?
刘军宁:你家失了火,你没有能力去救,消防人员当然要去救火,但是他必须尽可能地不破坏原状,而且一旦完成任务,应该第一时间撤出,不能救完火就在人家家里住下来了。
火灾发生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救的,但你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救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救,结果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政府对花旗银行、对福特,它是通过购买它们的一些股权,然后在资本市场上退出这种方式来救的,这完全是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救。所以我们不要问要不要救火,要问怎么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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