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红卫兵向曾遭他们殴打的老师道歉，经由《南方周末》的放大式报道，而成为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但正如原发媒体的审慎评论所言，尽管道歉者显示出过人的道德勇气，但这一事件本身并无普遍意义，它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从反面验证了此类事件的稀缺性。然而，它足以充当某种个人良知探测器，用以探查社会的伦理反应，并据此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精确的研判。
红卫兵道歉的稀缺性，体现于下列两个基本向度：1966年曾有1100万名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而全国红卫兵的总数，至少应在8000万以上，但此类道歉事件，却仅限于几名老迈年高的女生，犹如沧海一粟，显示出空间和数量上的高度稀缺；而在时间向度上，这场道歉延后了整整三十多年，早已超出“滞后效应”的底线。正是这种稀缺性敦促我们发出下列追问：红卫兵道歉为什么会如此艰难？而中国社会又何以缺乏必要的忏悔传统？
只要探查一下历史就能发现，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民族圈，面对着忏悔机制的普遍缺席。当东、西德国、前苏联、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做出国家道歉时，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加入这个良心同盟。在二战中入侵东亚的日本，至今没有做出书面的国家道歉，而这种道德失语状态，分布在从国家、民族到个人的所有领域。
作为传统的“外儒内法”的威权国家（又称专制社会），华夏帝国依靠酷法、专权、谋术和圈势，实施了漫长而完美的统治。法家系的巨大铁轮，碾压儒家及其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滋养出四种反常的文化人格：施虐/受虐人格、比照/内讧人格、流氓\厚黑人格以及赌徒/投机人格。这是民族的黑暗之神，它管理我们已经两千多年，并且还将长期管理下去。
专制文化对生命个体的最大影响，就是培养大批臣服者，他们经过反复洗脑，成长为热爱威权的“新人”。这种人格在对上臣服的同时，也表现为对同胞和下级的欺压，显示出受虐/施虐的双重人格，令“吾日三省吾身”之类的儒家内省精神，停留在竹简、帛书、竹纸和舌头上，成为毫不律己、专门律人的信条。正是基于法家的强硬掌控，反思和忏悔成为文官生涯的精神冗余物。而在清扫“封建主义货色”的时刻，就连专门用来教化平民的儒教，都不能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基督教在21世纪中国的最大收获，是掌握了大批乡村和城市贫民，但它没有掌握知识分子阶层。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被自己的理性学识所阻拦，无法获取神性真理的基本信息，从而导致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失效。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营造着对上效忠和互相检举的“二人关系”，更无力建构真正的内省式道歉机制。精神自虐的“斗私批修”，完全不能构成内省的正确道路。官员拒绝道歉，是威权逻辑的必然结果。而所有的错误都被归咎于“历史”这个抽象主体。历史不会言语和抗辩，它永久缄默，并始终置身于被陷构的困局。而鉴于权力的榜样性，普通人都选择了沉默。这种多数人的沉默，构成“后文革”最阴冷的政治风景。
文革是一次巨大的惊骇，整个民族遭到痛殴，而全世界都听见了这长达十年的哀歌。它唤醒被压抑的忏悔欲望，并且为这机制的发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程序刚刚开启，就在80年代末遭到致命的摧毁。
“伤痕文学”向我们提供了“后文革”忏悔史的重要样本。在著名小说《伤痕》中，一个女知青哀怨地表达了对母亲的忏悔。这是一种轻微的过失，它被限定在孩子对母亲的怀疑、拒绝、离弃和逃跑的边界里。这过失与其说是伦理性的，不如说是情感性的，诉说着儿女对死去亲人的追思，并要把过失者引向新的母体——“后文革”时代的新国家。在小说结尾，主人公和男友一起安葬了母亲，“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融入新乌托邦的光辉之中，而那就是新形而上母亲的庄严象征。这篇技巧粗劣的文学习作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它确立了“受伤者”（受害者）的道德逻辑序列，也即主体背叛母体（或被母体抛弃）→自我忏悔→重归（新）母体的三部曲格式。主体的终极使命，就是以弃儿的身份，返回伟大的母体，重构子体与母体间的道德脐带。
毫无疑问，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到右派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最终没有被引向忏悔，而是转换成了对弃儿对母亲（父亲）的泣诉和乞恩。一旦有新的恩泽降临，一切苦难记忆便烟消云散，受难者从失乐园回到了新乐园。这场广泛的泣诉运动，滋养了大批寄养在作协母亲麾下的“文学啃老族”，领受从奖金到荣誉的各种恩泽。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失败，就是没有整体地发育出独立、自由和深刻的写作人格。
但伤痕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而且还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记取的作家，是戴厚英、周扬和巴金。他们三人形成了文艺忏悔小组，犹如“三面红旗”，矗立于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向中国知识界提供罕见的道德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戕害人性的棍棒，击打所有的异端思想，而后却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
女作家戴厚英，最初是反右积极分子，继而成为文革的激进先锋。她的同学沙叶新先生对此形容说，“我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辩，锐不可当，口角寒风，令人颤栗。”文革之后，沙叶新再次亲睹她向被批判的钱谷融老师道歉的场景。导致这场精神剧变的契机，在于戴厚英在审查诗人闻捷的过程中，与受审对象发生了炽热恋情，却因受“组织”压力而被迫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开煤气自杀，自此，她不仅成为痛切的忏悔者，更升华为深刻的批判者，在自我反思的同时，以文学叙事的形态，锐利地解剖体制和人性的黑暗内脏。
另一重要的忏悔者是周扬，在历经十年文革苦难和九年牢狱之灾后，他成为神色坚定的反思者。据顾骧先生回忆，周扬不仅逢人就道歉，而且每会必作自我检讨。周扬说：“我是一个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之子周艾若也回忆道：周扬曾邀请30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人们，他情绪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在1983年中央党校举办的马克思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周扬发表长篇讲话，试图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层级上，摧毁罪恶发生的根基，为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开辟道路，但这场重大的理论突围，仍然无法摆脱流产的宿命。
反省和忏悔，同时也是作家巴金的重要遗产。文革逼迫许多人成为互相迫害的“坏人”，甚至连巴金这样老牌知识分子，也卷入互相检举和批判的浪潮。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巴金此后提出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动议，表达出推动历史反思的强烈意图，成为1980年代最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之一。
“文艺忏悔小组”的事迹，折射出知识精英曲折而痛苦的思想道路，而对他们的关注，则传递出世人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以及对通过忏悔来改进国家体制的诉求。尽管参与者数量稀少，且饱受痛殴，但他们的存在，令中国现代史获得了道德深度。正是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可能转入更合人性的轨道。所有那些对文革岁月的沉痛回溯，都旨在请求我们关注那些反面的历史遗产，并据此修订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
耐人寻味的是，戴、周、巴不仅忏悔与道歉，还要将其推进到更深的层级，形成忏悔—道歉—批判的三元结构，这就意味着要在忏悔的同时，展开对自身错误的外部病源的坚定追问。他们的事迹向我们表明，所有的道德忏悔不能止于个人道歉，而应继续发育成政治/文化追问，才能令忏悔产生最大效应，由此推动思想启蒙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全面营造。
但事实上，此类反思运动是难以维系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已呈现为一种孤独状态，没有获得来自知识界的普遍响应。此后，戴厚英的反思通道，被一位疯狂的厨子残忍地切断，而周扬和巴金则先后一病不起，他们的悔恨跟病躯一起，瘫痪在人本主义价值重建的前沿。忏悔小组成员的先后谢世，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它迫使中国重新退向拒绝忏悔的传统。
这种思想反省运动的半吊子化（时间短暂和空间逼仄），正是中国社会畸变的根源。1990年以来，在一个人本主义全面归零、流氓、厚黑、权谋和金钱成为主流的格局里，道歉是危险和自取其辱的，而道歉者成了可笑、失败和被嘲弄的对象，由此引发普遍的拒悔思潮，余姓散文家是这方面的范例，他所出示的那些漏洞百出的辩解文字，已经沦为知识界和广大网民的笑柄。
拒绝、抵赖和说谎，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着政治伦理的残破轮廓。但那些举动只能激发更为剧烈的追问、清算和审判。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被拒悔行为激怒的公众，不断加码批判的力度，很可能吓退那些心存悔意而又畏惧表达的造反者，逼迫他们从原先的忏悔立场后退，甚至重新转向文革，缅怀罪恶丛生的时代，由此推高仇恨指数，酿造新的社会对抗。
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难以启齿的原因，其间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业当作毕生的荣耀。某些前红卫兵在成为著名知识者后，利用话语权力和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以宏大叙事和学术沉思的方式，热烈讴歌专制，赞美纳粹及其趣味，粉饰和颠倒历史罪恶，在学生中掀起新的造魅运动，藉此为其个人行为作形而上辩护。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良知，正在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挑战。
正是这种来自知识界自身的伦理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探查忏悔/道歉机制，企望它的正常运转，能孕育出大规模的历史反思，藉此改造知识分子以及国民的心灵结构。但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界，是否拥有哺养忏悔机制的摇篮？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阳明心学和第三代新儒家，先后回答了这种诘问，但那些卓越的努力，却遭到大陆第四代儒学的阻拦。文化的自我颠覆，制造出一个恶劣的后果，那就是现存文化体系，根本无法提供一个完备的道歉机制。因此，只有在融合并超越基督教和儒学的信念基础上，建构新的普适伦理学体系，才能为国民行为提供精神范本。这是独立知识分子的重大项目。我们无权拒绝这种文化建构的责任。
一个结构完整的忏悔体系，必须率先启动记忆程序，全面澄清历史真相，辨认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否则，任何忏悔与道歉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宣称，真相是通往和解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为了防止加害者颠倒历史事实、制造大规模失忆或选择性记忆，就必须启动个人/集体记忆，展开精微的田野调查，还原历史原貌，并以这种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相，作为忏悔、追问和启蒙的认知前提。
其次，忏悔必须通过道歉仪式来获得确认，否则它就只能是一种疑似活动，甚至会被误判为“沉默的大多数”。道歉不仅是内心忏悔的外化表述，更是一次阳光下的道德实践，它要以一种公开言说的方式，来获得受害者的响应，并触动他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忏悔机制要求受害者对忏悔/道歉者予以最大限度的宽恕。在基督神学里，宽恕只能来自上帝，而在世俗伦理学里，宽恕可以来自每个受害者。文革中的加害人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因为过于年轻而极易受到蛊惑与煽动；而貌似成熟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逃脱这种心灵悲剧，正如巴金本人所说的那样，面对个人无法扭转的现实，他自己曾如此软弱和怯懦，而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制度本身的弊端。只要不是杀人越货的大恶，宽恕就是一种必要的伦理程序。
一方面鼓励忏悔，一方面鼓励宽容，这正是忏悔机制的策略支点。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从摩西式的复仇型正义，转向了耶稣式的救赎型正义。在这种正义架构里，忏悔和宽恕都是不容置疑的美德。宽恕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对忏悔者的劝慰，以及鼓励更多人消除恐惧，正视自己的黑暗历史，而且也是宽恕者自身的良药，藉此摆脱长期缠绕的伤痛。道歉和宽恕构成一种双向的道德救赎：忏悔者在道歉和被宽恕中获得自我救赎，而受害者亦在对他人的宽恕中得到心灵解脱。这无疑是一种最健康明亮的疗法，它有助于修复受创的心灵，软化仇恨/复仇（冤冤相报）的坚硬传统。
然而，宽容不是可以任意布施的道德羹饭。宽容的道德边界，仅仅涵盖那些真正的忏悔者，而对于有严重罪过的拒悔者，则应启动问责程序。这无非是一个宽容和清算的二元方案：一方面对忏悔者给予最大宽容，一方面对拒悔者作进一步清算，也即从历史伦理的角度进行追问、查证与审判，在确认真相的前提下判决其有罪，并公示那些被遮蔽或美化的罪行。
把忏悔者设为宽恕的目标，不仅要鼓励更为广泛的忏悔，促成强大的救赎与自我救赎效应，更要建立强大的社会和解机制。只有这种建立在忏悔和宽容之上的和解，才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坚固基石。红卫兵道歉提供了个人和解的范例，而每一项个人和解的总和，就能突破疑虑、恐惧和敌意，汇成民族和解的宽阔的道德河流。
正如文艺忏悔小组所演示的那样，忏悔者和宽恕者应当在和解的基础上，对有罪体制进行共同追问，以重构社会正义和良知。我们已经被告知，只有借助这种反思和问责，才能建立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共识，切除导致罪恶发生的制度性基因，预防新一轮的加害与受伤，而这是衡量中国是否达成文化现代化的唯一标尺，此外更无其它标尺。
在上述忏悔/道歉机制的架构中，真相是推动忏悔的认知前提；忏悔是加害者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道歉是忏悔的外在表达；宽恕是对忏悔的良善回应；清算是针对拒悔者的必要程序；和解则是公民社会的最高本性；共同追问和制度矫正，是新罪预防的最后保障。这六个严密的逻辑模块，构成了忏悔/道歉机器的主体。如果忏悔事件能发育出这种完备的机制，那么，几名老红卫兵的道歉，就不再是偶发的戏剧性事件，而是华夏民族自我救赎和涅槃的开端。
2010年11月24日写于上海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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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无比艰难的道歉 ——关于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
北京红卫兵向曾遭他们殴打的老师道歉，经由《南方周末》的放大式报道，而成为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但正如原发媒体的审慎评论所言，尽管道歉者显示出过人的道德勇气，但这一事件本身并无普遍意义，它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从反面验证了此类事件的稀缺性。然而，它足以充当某种个人良知探测器，用以探查社会的伦理反应，并据此对中国文化现状做出精确的研判。
红卫兵道歉的稀缺性，体现于下列两个基本向度：1966年曾有1100万名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而全国红卫兵的总数，至少应在8000万以上，但此类道歉事件，却仅限于几名老迈年高的女生，犹如沧海一粟，显示出空间和数量上的高度稀缺；而在时间向度上，这场道歉延后了整整三十多年，早已超出“滞后效应”的底线。正是这种稀缺性敦促我们发出下列追问：红卫兵道歉为什么会如此艰难？而中国社会又何以缺乏必要的忏悔传统？
只要探查一下历史就能发现，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民族圈，面对着忏悔机制的普遍缺席。当东、西德国、前苏联、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做出国家道歉时，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加入这个良心同盟。在二战中入侵东亚的日本，至今没有做出书面的国家道歉，而这种道德失语状态，分布在从国家、民族到个人的所有领域。
作为传统的“外儒内法”的威权国家（又称专制社会），华夏帝国依靠酷法、专权、谋术和圈势，实施了漫长而完美的统治。法家系的巨大铁轮，碾压儒家及其民众的日常生活，由此滋养出四种反常的文化人格：施虐/受虐人格、比照/内讧人格、流氓\厚黑人格以及赌徒/投机人格。这是民族的黑暗之神，它管理我们已经两千多年，并且还将长期管理下去。
专制文化对生命个体的最大影响，就是培养大批臣服者，他们经过反复洗脑，成长为热爱威权的“新人”。这种人格在对上臣服的同时，也表现为对同胞和下级的欺压，显示出受虐/施虐的双重人格，令“吾日三省吾身”之类的儒家内省精神，停留在竹简、帛书、竹纸和舌头上，成为毫不律己、专门律人的信条。正是基于法家的强硬掌控，反思和忏悔成为文官生涯的精神冗余物。而在清扫“封建主义货色”的时刻，就连专门用来教化平民的儒教，都不能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基督教在21世纪中国的最大收获，是掌握了大批乡村和城市贫民，但它没有掌握知识分子阶层。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被自己的理性学识所阻拦，无法获取神性真理的基本信息，从而导致基督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的失效。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营造着对上效忠和互相检举的“二人关系”，更无力建构真正的内省式道歉机制。精神自虐的“斗私批修”，完全不能构成内省的正确道路。官员拒绝道歉，是威权逻辑的必然结果。而所有的错误都被归咎于“历史”这个抽象主体。历史不会言语和抗辩，它永久缄默，并始终置身于被陷构的困局。而鉴于权力的榜样性，普通人都选择了沉默。这种多数人的沉默，构成“后文革”最阴冷的政治风景。
文革是一次巨大的惊骇，整个民族遭到痛殴，而全世界都听见了这长达十年的哀歌。它唤醒被压抑的忏悔欲望，并且为这机制的发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程序刚刚开启，就在80年代末遭到致命的摧毁。
“伤痕文学”向我们提供了“后文革”忏悔史的重要样本。在著名小说《伤痕》中，一个女知青哀怨地表达了对母亲的忏悔。这是一种轻微的过失，它被限定在孩子对母亲的怀疑、拒绝、离弃和逃跑的边界里。这过失与其说是伦理性的，不如说是情感性的，诉说着儿女对死去亲人的追思，并要把过失者引向新的母体——“后文革”时代的新国家。在小说结尾，主人公和男友一起安葬了母亲，“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融入新乌托邦的光辉之中，而那就是新形而上母亲的庄严象征。这篇技巧粗劣的文学习作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它确立了“受伤者”（受害者）的道德逻辑序列，也即主体背叛母体（或被母体抛弃）→自我忏悔→重归（新）母体的三部曲格式。主体的终极使命，就是以弃儿的身份，返回伟大的母体，重构子体与母体间的道德脐带。
毫无疑问，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到右派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最终没有被引向忏悔，而是转换成了对弃儿对母亲（父亲）的泣诉和乞恩。一旦有新的恩泽降临，一切苦难记忆便烟消云散，受难者从失乐园回到了新乐园。这场广泛的泣诉运动，滋养了大批寄养在作协母亲麾下的“文学啃老族”，领受从奖金到荣誉的各种恩泽。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失败，就是没有整体地发育出独立、自由和深刻的写作人格。
但伤痕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而且还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记取的作家，是戴厚英、周扬和巴金。他们三人形成了文艺忏悔小组，犹如“三面红旗”，矗立于1980年代的文学现场，向中国知识界提供罕见的道德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戕害人性的棍棒，击打所有的异端思想，而后却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
女作家戴厚英，最初是反右积极分子，继而成为文革的激进先锋。她的同学沙叶新先生对此形容说，“我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辩，锐不可当，口角寒风，令人颤栗。”文革之后，沙叶新再次亲睹她向被批判的钱谷融老师道歉的场景。导致这场精神剧变的契机，在于戴厚英在审查诗人闻捷的过程中，与受审对象发生了炽热恋情，却因受“组织”压力而被迫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开煤气自杀，自此，她不仅成为痛切的忏悔者，更升华为深刻的批判者，在自我反思的同时，以文学叙事的形态，锐利地解剖体制和人性的黑暗内脏。
另一重要的忏悔者是周扬，在历经十年文革苦难和九年牢狱之灾后，他成为神色坚定的反思者。据顾骧先生回忆，周扬不仅逢人就道歉，而且每会必作自我检讨。周扬说：“我是一个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之子周艾若也回忆道：周扬曾邀请30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人们，他情绪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在1983年中央党校举办的马克思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周扬发表长篇讲话，试图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层级上，摧毁罪恶发生的根基，为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开辟道路，但这场重大的理论突围，仍然无法摆脱流产的宿命。
反省和忏悔，同时也是作家巴金的重要遗产。文革逼迫许多人成为互相迫害的“坏人”，甚至连巴金这样老牌知识分子，也卷入互相检举和批判的浪潮。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巴金此后提出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动议，表达出推动历史反思的强烈意图，成为1980年代最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之一。
“文艺忏悔小组”的事迹，折射出知识精英曲折而痛苦的思想道路，而对他们的关注，则传递出世人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以及对通过忏悔来改进国家体制的诉求。尽管参与者数量稀少，且饱受痛殴，但他们的存在，令中国现代史获得了道德深度。正是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可能转入更合人性的轨道。所有那些对文革岁月的沉痛回溯，都旨在请求我们关注那些反面的历史遗产，并据此修订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
耐人寻味的是，戴、周、巴不仅忏悔与道歉，还要将其推进到更深的层级，形成忏悔—道歉—批判的三元结构，这就意味着要在忏悔的同时，展开对自身错误的外部病源的坚定追问。他们的事迹向我们表明，所有的道德忏悔不能止于个人道歉，而应继续发育成政治/文化追问，才能令忏悔产生最大效应，由此推动思想启蒙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全面营造。
但事实上，此类反思运动是难以维系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它已呈现为一种孤独状态，没有获得来自知识界的普遍响应。此后，戴厚英的反思通道，被一位疯狂的厨子残忍地切断，而周扬和巴金则先后一病不起，他们的悔恨跟病躯一起，瘫痪在人本主义价值重建的前沿。忏悔小组成员的先后谢世，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它迫使中国重新退向拒绝忏悔的传统。
这种思想反省运动的半吊子化（时间短暂和空间逼仄），正是中国社会畸变的根源。1990年以来，在一个人本主义全面归零、流氓、厚黑、权谋和金钱成为主流的格局里，道歉是危险和自取其辱的，而道歉者成了可笑、失败和被嘲弄的对象，由此引发普遍的拒悔思潮，余姓散文家是这方面的范例，他所出示的那些漏洞百出的辩解文字，已经沦为知识界和广大网民的笑柄。
拒绝、抵赖和说谎，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着政治伦理的残破轮廓。但那些举动只能激发更为剧烈的追问、清算和审判。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被拒悔行为激怒的公众，不断加码批判的力度，很可能吓退那些心存悔意而又畏惧表达的造反者，逼迫他们从原先的忏悔立场后退，甚至重新转向文革，缅怀罪恶丛生的时代，由此推高仇恨指数，酿造新的社会对抗。
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难以启齿的原因，其间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业当作毕生的荣耀。某些前红卫兵在成为著名知识者后，利用话语权力和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以宏大叙事和学术沉思的方式，热烈讴歌专制，赞美纳粹及其趣味，粉饰和颠倒历史罪恶，在学生中掀起新的造魅运动，藉此为其个人行为作形而上辩护。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良知，正在面临30年来最严重的挑战。
正是这种来自知识界自身的伦理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探查忏悔/道歉机制，企望它的正常运转，能孕育出大规模的历史反思，藉此改造知识分子以及国民的心灵结构。但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世界，是否拥有哺养忏悔机制的摇篮？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阳明心学和第三代新儒家，先后回答了这种诘问，但那些卓越的努力，却遭到大陆第四代儒学的阻拦。文化的自我颠覆，制造出一个恶劣的后果，那就是现存文化体系，根本无法提供一个完备的道歉机制。因此，只有在融合并超越基督教和儒学的信念基础上，建构新的普适伦理学体系，才能为国民行为提供精神范本。这是独立知识分子的重大项目。我们无权拒绝这种文化建构的责任。
一个结构完整的忏悔体系，必须率先启动记忆程序，全面澄清历史真相，辨认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否则，任何忏悔与道歉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宣称，真相是通往和解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为了防止加害者颠倒历史事实、制造大规模失忆或选择性记忆，就必须启动个人/集体记忆，展开精微的田野调查，还原历史原貌，并以这种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相，作为忏悔、追问和启蒙的认知前提。
其次，忏悔必须通过道歉仪式来获得确认，否则它就只能是一种疑似活动，甚至会被误判为“沉默的大多数”。道歉不仅是内心忏悔的外化表述，更是一次阳光下的道德实践，它要以一种公开言说的方式，来获得受害者的响应，并触动他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忏悔机制要求受害者对忏悔/道歉者予以最大限度的宽恕。在基督神学里，宽恕只能来自上帝，而在世俗伦理学里，宽恕可以来自每个受害者。文革中的加害人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因为过于年轻而极易受到蛊惑与煽动；而貌似成熟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逃脱这种心灵悲剧，正如巴金本人所说的那样，面对个人无法扭转的现实，他自己曾如此软弱和怯懦，而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制度本身的弊端。只要不是杀人越货的大恶，宽恕就是一种必要的伦理程序。
一方面鼓励忏悔，一方面鼓励宽容，这正是忏悔机制的策略支点。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从摩西式的复仇型正义，转向了耶稣式的救赎型正义。在这种正义架构里，忏悔和宽恕都是不容置疑的美德。宽恕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对忏悔者的劝慰，以及鼓励更多人消除恐惧，正视自己的黑暗历史，而且也是宽恕者自身的良药，藉此摆脱长期缠绕的伤痛。道歉和宽恕构成一种双向的道德救赎：忏悔者在道歉和被宽恕中获得自我救赎，而受害者亦在对他人的宽恕中得到心灵解脱。这无疑是一种最健康明亮的疗法，它有助于修复受创的心灵，软化仇恨/复仇（冤冤相报）的坚硬传统。
然而，宽容不是可以任意布施的道德羹饭。宽容的道德边界，仅仅涵盖那些真正的忏悔者，而对于有严重罪过的拒悔者，则应启动问责程序。这无非是一个宽容和清算的二元方案：一方面对忏悔者给予最大宽容，一方面对拒悔者作进一步清算，也即从历史伦理的角度进行追问、查证与审判，在确认真相的前提下判决其有罪，并公示那些被遮蔽或美化的罪行。
把忏悔者设为宽恕的目标，不仅要鼓励更为广泛的忏悔，促成强大的救赎与自我救赎效应，更要建立强大的社会和解机制。只有这种建立在忏悔和宽容之上的和解，才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坚固基石。红卫兵道歉提供了个人和解的范例，而每一项个人和解的总和，就能突破疑虑、恐惧和敌意，汇成民族和解的宽阔的道德河流。
正如文艺忏悔小组所演示的那样，忏悔者和宽恕者应当在和解的基础上，对有罪体制进行共同追问，以重构社会正义和良知。我们已经被告知，只有借助这种反思和问责，才能建立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共识，切除导致罪恶发生的制度性基因，预防新一轮的加害与受伤，而这是衡量中国是否达成文化现代化的唯一标尺，此外更无其它标尺。
在上述忏悔/道歉机制的架构中，真相是推动忏悔的认知前提；忏悔是加害者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道歉是忏悔的外在表达；宽恕是对忏悔的良善回应；清算是针对拒悔者的必要程序；和解则是公民社会的最高本性；共同追问和制度矫正，是新罪预防的最后保障。这六个严密的逻辑模块，构成了忏悔/道歉机器的主体。如果忏悔事件能发育出这种完备的机制，那么，几名老红卫兵的道歉，就不再是偶发的戏剧性事件，而是华夏民族自我救赎和涅槃的开端。
2010年11月24日写于上海莘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