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任建宇在微博上看改革劳教制度的消息，有些过于激动了。他呆坐了一个小时候，才缓过神来，打电话给浦志强，称赞几位律师“居功至伟”。浦只是冷静地说，这对你的案件没有意义，我们该做的还要继续。
任建宇记起第一次庭审时，紧张得直发抖，浦就一直握着他的手。身边这位辩护律师，高大挺拔，声音洪亮，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正义感。当他铿锵有力地总结——“对坏的制度，我们不会忍太久”，庭上掌声一片。
一个多月后，任恢复人身自由，尽管两次起诉劳教委，都被驳回了。经过一年多晦暗的劳教，他本打算从此灰心沉默。但因为浦志强，他鼓起勇气继续言说。他觉得浦志强，是他命运的解救者。
7日这一天，浦志强接到几十个采访及庆贺电话。其实他有些兴奋。过去大半年，他8次飞往重庆，为6个被劳教者代理行政诉讼，十多人得益于他的帮助，陆续被撤销劳教。大半年来，极少数官司打赢了，更多的是困难，有的尝试十二三次也没能立上案。浦鼓励他们：不要仇恨任何人，要过正常的生活。我们把痛苦讲出来，但不要深化痛苦。
之后，浦前往南京，和大学时代带领他走向“反革命道路”的师兄相聚。饭桌上，大伙纷纷敬酒，浦感慨着公门里头好修行。师兄徐战前感到意外，二十多年来几乎不沾酒的糖尿病患者浦志强，没有推托，甚者有些主动。他喝醉了。
他的48岁
浦志强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张名为mapof freedom的地图。不在的时候，门也敞开着。见面那一天，他拉着行李箱从差旅中匆匆赶回，毛衣还是穿反的。之后，采访电话不断响起，还有客户找上门来。等待了4小时，终于可以坐在餐桌边说说话，他却倚在窗边，差点就睡着了。
再过一天，就是48岁生日。往年总热闹庆祝一番，但今年他似乎选择安静呆着，他说这一年心很累。生日之夜，他发了微博：48岁人生，忆24岁年华，叹岁月如斯，象首诗，象支歌，象条河。给我顶住，别轻易放手，内心清澈，别让这河，流着流着，就流成了浑汤儿，就很好，到五十，就能知天命。
一不小心就露出八十年代的底色。他身上贴着“理想主义”的标签，他也听崔健唱，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了工具。如今，“理想”有了收获，却在内心警惕自己，希望真心实意。
想起打过交道法官、律师、官员，蝇营狗苟沽名钓誉的人们……他们一同在理想昂扬的1980年代成长，如今他们掌握权力。“在一个点放弃过，就没有阵地可守了”，他感慨。可他仍有抑制不住的荣誉心，“一群人的命运被我改变了，你能理解一个律师那种感受吗？”
这些天，他游荡在记忆的大院里，似乎随时都能拈出墙角一片落叶。甚至想起20年前联欢时，同在一家公司拉广告的于丹给他写的一张卡片：“男人18岁是想事的时候，28岁是做事的时候，38岁是成事的时候。”
那时浦志强走过80年代末梢，同庞大体制决裂之后，大学老师之梦渐渐远离。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他去北京一个农贸市场当秘书。
一年后，中国开始新一轮掘金潮，人们从挫败的理想和政治亢奋中走了出来，奔向了一个被特色了的市场。年底，在前辈介绍下，浦志强去一家公司公关部工作，共事的有孙陶然、于丹……
1993年，于丹已展现人生导师潜质，浦志强还徘徊在自己的世界中。半年后，前辈又让他去一个律师事务中心工作。他开始自学法律，也很会考试，很多题都被他押中了，两年后他拿到律师资格证。
这些年里，他生活潦倒。研究生同学高广清去看他，看他住在破旧的小平房，坐的地方都没有，但有了第一台电脑了——练习打字时，他把胡平写的《论言论自由》敲了出来。高广清请他们母子吃饭，劝他好好当律师，说凭他能力肯定可以。
“于丹只说到38岁，现在我48岁了”生日这天，他开玩笑着说，“我是大器晚成的主。能不能成器？可能有戏，也可能没戏”。
——怎么才算有戏呢？奥巴马？
——奥巴马来这还不如我呢，让他来中国玩一趟？
此时，他构想了一个可怕的场景：当奥巴马碰上重庆劳教委……他被自己逗乐了，说，我要把这话发到微博去。
他的时代
2003年的一天，一位朋友领着《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肖夏林找浦志强代理官司，当时肖夏林被余秋雨起诉名誉侵权。同一天过来的还有学者萧瀚。萧谈起自己的研究，谈到了美国“沙利文案”。浦志强一下兴奋起来，决定参照沙利文案为肖辩护。最终浦打赢了官司。
这次经历鼓舞了浦志强，也为他指引了今后的发展的领域——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案件。过去6年职业生涯里，他生活日渐变好，虽算不上出色，有时也为工作焦虑。在律师这个行当，不乏勾结权力、说谎和作假。他发现，成为一个好人要比成为坏人要难得多。
他从未想过当一名律师。本科同学杨阳说，那时他和浦志强看不起法学，那是给“当局背书的东西”，也看不起法律系学生，他们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愤世嫉俗，相约不入党，不当官。
都说1980年代理想激荡，浦志强读鲁迅，后来读苏联史书，反观中国，他有一种强烈受骗感，又滋长了新的使命感。
他喜欢和高年级同学一块讨论、演讲。师兄高积顺是其中活跃分子，他记得活动不被校方认可，自己常遭批判。浦去跟领导抗争，为高鸣不平。
在师兄们组织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浦第一次参加演讲。上台时他一片空白，从此不再害怕观众。几年后，高积顺在广场上看到他专注演讲，为其鼓动力和感召力深深震撼。
师兄徐战前认为，也许是受到连累，浦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河北一家中专。之后浦又考回政法大学，他仍想当大学老师。可一切都很动荡，研二时，他四处奔走，声援某个被关闭的报社。他热血贲张，一呼百应，又悲情绝食，同学都被他感动了。
1980年代匆匆告别。他拒绝写检查认错。律师迟夙生当年的宿舍离他很近，他总过来叮嘱，勿忘真相。
整整两年，他的心境都在愤怒和震荡中，直到1991年，在去赈灾的路上，读到了《日瓦戈医生》，那让他重新打量了革命以及内心。电影版本中，帕夏在街头遭到警察镇压后说，“不再有和平游行”——看到这一幕，浦志强的朋友们都鼓起掌来，他们想到了自己。可帕夏最终变成了残暴的人——浦感到要重新寻找建设性力量。
回顾半生，他说2003年是重要的转折，始于1980年代的追求和职业终于对接上了。以后，他为弱势者代理一系列言论案件：段磊，八农民，任建宇，谭作人……
他甚至主动寻找案件，免费代理。两年后，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以“名誉受损害”为由,状告《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夫妇。而这本引发轰动的书，出版遭禁，陈桂棣夫妇感到紧张，一旦张胜诉，将有更多的官员告过来，结局将是“死无葬身之地”。
尽管陈已请律师，浦还是给他致电，提出代理，并传真了肖夏林案的资料。在后来的见面中，陈被浦的热忱打动了。陈桂棣很快发现，随着浦的介入，案情发生了转折。
他的舆论
浦志强鼓励陈桂棣到三味书屋演讲。书已遭禁，应寻求体制外力量帮助——陈桂棣说，这是浦志强给他建议。陈接纳了，这让案子走出中国。开庭时，旁听席上满是外国媒体。在陈的记忆中，浦志强忙完一天后，跑回宾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进展发布到网络上。
在浦的记忆坐标里，这案子是重要的成名作。此后，和媒体的交往密切起来。
“他能使一个话题持续保持热度”，《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评价浦志强时，各种细节信手拈来。他是在2006年前后认识浦志强的，他总在各种会议饭局遇见浦志强，即使是一个圈子极小的年会，也会惊讶发现浦志强的身影。他从未见过浦喝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透明罐头改装的茶杯，里头装着浑浊的茶水。
在北京，浦志强会不定期组织饭局。近几年来，饭局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记者换了几拨，浦志强则是不变的饭局中心。罗昌平说，浦志强一开口，其他人便静静倾听。
“我捧红了不少记者”浦志强干脆认为，自己就是一个选题编辑。当然他也被媒体捧红了。他是律师，充当公共事件观察员，还给记者提供技术帮助，同时为各路选题保密。
他也为媒体代理诉讼。2003年，肖夏林案结束后，萧瀚将浦志强介绍给《财经》杂志，后来他成了《财经》的法律顾问。除了《财经》，当《中国改革》等媒体被诉时，他也为他们辩护。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曾参与了《中国改革》案研讨会，他还记得，浦志强关于事实的三个论断（法律事实，新闻事实，客观事实）启发了他。
2006年，当浦志强接到“奥美定”受害者的求助后，他找张洁爆料，最终央视经过调查采访，播出节目，引发了新闻热潮。
浦志强代理的案件一次次成为新闻焦点。只是，层出不穷日复一日的痛苦和惨烈不断抬高了中国新闻的门槛。2012年，当他为劳教者寻求媒体资源，大多数人拒绝了它，他只能找美国记者了。
“我要推动废除中国的古拉格”他对美国记者说。对方果然兴趣盎然。时间安排也颇有讲究，第一次前往重庆是5月中上旬，正好是地震周年前后，吸引了不少顺道而来的记者。
他还专门花上一段时间，采访劳教者，录成视频，假装正经说:“比朱军强点,和崔永元还是有点距离。”自媒体传播效果不错，毕竟，他已经是一个有舆论影响力的律师了。
当然，在今天，“舆论”二字不像十年前那样理直气壮了。任人打扮的司法，逼迫着舆论参与，可这将催促司法的春天，还是舆论也随之卷入冬天？
“非常可怕的关系”——当我听到浦志强这么评价司法和舆论的关系时，我有些意外。对于如何处理公众利益、个人利益和作为工具的舆论，他有一套自己的说辞或是原则。事实上，“成为张显”，是他最为警惕的事情。可浦志强如何避免可能滑入的危险呢？
他的场
控制力。
这是浦志强的核心词汇。他似乎有一种野心和能力，只要他在，那就是他的场。说不清这力量来自何方。我想除了浑厚的胸音和强壮的身躯，也许还有敏捷的思维、无所畏惧的勇气，以及咄咄逼人的道德正当性。
2005年，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案在交换证据阶段，信息严重不对称，浦志强赤膊上阵。回忆起庭上表现，陈桂棣列举了一系列情节。
当对方一名证人念完证词后，浦志强问他，你来做什么。对方答，我来证明张书记理论水平高。浦志强反问:“你是一个秘书，你水平高还是张书记水平高。你一个低水平的人怎么证明人家水平高？”
看到农民证人上场了，他则问，家里有几个孩子？又问，有没有被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张西德颁布一个政策，叫双结扎，为了保证没有计划外生育，不光女人要结扎，男人也要结扎……我要问的是张西德的政策有没实施，如果实施了是残暴，没实施是令行不止，怎么都不行。”浦志强这样解释他的思路。
他善于让对方陷入道德困境。最后陈述时，浦问原告张西德:“你看张书记，官司打了四天了，我假设你原来不知道你的农民有多苦，你的农民负担有多重，你的官员有多残暴，所以你才会那样。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现在对着这一百多人，你跟他们讲，你心里头到今天为止，此刻，你有没有一丝抱歉和后悔。”
“没有。”
“原来我认为作家这样写，给你们留一个光明的尾巴，觉得你人性不是这样，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坏人，但你刚才的回答让我认识到你就是一个坏人，作家在这点上把你写的太好了！”
熟悉他的律师和当事人，描绘出这样的庭辩形象：抨击体制，痛批现实，甚至攻击律师，并将之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在《财经》杂志一个被诉案中，原告律师指责《财经》毫无新闻职业操守，浦志强则把律师批了一通——
“我觉得财经有没有操守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你这样讲，你自己真不知道吗，你在公共场合天天呼吁言论自由、宪政民主，在具体个案当中你却这样讲！”即便重述场景，他也能让你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快感。
“浦志强很宏观！”律师迟夙生常和浦志强合作案件，“他常从宪法、政治、人权的角度来研究案。”律师斯伟江评价说，浦志强虽然功底不扎实，但法律感觉非常好。
“话唠！”斯伟江这么形容他。他有时会在庭上拍拍浦的背，让他别说了。讲座也是如此，但“制止会让浦会不高兴，他说，我的言论不需要有人审查。”
许多案件的公正解决得益于他强大的气场，但有时案子半路就夭折了，迟夙生的猜想是，“也许是他太讲政治，人家不想搞的太高调。”
无论如何，浦志强是个“顶得住”的人。“我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说，“这就是特殊之处。”
一个当事人曾跟浦说遭到刑讯逼供。开庭时，他指出法庭上一个检察官，“就是当天对我刑讯逼供的人！”浦志强立刻喊“谁？！你站起来！就是你刑讯逼供了！”检察官从座位上站起来跑了，浦冲下去抓。没抓回来。前面都是法警，被拦住了。
看起来很危险，但他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很得意。他总结说，“气场是要养的”。许多熟悉他的人告诉我们，浦志强是一个干净的人。在中国，只有绝对的干净才能真正保护勇气，否则就会付出异常惨重的代价。
但我还是困惑，他如何能一路勇往直前？给出的解释大致是，对手并不相信他们所宣称的价值，另外，他与人为善。
浦志强是善于沟通的人，正如一部纪录片所显示的那样，即便置身于对抗性很强的画面，他也会跟对方说：人心都是肉做的。
他的国家
浦志强屡屡被法官打断，他几乎被剥夺了说话机会。他也屡屡抗议：能让我说句完整的话吗？他涨红了脸，手里的矿泉水瓶拿起来又狠狠放在桌上。最后一敲“择日宣判”，他冲向王庆华母女，抱着痛哭。
——这是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向我们描述的一幕。一起为谭辩护的夏霖律师记得，庭审结束后，几百人站在门口鼓掌，向他们致敬，但他和浦志强迅速钻出人群，躲到厕所里，沉默地抽烟。
王庆华说，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赢的官司。可浦志强愿意代理。合同只签了一万块代理费，自己贴好几万。这些官司还是他主动选择的。我问他，选择公益案件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典型、有价值、有普遍意义。
每年，他都要收到好几十封求救邮件，他会用一两分钟来判断事情的价值。“我对他们说，最黑暗的不要跟我讲，中国没有最黑暗的地方，也不要讲你自己最悲惨，总有比你更悲惨的，我做这些事要考虑价值在哪里。我不受绑架，全国人民都认为我该做，这事怎么可以没你呢？那怎么能行，我不会因为全国人民都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何必呢？”
就在采访的一天中午，律师事务所的大门突然敲响了。一个38岁的男人，背着破旧牛仔布包，一瘸一拐走了进来。他向我们描述了不幸人生：少年时患肌肉萎缩症，因贫穷而放弃治疗。2003年，父亲患癌，兄弟几个申请更高标准的救助遭拒，父亲最终因无法负担医疗费迅速死去。之后，男人开始十年上访，起初是因为父亲只得到二三百的政府救助，之后则因上访遭打压、威胁和逮捕……如今，他的事情被知名媒体人微博转载后引发了短暂关注。政府开始找他谈判谈条件，可他并不妥协，从新疆坐火车来见律师。
——你十年上访，把所有青春都搭在里面，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要控告什么？
——我要控告政府，我上访他们断水断电，把我拘捕了几次。
——我也不喜欢上访，上访是破坏法制。你早应该认识到，上访不可能解决问题。
——他们现在又要劳教我。
——对不起，您这个我不接，我今年只做重庆。新疆不是我选择的区域。请原谅，我精力不够，我有自己的原则。
男人又控诉社会的残酷人间的冷漠，说约好的律师因突发疾病见不着，让自己白跑一趟。为省钱在火车站睡上一晚，手机还被偷了。
“你说社会冷漠，你又为社会做了什么？你不要以为你的事情是世间最大的事情，即使最大，他也有选择权力不做。”浦志强又坚决地说，我是帮不了你也不想帮你，他掏出一千钱，又找了一部手机，递给他，劝他赶紧回家，和政府谈个好条件。男人不愿收下，浦硬塞给他。
——拿着，这是干净的钱，还是税后的。回去安分守己过日子。在任何一个阶段，你都要有能耐把这个阶段的问题解决掉，十年来你把最好的机会都浪费了。
——我就演咽不下这口气，大不了，我去天安门前自杀。
——别拿自杀吓唬我，你自杀有人给你递绳。你不具备改变这个社会的能力。
——那我去买枪杀人，杀那些欺负我的人。
——你要杀谁呢，杀这个不愿帮你的律师吗？
男人紧缩眉头，不愿离去。
浦志强拍拍他的肩膀，“是不是对我很失望？”男人说，网上都说他有侠义心肠。浦叹一口气，“兄弟啊，你和我都是精神病，都钻到自己的牛角尖里，出不来”。
男人背起行李，一瘸一拐走了。后来我们知道，他一直在楼下呆着，直到再次见到我们，又问，我真该回去吗？
“回去。”
经过这个插曲，我们一天都很不好受。
“这是要他承认命运吗？”我问浦志强。
“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才能说承不承认，都不清楚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就说不向命运低头，岂不是可笑。”
“那你能说你认清自己命运了吗？”
“我自以为我认清了。”
他的命运
生日的第二天，我陪浦志强去养老院看他母亲。大雾弥漫，树木压着雪，老人在轮椅静静坐着。浦志强摸妈妈的头，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母亲无辜摇摇头，只伸手向他要钱。
浦志强是养子，从小被送给了舅舅。除了念书，他似乎没什么特长，和孩子们去逮鸟，他是无论如何也逮不着的。父亲挨过批斗，但不太严重，家人宠着他，他无害地长大了。理想是当中学教师，远离政治。
他指着纸币上的头像，“毛主席还认得吗？”母亲点点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即便是面对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他也要追问，“今天是好还是不好啊？以前饿肚子还记得吗……”
钱的面额母亲认不出来了。你儿子是谁？你儿子在哪？直到准备离去，母亲才给出了让人欣慰的答案：我儿子在生产队，他叫志强，是律师。
儿子浦志强如今是著名律师啦。高广清感慨，毕业那年的夜晚，浦志强和他去散步，极力劝他留在北京，“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能实现理想”，一直聊到凌晨3点多，但高去意已决。
二十多年过去了，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可浦志强仍无法在这座城市找到归属感。他仍有乡土气息。生日时他送给自己两幅眼镜，逢人就说，花500块买的。他对自己的形象有些在意，反复问，会不会太装了？像不像只大猩猩啊？眼镜店要他个贴牌，他拒绝了，他至今也叫不出几个品牌的名字。听到别人强调自己一身名牌，他会讽刺说，一身名牌包一杂牌。尽管，“上过《时尚先生》，他被逼得时尚了”，迟夙生说，同去法国时，浦志强拎两百多块钱的包，回来的时候，把它扔了，买了两千多的，“镀金回来了”。
他爱看《平凡的世界》，前年是第三遍。看到田晓霞抗洪淹死时，又泪流满面。“命真苦”，他说，“孙少平那种生活经历我是有的。他这一代是被我们推开的，因为我们能扛过，他竞争不过我，然后他走了那样的一条路。”
挤上了大学，浦志强发现，在1980年代带着强烈尊严感的奋斗中，有些人承受不了落差自杀了，他觉得自己老土，来自小县城，却不因此自卑。
“大家都叫他傻大个”，师兄徐战前说，搞校园活动，他就忙前忙后搬板凳。也好打抱不平，高广清记得，两个同学被小流氓欺负了，浦就带着一帮人过去质问，将之扭送派出所。而出现争执的时候，浦很强势很想说服人。
和浦保持二十多年友谊的迟夙生觉得，浦依然单纯直接。有时他让她帮忙推微博，迟不答应，浦偷偷上她的微博自己转发。迟大喊：“你又偷我的微博！”
斯伟江则说，他喜欢和矮小的人合影，显得自己特高大威猛，也自恋，随时自拍发微博。虽然这更像行为艺术。要有人问他是不是特想出名啊，他干脆承认，是啊，出名了能挣钱。看起来玩世不恭，却堵住了诛心之论，倒显得坦荡。
一旦工作，他立刻变得严肃。一心想远离政治的人如今生活充满了政治。他将自己称之为“政客”——政客，就是擅长解决所有问题的人。
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于是时常纠结。“朝令夕改还有一白天时间！我遇到更多的官员完全不守信，刚说完当场就变，就耍赖”，甚至还有法院院长给他送礼，让他不要再介入。他夸张形容，常年和他们打交道，杀法官的心都有了……
浦志强表现出强大快乐，但迟夙生描述了另一面。有时早晨打开邮箱，就看到了浦志强长长的信，说彻底难眠，“我愤怒我愤怒我愤怒无比”，“我要继续怎么怎么做”……纠结。痛苦无比。
“哪怕是自欺欺人，也要带着幻觉活下去”，浦志强说。多年来，他总有一个直觉，在某一个早晨醒来，收到那些迟迟无果的判决书。努力耗尽，锐气耗尽，可时光和才智并未荒废。他想象那个早晨的自己，“应会很平静”。（全文完）
（实习记者黄昕宇、张瑞、代双双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