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29日，北大女生林昭被秘密枪杀时还不到36周岁。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前，林昭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没有磨灭，而且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了，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她深知自己流露的人性的气息不合时宜，她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
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都根源于她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她的诗、她的信仰和她丰富的情感之中找到答案。1966年，她在狱中见到北大同学张元勋，诀别之际，她郑重托付：“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这是她留给世界的遗言，三个书名，就是她对自己短暂一生的概括，生活、情感和诗。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她指控血腥惨厉的统治完全毒化了“原该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她说自己反右以来双足分跨在生死门槛的两侧，一直就这样对待生活，“也正是这种基本态度使作为一名战士的我能在严酷的牢狱中多少占据到主动。”
她在写给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指出：“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极权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面对自己栖身的时代，她最痛心的是“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她说：“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净的生活权利——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永远是无可非议的！”
一、林昭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
为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有人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等等。开学不久在未名湖畔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唱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即被同学孙文铄批评“太悲凉，有资产阶级情调”。
在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羊华荣说她“不重修饰，但留意仪表之美”，送他的一张照片中身穿中式蓝布上衣，白围巾，两条辫子上扎白色蝴蝶结，平常她都是这样打扮。她留下的许多照片也都是这一形象。照片的背面她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林昭两条辫子的时候多，人们的回忆常常提到她的辫子。有时她也会烫发。1962年春天她保外在家，倪竞雄见到她“一头新烫的卷发”。夏天，羊华荣在苏州见到她，“比过去胖了，身体似很好，穿着合身的旗袍，烫了发，看上去挺精神，已非昔日的瘦弱多病的林妹妹形象。”更早的一次，同学张玲记得大二开学时，她从苏州回北京，满面春风地给大家分赠土仪，尤其对她“剪掉辫子，烫起头发，穿上时新衣服”印象深刻。
节假日她到张玲家做客，张母喜欢她穿的衣服样式，照着样子为女儿做新衣。她自己会裁剪衣服，陈叔方回忆，她在《常州民报》工作时，有个盛夏她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很好看。“我说，你这件衣裳很别致呀！她淡淡地一笑，说是自己裁剪的。”在北大，即便成为右派后，她对生活仍保持着美好的感觉。羊华荣记得：“有天黄昏，她意外地穿一件红色呢外衣，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打扮得这么漂亮。她说：这是她自己设计和缝制的，尚未完工，穿来请你看看，是否合身。我对此完全是外行，但还是赞美了几句，特别是称赞她还会做衣服时，她显然很高兴。”她被枪杀的那天，正在病床上打葡萄糖，三四个武装人员冲进来，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仍要求：“让我换件衣服。”未得准许，她只能遗憾地穿着医院的病服告别人间。
她爱吃，1951年11月，在无锡，她拿母亲刚寄给她的一件新的毛料丝棉背心去换了钱，和同学倪竞雄到崇安寺，一个个小吃摊吃过去，“糖芋头、鸡蛋饼、梅花糕、海棠糕、藕粥……最后到王兴记小笼包，大馄饨。”背心换的钱全部吃光。倪提出你妈妈知道了不要气坏了时，她笑笑扮个鬼脸。狱中她给母亲的信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呼喊：妈妈，我要吃啊！她谶语般地反复念叨：“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
她爱喝酒，1957年的冬天，遇到刮大风或下雨，她和羊华荣常到小酒店边喝酒边聊天，有时借了象棋，边下棋边喝酒，酒喝多了她的脸会发白，而不是红。“她喝酒还能自控，我从来未见她喝醉过，即使多喝一点，也从未见她说酒话。”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李虹岗回忆，毕业话别那次，最招人注意的就是林昭，“不仅能大口饮酒，其性格之豪放，抱负之殷切，大有‘乘风破万里浪’之巾帼气概。”谭天荣也说她喜欢喝酒，高兴时喝上一杯，难受时也喝上一杯。
她很喜欢猫，曾对谭天荣说，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为“猫”，她说有一次把弟弟惹急了，她弟弟冲着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常州民报》的同事说她的形象就如小花猫，常常开玩笑称她“小猫”。她自己给倪竞雄写信有时不署名，就画个小猫。许多同学都叫她猫，1955年11月她坐在颐和园大门外的铜狮子座上，拍过一张照片，她有个同班同学在背面题了“猫与狮”三个字。 甘粹和她在一起时，叫她“猫咪”。她连糖她都喜欢带猫字的牌子，张元勋探监原定两次，结束时，她要张第二天给她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她妹妹说“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在北大最喜欢跳舞，有舞必到。采一串鲜花编个花环戴在头上，进舞场直跳到结束”。谭天荣说自己和她认识，就是在1954年欢迎新同学的舞会上，以后有舞会上偶尔也会请她跳舞。北大每个周末都会在大饭厅举行舞会，林昭“对交谊舞的兴致也颇浓”，沈泽宜回忆，“我现在还记得她扎了两根羊角辫，各插一朵花，两眼放光，迎着我缓缓走来的样子，禁不住黯然神伤。”
她会拍照，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部一行10人，游览颐和园，就是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不料成了绝响。
在北大，她被叫做“林姑娘”，她则叫这个同学“史湘云”、那个同学“薛宝琴”。 她爱开玩笑，也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的一天，他走在校门口，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到哪里去？”他吃了一惊，却看到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她和羊华荣在一起，有时会即兴来一首小诗，因为她做诗爱用典故，比较费解，所以羊嘲笑说：“以后得抱一部《辞源》来听你的诗。”她反嘲说：“抱歉抱歉，不知你是只羊，人家对牛弹琴，我对羊吟诗。”说吧得意地哈哈大笑。羊华荣还回忆，有一次，她们在荒坟中聊天，行人听到声音回头就跑，“我说：这下我们变成鬼了。她笑笑说：谁也没有把我们当人，是鬼，人们还敬畏三分，做人不如做鬼。她拍拍坟头说：孤魂野鬼们，来吧，来和我们共度良霄。她还讲了一个人鬼相恋的故事。”1962年，他们同游苏州拙政园，林昭说要在他衣服上画八卦，他说那不成了狗头军师。她笑笑说：“是羊头军师。”
张元勋回忆，“她极爱与人逗嘴，每雅集总不免先口占良久，戏谑争胜”，有点儿“尖刻”。孙文铄说她“说话嘴不饶人”。 土改时的指导员李茂章也说她“话语风趣而又往往尖刻犀利”，看不惯的事她就要说，而且“言辞尖利，常要触到人家痛处”。中学同学陆震华说她 “非常敏锐，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感到语中有芒刺”，那时她不过十四五岁。在《常州民报》的同事眼里，“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总是伴随着微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
羊华荣说：“林昭较爱笑，大概是遵守笑不露齿的古训，她笑时习惯性地用手掩口。但她不爱哭，我从未见她哭过，甚至未见她掉过泪。”其实，她也喜欢哭，她妹妹说：“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张玲曾看见她一边哭一边记日记，又一边哭一边把日记一页页烧了。狱中，她在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曾写道：“……惨厉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么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轻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
她妹妹回忆，1962年她保外在家时要给家人表演“杂技”，何谓“杂技”？她在看守所被反铐了180天，她要表演给亲人看，反铐着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大小便等。“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20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期间，羊华荣来看她，她也说起在狱中如何学会戴着手铐梳头。
她送给羊华荣一张自己绘制的书签，题为“铁窗之花”，八分之七都涂成了黑色，右下角画一朵小红花，小红花上画两条黑线。书签的构思和绘制都很精巧。
她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小礼物就是用糖纸做的帆船。狱警说她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种类很多，全监狱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纪录片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二、林昭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书信集取名《情书一束》？这个“情书”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谈情说爱的情书，而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她对世间感情的纯真向往，她爱人，也渴望被人爱。
她曾对张元勋说：“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他们杀掉！”
她在苏南专科学校和北大两度同学的羊华荣说，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常在一起聊天：“在闲谈中，她曾说过，她过去没有真正的恋人，只是有一些谈得来或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有人曾向她表示过好感，她也婉拒了。我感到，林昭思想比较开放，喜交往，不耐寂寞，她的思想感情，需要表达，需要与人交流，因而她需要朋友，需要知音，甚至需要关怀与爱，但对她来说，这未必就是爱情。
她不是传统型的女性，她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似无一个固定的模式。有次她谈到北大一对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后，他们蔑视一切，冲破阻力，登记结婚了。她对他们的浪漫与勇气大为赞赏。她也讲一些爱情故事，但大都是浪漫式的恋情，这或许是她恋爱观的反映。”
她妹妹回忆：“姊姊永远追求爱情或者说她需要被人爱，姊姊是浪漫主义者，有许多‘男朋友’，或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人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许她所爱的人并不能给予她同等的爱以回报。或许疯狂爱她的人，她只是谈谈地说：‘我并不爱你。’或许爱她的人觉得在热恋中，而她却留下心灵的一角，深深地爱着另一个人。或许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她和某些人能成为亲密的朋友，战斗的伴侣，生命道路上暂时的同行者，或者甚至可以结婚。或许她只是向往那些得不到的爱情，她永远需要有人爱她。她也有那么丰富的感情，在不同时期爱不同的人……”
她在狱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与自己的同辈战友们耳鬓厮磨不避瓜李是谓之小德出入”。她的感情确乎很丰富，1962年，她保释在外时，曾对羊华荣说，“有位审讯人员挺有风度，如果他不是逼我招供，我也许会爱上他。”
在那些异性朋友纪念林昭的文章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她和他们交往的轨迹，看到她真实的情感和生命：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沈泽宜追悔莫及，当年他拒绝了林昭的爱，无数年之后，当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林昭姐妹之间的秘语之中，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彭令范回忆，她姐姐回家过暑假时曾 告诉她：“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亢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大招呼。”后面这个细节与沈的回忆略有出入，他说，有一次在未名湖边放声唱《教我如何不想她》，林昭对面走来，“脸上飞起红云”。
1957年早春，他住院开刀，林昭天天到护士值班室打探病情而不留姓名。出院后他们相约见面，林昭表达了爱意，而他只希望保持友谊。江南诗人的风度、才气、舞技，都是这位江南才女所欣赏的，她那一句责怪谭天荣说“令”、“林”读音不同的“你比北方人还北方人”透露了内心的秘密。1958年2、3月间，他们最后一次在海淀一家小餐馆相遇，两人目光相对，没有说一句话，就此永诀。
林昭和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早在舞会上认识，1956年初夏一个星期天早晨，在北大南校门遇到，她请谭一起到圆明园走走，然后请客吃饭，点了炒腰花，相隔半个多世纪，谭仍记得她当时点菜的语气。他们一个大谈《红楼梦》，一个大谈《水浒》，从此以“姐姐”、“小弟”相称。五一九”后她听了谭的演讲，很欣赏，“满怀喜悦地注视这位同学的神采风姿”。 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在一次舞会上，“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 一度她和谭天荣同在北大的苗圃劳动，后来她到人民大学劳动时，谭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监狱，每个星期六下午她都买了点心去看谭（始终没有见到，谭也一直不知道）。她那首题为《呼唤》的歌曲据说就是为谭写的。谭称之为“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
林昭曾告诉妹妹，一个同为《红楼》编委的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林昭虽然没有接受这份感情，但他们的交往一直没受影响，她在写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自述：“想当初这个青年就学于北京大学时便向称飞扬跌宕风流自喜，对之怀有爱慕心思的异性同学也不在少；不能无所选择地接受又是一回事，我可也从未为此轻怠过谁个，……我每说：感情不是一种错误，也不应过于责备。人若于我有感情，我即使不能接受总该持着尊重对方的态度。”“五一九”之后，5月22日晚上，她站出来为受到围攻的张元勋辩护。黑云压城的1957年8月，她和监管中的张还曾相约在什刹海“星夜荡舟”。1966年，张坐了8年牢出来，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去探监。他劝林昭：“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
她的回答是：“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羊华荣回忆，1957年秋末冬初到来年春天，他和林昭几乎每天黄昏都相约在校外见面，一般都是在北大附近的田野里，有时为了找略可避风的地方到荒坟或密林中，月色好的夜晚，他们也去过颐和园和圆明园遗址。“有天，她握着我的手说：你真像我的大哥。……我说：那我就认你这位妹妹吧，但我有一位妹妹，就称你为二妹吧。她点点头。我笑笑说：这下我真的有位林妹妹了。至此，我们更接近了，在此后的通信中，我都称她为二妹，她则称我为兄，自称弟。”一次，他们从小酒店出来，羊华荣先取下自己的外衣，“她批评说：应先为女士取衣，再取自己的。我说抱歉，恕我不知姑苏闺秀们的规矩。她笑笑说：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学点规矩。她有时比较随便，不计较，但也有女孩子的细致。”林昭以“相濡以沫”来比喻这段难忘的友情。
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他们在北大校门口相遇，林昭请他到外面吃晚饭，饭馆出来，已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她建议去逛只有两站地的颐和园，而他犹豫了一会拒绝了。“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在饥荒袭击中国的时刻，；林昭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下50斤粮票，给他寄去，救了当时已得浮肿病的他。
甘粹回忆，1958年，林昭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改造”，他们由此相识，同为右派的他常常给体弱多病的林昭买饭送水。每当晚上，他在一楼的栏杆上拉二胡，拉他唯一会的曲子《病中吟》，哀怨的曲调打动了在楼上病中的她。因为他们天天一起，于是就有了流言，说两个右派分子谈恋爱是抗拒改造。他们因此真的谈起恋爱来，并提出结婚申请，遭到拒绝。1959年9月甘粹发配新疆前夕，林昭回老家养病，他们在火车上话别，也是最后的诀别：“在车厢里，一向刚毅、倔强、从不流泪的林昭，却伤心地抱头痛哭了起来，口中念道：‘甘子，是我害了你。’”甘粹说自己想了很久，想写一个东西，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情断铁一号》，“铁一号”就是他们当年一起朝夕相处过的铁狮子胡同一号。
林昭回到南方养病，结识了张春元、顾雁这些有着相同追求的青年人，她称张春元为大哥。他们办了地下刊物《星火》，由此罹祸。1962年，她保外在家，给顾雁家送去省下来的糕饼券、糖票等，顾的父亲患有严重哮喘病，发病时她会忙着敲背、倒茶、递药等。
1962年，羊华荣最后一次与林昭见面，“她曾说：有时真想做个不问世事，只管做饭洗衣的家庭妇女。我笑笑说：恐怕你未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她说：不一定，我还是会做家务的。”
在这些片段的、残缺不全的记忆中，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林昭，一个血肉之躯，一个多情善感、有情有义的林昭，一个一心想做常人而不是做英雄的林昭，这些情感细节和她最后义无返顾、反抗强权，舍生取义的选择放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林昭。
三、林昭的父亲希望女儿成为班昭那样的人，给她取名“令昭”。
她从小对文学有特殊的感悟，作文出色，15岁就开始写稿投稿。她妹妹说她喜欢鲁迅，她自己说少年时代就读过许多鲁迅杂文。她喜欢《二泉映月》，曾经想为天才的二胡演奏家瞎子阿炳写一本传记。2007年初春，我到过无锡惠山，林昭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就在那里，旁边即是给了阿炳音乐灵感的“天下第二泉”，阿炳墓也在不远处。她想写一本《中国土改史》，离开苏南新专时，她就对同学表示，“通过工作实践、深入生活，希望写出一部反映中国土地革命全过程的文艺作品。”她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变成电影，1958年前后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劳教时已经完成了电影剧本，甘粹看了，说改编得挺好。在那里，她还完成了两首重要的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诗当然是她最喜欢、也是最得心应手的表达形式。新诗，旧诗，四言、五言、七言，她都是即兴就来。即使在最狂热地追求红色幻梦的时候，她私下给女友信里仍写下“有泪皆成血，无泪更吞声”这样的诗句，透露出内心的忧伤和失落。她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甘粹说她在图书馆喜欢读笔记小说，都是古文的。学物理的谭天荣也记得她说起过，她读过一些什么“笔记”，只要他提到某种社会现象，她就能在读过的“笔记”上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她喜欢杜甫，喜欢《红楼梦》，有同学回忆她在摇晃的电车上，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拿着《红楼梦》读的情景。谭天荣说她“似乎能背诵整部《红楼梦》”。她成为北大校刊编辑、《北大诗刊》编辑、《红楼》杂志编委并不是偶然的。
她没有什么酒量，却喜欢喝酒，也许就和她对诗、酒关系的理解有关。羊华荣回忆：“林昭爱诗，也喜欢谈诗。有次在谈论诗与酒的关系时，她说：在中国文学与诗歌的发展，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诗人都是嗜酒的，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很多作品的内容是与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没有酒，诗坛将一片苍白，整个文学同样如此。”
有一次，他们在圆明园遗址，林昭除了低吟曹操的诗，还捡起一块石头问道：“你来自哪座仙山，为什么流落到人间？你经历了多少人间荣华，又承受了多少人间辛酸？你在沉思什么？你为什么，默默不语？”羊华荣说：“你作一篇《石问》吧。”她认真地说：“这里的石头都有灵性，上面都刻有一部《石头记》，只是我们读不懂罢了。”
所以，羊华荣1962年才会劝她埋头研究文学，既可以掩饰自己，精神也有寄托，而且有所收获，这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她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只是自己难以做到。
即便入狱之后，她始终不失生活的情趣和对文学的爱，面对灭顶之灾，她给审讯者的信里还说：“咱们这现代戏大概演的这么几本：‘一家人’ 、‘年青的一代’ 、‘夺印’，最后加演一本‘祝你健康’。而开宗明义的第一本还只是‘一家人’。”她向往着中国大地上有一场“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而诗成为她最后、最重要的武器。 与张元勋诀别时她张口就是一首很好的诗。她送给许多同学、友人的诗都可以证实，诗已经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通过诗表达情感和爱憎，表达她对生活的肯定，特别是她对自由难以遏止的向往。所以她要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自由颂》。
她幸存下来的诗歌不多，但各种形式都有，尤其是前几年浮出水面的那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是那个时代最有震撼力、完全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诗篇，也是她最后命运的预言。她就是诗中被捆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那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无所不能、威力无穷的宙斯面前，受尽一切难以想象的折磨和凌辱，终不屈服并且笑着面对一切苦难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她自己命运的化身：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是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
鹰隼啄食着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有了这样一首诗，她的《自由颂》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何况，她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许多旧体诗同样可歌可泣，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在丧失了一切自由的绝境，她仍然挣扎着为自由而歌，这样的“自由颂”已不是轻飘飘的诗人之歌，而是她用自己的生命完成的绝唱。她曾说：“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她做的一切表面上是求死，求得速死，实际上她是向死而生，向自由而生。所以，她在才会铁窗高墙内热切地呼唤：“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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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
1968年4月29日，北大女生林昭被秘密枪杀时还不到36周岁。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前，林昭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没有磨灭，而且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了，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也就是她所说的宁可玉碎。她深知自己流露的人性的气息不合时宜，她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
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都根源于她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她的生活、她的诗、她的信仰和她丰富的情感之中找到答案。1966年，她在狱中见到北大同学张元勋，诀别之际，她郑重托付：“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这是她留给世界的遗言，三个书名，就是她对自己短暂一生的概括，生活、情感和诗。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她指控血腥惨厉的统治完全毒化了“原该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她说自己反右以来双足分跨在生死门槛的两侧，一直就这样对待生活，“也正是这种基本态度使作为一名战士的我能在严酷的牢狱中多少占据到主动。”
她在写给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指出：“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极权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面对自己栖身的时代，她最痛心的是“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她说：“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净的生活权利——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永远是无可非议的！”
一、林昭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
为此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有人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骄傲自大”、“不关心政治”等等。开学不久在未名湖畔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唱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即被同学孙文铄批评“太悲凉，有资产阶级情调”。
在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羊华荣说她“不重修饰，但留意仪表之美”，送他的一张照片中身穿中式蓝布上衣，白围巾，两条辫子上扎白色蝴蝶结，平常她都是这样打扮。她留下的许多照片也都是这一形象。照片的背面她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林昭两条辫子的时候多，人们的回忆常常提到她的辫子。有时她也会烫发。1962年春天她保外在家，倪竞雄见到她“一头新烫的卷发”。夏天，羊华荣在苏州见到她，“比过去胖了，身体似很好，穿着合身的旗袍，烫了发，看上去挺精神，已非昔日的瘦弱多病的林妹妹形象。”更早的一次，同学张玲记得大二开学时，她从苏州回北京，满面春风地给大家分赠土仪，尤其对她“剪掉辫子，烫起头发，穿上时新衣服”印象深刻。
节假日她到张玲家做客，张母喜欢她穿的衣服样式，照着样子为女儿做新衣。她自己会裁剪衣服，陈叔方回忆，她在《常州民报》工作时，有个盛夏她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很好看。“我说，你这件衣裳很别致呀！她淡淡地一笑，说是自己裁剪的。”在北大，即便成为右派后，她对生活仍保持着美好的感觉。羊华荣记得：“有天黄昏，她意外地穿一件红色呢外衣，我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打扮得这么漂亮。她说：这是她自己设计和缝制的，尚未完工，穿来请你看看，是否合身。我对此完全是外行，但还是赞美了几句，特别是称赞她还会做衣服时，她显然很高兴。”她被枪杀的那天，正在病床上打葡萄糖，三四个武装人员冲进来，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仍要求：“让我换件衣服。”未得准许，她只能遗憾地穿着医院的病服告别人间。
她爱吃，1951年11月，在无锡，她拿母亲刚寄给她的一件新的毛料丝棉背心去换了钱，和同学倪竞雄到崇安寺，一个个小吃摊吃过去，“糖芋头、鸡蛋饼、梅花糕、海棠糕、藕粥……最后到王兴记小笼包，大馄饨。”背心换的钱全部吃光。倪提出你妈妈知道了不要气坏了时，她笑笑扮个鬼脸。狱中她给母亲的信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呼喊：妈妈，我要吃啊！她谶语般地反复念叨：“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
她爱喝酒，1957年的冬天，遇到刮大风或下雨，她和羊华荣常到小酒店边喝酒边聊天，有时借了象棋，边下棋边喝酒，酒喝多了她的脸会发白，而不是红。“她喝酒还能自控，我从来未见她喝醉过，即使多喝一点，也从未见她说酒话。”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李虹岗回忆，毕业话别那次，最招人注意的就是林昭，“不仅能大口饮酒，其性格之豪放，抱负之殷切，大有‘乘风破万里浪’之巾帼气概。”谭天荣也说她喜欢喝酒，高兴时喝上一杯，难受时也喝上一杯。
她很喜欢猫，曾对谭天荣说，她家里的人有时也称她为“猫”，她说有一次把弟弟惹急了，她弟弟冲着她狠狠地说‘杀猫吃猫肉’！”《常州民报》的同事说她的形象就如小花猫，常常开玩笑称她“小猫”。她自己给倪竞雄写信有时不署名，就画个小猫。许多同学都叫她猫，1955年11月她坐在颐和园大门外的铜狮子座上，拍过一张照片，她有个同班同学在背面题了“猫与狮”三个字。 甘粹和她在一起时，叫她“猫咪”。她连糖她都喜欢带猫字的牌子，张元勋探监原定两次，结束时，她要张第二天给她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她妹妹说“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在北大最喜欢跳舞，有舞必到。采一串鲜花编个花环戴在头上，进舞场直跳到结束”。谭天荣说自己和她认识，就是在1954年欢迎新同学的舞会上，以后有舞会上偶尔也会请她跳舞。北大每个周末都会在大饭厅举行舞会，林昭“对交谊舞的兴致也颇浓”，沈泽宜回忆，“我现在还记得她扎了两根羊角辫，各插一朵花，两眼放光，迎着我缓缓走来的样子，禁不住黯然神伤。”
她会拍照，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部一行10人，游览颐和园，就是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不料成了绝响。
在北大，她被叫做“林姑娘”，她则叫这个同学“史湘云”、那个同学“薛宝琴”。 她爱开玩笑，也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的一天，他走在校门口，突然有人低声喝道：“右派分子刘××到哪里去？”他吃了一惊，却看到林昭笑吟吟地站在面前。她和羊华荣在一起，有时会即兴来一首小诗，因为她做诗爱用典故，比较费解，所以羊嘲笑说：“以后得抱一部《辞源》来听你的诗。”她反嘲说：“抱歉抱歉，不知你是只羊，人家对牛弹琴，我对羊吟诗。”说吧得意地哈哈大笑。羊华荣还回忆，有一次，她们在荒坟中聊天，行人听到声音回头就跑，“我说：这下我们变成鬼了。她笑笑说：谁也没有把我们当人，是鬼，人们还敬畏三分，做人不如做鬼。她拍拍坟头说：孤魂野鬼们，来吧，来和我们共度良霄。她还讲了一个人鬼相恋的故事。”1962年，他们同游苏州拙政园，林昭说要在他衣服上画八卦，他说那不成了狗头军师。她笑笑说：“是羊头军师。”
张元勋回忆，“她极爱与人逗嘴，每雅集总不免先口占良久，戏谑争胜”，有点儿“尖刻”。孙文铄说她“说话嘴不饶人”。 土改时的指导员李茂章也说她“话语风趣而又往往尖刻犀利”，看不惯的事她就要说，而且“言辞尖利，常要触到人家痛处”。中学同学陆震华说她 “非常敏锐，三言两语就能使人感到语中有芒刺”，那时她不过十四五岁。在《常州民报》的同事眼里，“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总是伴随着微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
羊华荣说：“林昭较爱笑，大概是遵守笑不露齿的古训，她笑时习惯性地用手掩口。但她不爱哭，我从未见她哭过，甚至未见她掉过泪。”其实，她也喜欢哭，她妹妹说：“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张玲曾看见她一边哭一边记日记，又一边哭一边把日记一页页烧了。狱中，她在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曾写道：“……惨厉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么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轻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
她妹妹回忆，1962年她保外在家时要给家人表演“杂技”，何谓“杂技”？她在看守所被反铐了180天，她要表演给亲人看，反铐着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大小便等。“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20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期间，羊华荣来看她，她也说起在狱中如何学会戴着手铐梳头。
她送给羊华荣一张自己绘制的书签，题为“铁窗之花”，八分之七都涂成了黑色，右下角画一朵小红花，小红花上画两条黑线。书签的构思和绘制都很精巧。
她在狱中送给张元勋的小礼物就是用糖纸做的帆船。狱警说她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种类很多，全监狱都知道。小小的帆船在纪录片的特写镜头中被放大，成为一个美丽而伤心的象征。它表示，即使在镣铐加身，高墙重围，随时面临被虐杀的日夜里，林昭的心灵依然那么纯净，她对人间的爱，她对生活的向往，都在小小的帆船中定格。
二、林昭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书信集取名《情书一束》？这个“情书”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谈情说爱的情书，而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她对世间感情的纯真向往，她爱人，也渴望被人爱。
她曾对张元勋说：“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他们杀掉！”
她在苏南专科学校和北大两度同学的羊华荣说，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常在一起聊天：“在闲谈中，她曾说过，她过去没有真正的恋人，只是有一些谈得来或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有人曾向她表示过好感，她也婉拒了。我感到，林昭思想比较开放，喜交往，不耐寂寞，她的思想感情，需要表达，需要与人交流，因而她需要朋友，需要知音，甚至需要关怀与爱，但对她来说，这未必就是爱情。
她不是传统型的女性，她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似无一个固定的模式。有次她谈到北大一对恋人均被打成右派后，他们蔑视一切，冲破阻力，登记结婚了。她对他们的浪漫与勇气大为赞赏。她也讲一些爱情故事，但大都是浪漫式的恋情，这或许是她恋爱观的反映。”
她妹妹回忆：“姊姊永远追求爱情或者说她需要被人爱，姊姊是浪漫主义者，有许多‘男朋友’，或者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者人们告诉我，他们是她的男朋友。或许她所爱的人并不能给予她同等的爱以回报。或许疯狂爱她的人，她只是谈谈地说：‘我并不爱你。’或许爱她的人觉得在热恋中，而她却留下心灵的一角，深深地爱着另一个人。或许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她和某些人能成为亲密的朋友，战斗的伴侣，生命道路上暂时的同行者，或者甚至可以结婚。或许她只是向往那些得不到的爱情，她永远需要有人爱她。她也有那么丰富的感情，在不同时期爱不同的人……”
她在狱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与自己的同辈战友们耳鬓厮磨不避瓜李是谓之小德出入”。她的感情确乎很丰富，1962年，她保释在外时，曾对羊华荣说，“有位审讯人员挺有风度，如果他不是逼我招供，我也许会爱上他。”
在那些异性朋友纪念林昭的文章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她和他们交往的轨迹，看到她真实的情感和生命：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沈泽宜追悔莫及，当年他拒绝了林昭的爱，无数年之后，当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林昭姐妹之间的秘语之中，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彭令范回忆，她姐姐回家过暑假时曾 告诉她：“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亢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大招呼。”后面这个细节与沈的回忆略有出入，他说，有一次在未名湖边放声唱《教我如何不想她》，林昭对面走来，“脸上飞起红云”。
1957年早春，他住院开刀，林昭天天到护士值班室打探病情而不留姓名。出院后他们相约见面，林昭表达了爱意，而他只希望保持友谊。江南诗人的风度、才气、舞技，都是这位江南才女所欣赏的，她那一句责怪谭天荣说“令”、“林”读音不同的“你比北方人还北方人”透露了内心的秘密。1958年2、3月间，他们最后一次在海淀一家小餐馆相遇，两人目光相对，没有说一句话，就此永诀。
林昭和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早在舞会上认识，1956年初夏一个星期天早晨，在北大南校门遇到，她请谭一起到圆明园走走，然后请客吃饭，点了炒腰花，相隔半个多世纪，谭仍记得她当时点菜的语气。他们一个大谈《红楼梦》，一个大谈《水浒》，从此以“姐姐”、“小弟”相称。五一九”后她听了谭的演讲，很欣赏，“满怀喜悦地注视这位同学的神采风姿”。 他们都成为右派后，在一次舞会上，“默默无言，相拥跳舞直到曲终人散”。 一度她和谭天荣同在北大的苗圃劳动，后来她到人民大学劳动时，谭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监狱，每个星期六下午她都买了点心去看谭（始终没有见到，谭也一直不知道）。她那首题为《呼唤》的歌曲据说就是为谭写的。谭称之为“一个没有情节的爱情故事”。
林昭曾告诉妹妹，一个同为《红楼》编委的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林昭虽然没有接受这份感情，但他们的交往一直没受影响，她在写给《人民日报》的长信中自述：“想当初这个青年就学于北京大学时便向称飞扬跌宕风流自喜，对之怀有爱慕心思的异性同学也不在少；不能无所选择地接受又是一回事，我可也从未为此轻怠过谁个，……我每说：感情不是一种错误，也不应过于责备。人若于我有感情，我即使不能接受总该持着尊重对方的态度。”“五一九”之后，5月22日晚上，她站出来为受到围攻的张元勋辩护。黑云压城的1957年8月，她和监管中的张还曾相约在什刹海“星夜荡舟”。1966年，张坐了8年牢出来，以“未婚夫”的名义到上海去探监。他劝林昭：“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
她的回答是：“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羊华荣回忆，1957年秋末冬初到来年春天，他和林昭几乎每天黄昏都相约在校外见面，一般都是在北大附近的田野里，有时为了找略可避风的地方到荒坟或密林中，月色好的夜晚，他们也去过颐和园和圆明园遗址。“有天，她握着我的手说：你真像我的大哥。……我说：那我就认你这位妹妹吧，但我有一位妹妹，就称你为二妹吧。她点点头。我笑笑说：这下我真的有位林妹妹了。至此，我们更接近了，在此后的通信中，我都称她为二妹，她则称我为兄，自称弟。”一次，他们从小酒店出来，羊华荣先取下自己的外衣，“她批评说：应先为女士取衣，再取自己的。我说抱歉，恕我不知姑苏闺秀们的规矩。她笑笑说：在女孩子面前就得学点规矩。她有时比较随便，不计较，但也有女孩子的细致。”林昭以“相濡以沫”来比喻这段难忘的友情。
刘发清回忆，1958年7月他们在北大校门口相遇，林昭请他到外面吃晚饭，饭馆出来，已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她建议去逛只有两站地的颐和园，而他犹豫了一会拒绝了。“我之所以不去颐和园不是我的一切美感都泯灭了，也不完全是逃避‘瓜田李下’之嫌的闲言碎语，而是害怕被怀疑在一块搞什么秘密‘阴谋活动’，从而在即将分离之前招来不必要的甚至令人难以逆料的后果。”在饥荒袭击中国的时刻，；林昭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下50斤粮票，给他寄去，救了当时已得浮肿病的他。
甘粹回忆，1958年，林昭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改造”，他们由此相识，同为右派的他常常给体弱多病的林昭买饭送水。每当晚上，他在一楼的栏杆上拉二胡，拉他唯一会的曲子《病中吟》，哀怨的曲调打动了在楼上病中的她。因为他们天天一起，于是就有了流言，说两个右派分子谈恋爱是抗拒改造。他们因此真的谈起恋爱来，并提出结婚申请，遭到拒绝。1959年9月甘粹发配新疆前夕，林昭回老家养病，他们在火车上话别，也是最后的诀别：“在车厢里，一向刚毅、倔强、从不流泪的林昭，却伤心地抱头痛哭了起来，口中念道：‘甘子，是我害了你。’”甘粹说自己想了很久，想写一个东西，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情断铁一号》，“铁一号”就是他们当年一起朝夕相处过的铁狮子胡同一号。
林昭回到南方养病，结识了张春元、顾雁这些有着相同追求的青年人，她称张春元为大哥。他们办了地下刊物《星火》，由此罹祸。1962年，她保外在家，给顾雁家送去省下来的糕饼券、糖票等，顾的父亲患有严重哮喘病，发病时她会忙着敲背、倒茶、递药等。
1962年，羊华荣最后一次与林昭见面，“她曾说：有时真想做个不问世事，只管做饭洗衣的家庭妇女。我笑笑说：恐怕你未必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她说：不一定，我还是会做家务的。”
在这些片段的、残缺不全的记忆中，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林昭，一个血肉之躯，一个多情善感、有情有义的林昭，一个一心想做常人而不是做英雄的林昭，这些情感细节和她最后义无返顾、反抗强权，舍生取义的选择放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林昭。
三、林昭的父亲希望女儿成为班昭那样的人，给她取名“令昭”。
她从小对文学有特殊的感悟，作文出色，15岁就开始写稿投稿。她妹妹说她喜欢鲁迅，她自己说少年时代就读过许多鲁迅杂文。她喜欢《二泉映月》，曾经想为天才的二胡演奏家瞎子阿炳写一本传记。2007年初春，我到过无锡惠山，林昭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就在那里，旁边即是给了阿炳音乐灵感的“天下第二泉”，阿炳墓也在不远处。她想写一本《中国土改史》，离开苏南新专时，她就对同学表示，“通过工作实践、深入生活，希望写出一部反映中国土地革命全过程的文艺作品。”她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变成电影，1958年前后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劳教时已经完成了电影剧本，甘粹看了，说改编得挺好。在那里，她还完成了两首重要的长诗《海鸥之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
诗当然是她最喜欢、也是最得心应手的表达形式。新诗，旧诗，四言、五言、七言，她都是即兴就来。即使在最狂热地追求红色幻梦的时候，她私下给女友信里仍写下“有泪皆成血，无泪更吞声”这样的诗句，透露出内心的忧伤和失落。她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甘粹说她在图书馆喜欢读笔记小说，都是古文的。学物理的谭天荣也记得她说起过，她读过一些什么“笔记”，只要他提到某种社会现象，她就能在读过的“笔记”上举出一两个例子来。她喜欢杜甫，喜欢《红楼梦》，有同学回忆她在摇晃的电车上，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拿着《红楼梦》读的情景。谭天荣说她“似乎能背诵整部《红楼梦》”。她成为北大校刊编辑、《北大诗刊》编辑、《红楼》杂志编委并不是偶然的。
她没有什么酒量，却喜欢喝酒，也许就和她对诗、酒关系的理解有关。羊华荣回忆：“林昭爱诗，也喜欢谈诗。有次在谈论诗与酒的关系时，她说：在中国文学与诗歌的发展，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诗人都是嗜酒的，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很多作品的内容是与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没有酒，诗坛将一片苍白，整个文学同样如此。”
有一次，他们在圆明园遗址，林昭除了低吟曹操的诗，还捡起一块石头问道：“你来自哪座仙山，为什么流落到人间？你经历了多少人间荣华，又承受了多少人间辛酸？你在沉思什么？你为什么，默默不语？”羊华荣说：“你作一篇《石问》吧。”她认真地说：“这里的石头都有灵性，上面都刻有一部《石头记》，只是我们读不懂罢了。”
所以，羊华荣1962年才会劝她埋头研究文学，既可以掩饰自己，精神也有寄托，而且有所收获，这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她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只是自己难以做到。
即便入狱之后，她始终不失生活的情趣和对文学的爱，面对灭顶之灾，她给审讯者的信里还说：“咱们这现代戏大概演的这么几本：‘一家人’ 、‘年青的一代’ 、‘夺印’，最后加演一本‘祝你健康’。而开宗明义的第一本还只是‘一家人’。”她向往着中国大地上有一场“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而诗成为她最后、最重要的武器。 与张元勋诀别时她张口就是一首很好的诗。她送给许多同学、友人的诗都可以证实，诗已经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通过诗表达情感和爱憎，表达她对生活的肯定，特别是她对自由难以遏止的向往。所以她要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自由颂》。
她幸存下来的诗歌不多，但各种形式都有，尤其是前几年浮出水面的那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是那个时代最有震撼力、完全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诗篇，也是她最后命运的预言。她就是诗中被捆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那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无所不能、威力无穷的宙斯面前，受尽一切难以想象的折磨和凌辱，终不屈服并且笑着面对一切苦难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她自己命运的化身：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是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
鹰隼啄食着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有了这样一首诗，她的《自由颂》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何况，她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许多旧体诗同样可歌可泣，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在丧失了一切自由的绝境，她仍然挣扎着为自由而歌，这样的“自由颂”已不是轻飘飘的诗人之歌，而是她用自己的生命完成的绝唱。她曾说：“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她做的一切表面上是求死，求得速死，实际上她是向死而生，向自由而生。所以，她在才会铁窗高墙内热切地呼唤：“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