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末，从海淀区看守所取保候审两个月后，和密友网络聊天时，资深NGO行动者和写作者A，失口说出自己被单独关押了一百多天，除了守卫和审讯的警察，谁也没有见过。一经保释便进了医院手术室。单独关押及酷刑的心理后果显而易见，独处家中的A坦陈自己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审讯初期，警察对她说：“我要挽救你这样的人”。取保候审时，警察对她说：“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又说“中国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警察对她说的话虽然不代表警方当局，但也意味深长。
和A同月被抓捕的郭玉闪，2015年4月15日被移交到海淀区看守所等待起诉。检察院最迟需在5月15日作出决定。郭玉闪创办的传知行已经关闭，机构研究报告和印刷品一万九千册为郭玉闪及其同事何正军“非法经营”的唯一罪证。郭玉闪和A，称得上属于同一类的中国本土务实NGO的行动者和思考者，是什么令他们的遭遇产生差异？偶然性和随意性在具体个案可能起重要作用，传知行和警察系统各自的内在冲突也能作出基本解释。[1]本土NGO和国际机构都因此身处困境。
土气的传知行
简单形容郭玉闪治理下的传知行，那就是土气。土在这里的含义是：观念上具有浓厚的传统文人和江湖侠义色彩；研究及行动上扎根本土；适应警察治理过程中“土”方应对。
儒与侠
被禁足不能外出抑或因政治形势不得不离京客居时，郭玉闪的古体诗产出丰盛。他创作的绝句和律诗，吟诵过庐山东林大峡谷和北京京郊潭柘寺之游历、当代形式的九寨沟和惠州“流放”经历，更多地咏怀身陷囵圄的友人和令其扼腕的时事。诗作的意象和典籍的引用，透露出郭玉闪相对熟悉并经常阅读民国以前的文本。作七言绝句为经济学家科斯101岁祝寿和敬赠毛泽东秘书李锐，报答知遇之恩。擅长书法的传知行同事、继任所长黄凯平，将绝句写了条幅，装裱了送到两位老人手中。倘若机缘凑巧，与南京古琴大师熟悉的传知行同事，恐怕要安排现场演奏《广陵散》以表心意了。而同事兼憨厚大哥杨子立，估计八年监狱生活推高了他的围棋棋力，手谈功夫了得。这，便是传知行不为人熟知的机构文化。
脑子由芝加哥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民等西方现代观念武装、声称最大的愿望是专心做学问的郭玉闪，灵魂却是沉淀了几百年的中国老式文人。得机会，出而济世；政治逼迫，退而涵养。作为传统文人意味着与政治妥协，某种程度上承认文人的无力和强权的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学不能致用，积极当社会谋士，亲近底层和被压抑的群体，为其代言。策略上，多以道德、道义之名回避直接冲突，与体制内倾向改革的开明者互动对话。固然有风险和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总体认为当权者可以容忍其存在。这些观念在机构工作方面，不管是以机构名义还是以个人名义，详尽地体现为传知行的人道救助社会参与。这使得传知行和公盟十分不同。虽然也回避明说，以大爱等言辞提倡新公民理念的公盟，在新公民运动中更倾向于政党运动运作，将坐牢视为必然和社会运动资本。而传知行在机构管理上，还在谨慎地向现代企业管理方式转型，并且努力运用技术手段去除政治敏感度。
郭玉闪很自豪地称传知行是“兄弟平台”，机构核心成员男性占绝大多数，团队成员之间关系亲密，对机构和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远远高于一般的NGO团队。机构成员的薪资福利，成员之间的感情联接，颇有重平等结果的乌托邦色彩。团队成员平时工作、生活各方面相互支持，宛若一个豪爽厚道的侠义江湖。这股侠义之气也体现在机构社会行动能力方面，包括低调救助结石宝宝群体，不顾争议坚持做送饭党，协助陈光诚逃出山东送入美使馆后全身而退，如果说和传知行机构没关系，那也是传知行团队不冠名完成的。
本土研究
现有制度框架下，纵使有阿拉善、壹基金以及各种企业、传媒成立的基金会，草根NGO完全通过国内基金会或公众筹款维系独立运作的可能性很低。海外基金依旧是草根NGO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加快了中国公民社会对西方观念和国际标准的引入。本土化和国际观念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减弱过。公共论述中，本土工作者首先要厘清的是：对谁说话，什么是说话者和倾听者焦虑的关键问题。
传知行自我定位为社会经济转型研究的独立智库。选择研究黑出租行业、税制改革、三峡水利及环境问题、农村医疗改革、教育平权等课题。他们撰写研究报告的对话对象有两类，一是海内外经济学理论研究者；二是中国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传知行的国际化面貌，呈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们是现代法治观念的产物，另一方面体现在传知行与国际经济学界对话的努力，包括与经济学家科斯教授的学术和私人交往。
然而，传知行还是土的。西方理论框架和范式，并不是产生于对中国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西方成熟的理论用于借鉴、对话，在全球化的今天必不可少。传知行试图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理论成果还有待时日。这种土正是传知行难能可贵的地方。外语的失真，在于语言系统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不可对等翻译。用本土语言进行研究与用外语进行本土研究，纵使研究结果可能相似，研究过程也大大不同。他们试图用中国政府政策制定者听得懂的语言发布研究观察成果，某种程度上说，不但访谈对象，而且中国政府也要感谢他们。他们不拿政府的钱，却完成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底层及特定群体之间的对话基础。
土方应对警察治理
警察治理的国情对出身地方政府干部家庭的郭玉闪来说，在耳濡目染中浸入身体发肤。这部分解释了郭玉闪自身的内在冲突。一方面，自学生时代起他独立而叛逆，寻求有效的济世之道。另一方面，他自觉地给自己划一个看不见的圈，将挑衅掌控在圆圈内。他时而悲叹自己的“懦弱”，对深陷囵圄的故友无能为力；逼到一定程度，他迅速出手又马上全身而退。
警察上门时，他选择隐忍、谈判，不得不接受软禁、坐警车出行或远离北京的安排，避免更剧烈的冲突。渐渐地他成为传知行和警察之间的一个人质，也成为警察衡量政绩获取升迁的一个筹码。不是不理解媒体报道、国际法的工作机制和外交斡旋对改进人权法治整体状况的作用，但他选择非公共曝光的形式博弈，试图为自己和机构争取到国内生存的空间。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显而易见。在反驳滕彪关于维权领域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区分法时，郭玉闪的核心论点是，是否表达政治观念，律师都要以服务当事人的利益为第一考量。
这种方法延续到传知行多名工作人员、浦志强、屈振红、夏霖等人被抓后家属及律师的应对策略。他们试图理解、应对中国政府当局的思维，努力将对个人的损害降到最低。通过社会运动形成国际压力，有可能像五位女权主义者一样获保释并令公众提高社会性别意识，也有可能将当局激怒而使当事人遭受更严厉的惩罚。
但眼下中国的政治形式和警察系统急速发生变化，无论家属和律师怎么做，郭玉闪和其他被捕者面临的风险都提高了。
分化的当局
近年来，“寻衅滋事罪”渐渐有了取代“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治理“社会不稳定份子”的趋势。这和筹备北京奥运以来，中青年国保骨干在警察系统上升，将维稳工作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业务化、日常化和商业化的趋势相互呼应。办理高智晟案、胡佳案、刘晓波案的国保警察都因办案有功得到升迁。将维稳视为业务，可以花钱通过各种方式令维稳对象处于“不闹事”、“不带来麻烦”的状态，所谓花钱买表面临时的稳定，已经严重脱离社会治理的轨道。这种新方法论下，国保不感兴趣去真正区分维稳对象的活动内容和性质、个人思想行动的特点、对政权是否直接威胁、与政府合作的程度、和权衡抓捕对政府业绩和形象的影响，而是将维稳对象格式化成业务对象。他们关心的是何种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增加业务产出。人性、道德、意识形态价值、政府形象、社会舆论等原本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规范，在警察系统里已经被严重削弱。
另一层变化是政府当局针对NGO总体态度和策略的调整。冲散诸个事实上存在十来年的独立电影节；严厉压制甚至使用暴力对待工人维权团体；迫使立人图书馆解散，传知行关闭；同时打击女权活动家，以及限制并试图关闭益仁平。原本有一定存活空间、思想和行动力俱佳的团体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传知行被关闭也代表了务实NGO应对警察治理不再有谈判空间。这预示着与其说是中国政府的排外思想加强，不如说是中国将务实NGO上升到政治反对团体的类别来管控。换句话来说，对于传统文人式的为政府治理社会提供政策建议的民间本土力量，中国执政者也不能容忍。
国际NGO的困境
国际NGO、基金会进入中国，向来小心翼翼避免触犯“政治红线”而变得敏感。否则机构无法在中国境内立足。此次北京市公安局针对郭玉闪、何正军的起诉意见书上点名他们非法经营的资金来自合作伙伴博尔、诺曼、CIPE、PI等国际基金会和美国大使馆。郭玉闪5月4日在会见律师时请其律师潘海霞（另一身份是郭玉闪妻子）对合作伙伴表示歉意，希望案件不会影响合作方的正常工作。
郭玉闪其实已经在监室里打出一个棋子，传知行的合作方面临的困境是：沉默不发声，意味着承认加在传知行身上的不公正待遇和可能发生的审判。言论只有在公共场合的公开言论，才可能成为一种行动。无论在道义层面还是务实层面，他们若不发声，不行使对维稳警察滥用权力的批判，对国内务实型NGO会造成长远的消极影响，带来更强的不安全感。公开发声，他们在中国的其他项目可能遭受不理性的政治性惩罚，机构个体利益可能在博弈中受到直接损害。立人图书馆、传知行的被迫关闭和五名女权主义者的一抓一放，已经提醒我们现阶段本土应对警察治理的方式失效。国际机构更应该从中反省自身应对警察治理的策略规划，是时候摆脱过去经验，迈出创新脚步了。
[1]鉴于中国法律对NGO的严格限制，这里不区分作为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传知行和作为有限公司的传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