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压倒启蒙”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
讲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定会讲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两个运动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不同之处在于新文化运动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学生爱国运动的时间比较短。对于两场运动的结果，李泽厚先生曾经有过一个论断，意思是说由于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生，导致启蒙运动的中断。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思想倾向，从1915年陈独秀开办《青年杂志》到1918年年底，基本上宣传都集中在文学上，集中在有关民主、科学这样一些理念的争议上。很多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越来越感到更重要的问题是要对中国人进行启蒙，如果人的思想观念、文化和习惯不改变，仅仅靠军阀和政客去改变整个国家的状况，那是不可能的。五四时期是中国统治阶层最虚弱的时候，在军阀割据的状况下，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思想的自由传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良机。
一战结束后思潮发生了转变，从1918年秋天开始，讲布尔什维克胜利的一系列文章、《每周评论》以及相关的谈论政治的文章逐渐出现。在1919年1月1号，由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主办的《新潮》的发刊文章就是“赤潮来了”，实际上当时已经不是在谈论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人权”和“科学”两个主题了。新文化运动的民主自由的宣传气氛，完全被打断了，所以李泽厚先生把它定义为“救亡压倒了启蒙”。但今天我想对这个论断加以修正。实际上“救亡压倒启蒙”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了。当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思想观念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思想中打架，同时产生了各种困惑。
我要强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包括“救亡压倒启蒙”问题，其实从中国开始有救亡问题以来就存在了;二是中国和其它国家面临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类似的问题困扰着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围绕这个问题所发生的争执可能不一样。整个近代自有民族国家以来，到今天也不过就二三百年的时间，和以往的各种历史阶段相比，这段历史都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期，我们希望任何一种思想、观念很快的发生根本性的扭转，其实是不可能的。对落后国家来说，这样的问题就更明显、更突出。我们可以简单的将知识分子的本质比喻为社会的良心。所谓社会的良心，最主要就是在符合人类发展进步的公平原则基础上，保持一个价值观，为所有的人，包括富人和穷人发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想使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社会责任感，并坚守他的价值观，但客观上一直到今天，知识分子本身分裂很厉害。另外，在不同的国家，知识分子因为国家民族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他们所做的价值选择也不一样。我认为政治选择问题是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会面临的一个难题。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我认为有一个基本的趋向。首先毫无疑问，集体永远是高于个体的，个人是构成集体的要素，集体的生存和个体的生存之间存在非常强的依附关系的。在中国近代发展过程中，救亡压倒启蒙，个人服从国家，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思想倾向。可以举两位重量级知识分子的例子，他们两位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一位是严复，他是中国最早的翻译西方著名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家，他翻译了《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等。这些著作的基本倾向都是强调自由，主张尊重人权，特别强调自由和法治应同时对国家、社会发生作用。严复从最初翻译、介绍这些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开始，就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他开始主张中国要改变，最重要的是从个人自由做起，国家和个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个人没有自由，那整个国家也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严复的这种思想持续了好几年，他从1895年到1899年陆续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但是严复的思想从1903年以后发生了改变，他开始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国家自由，或是所谓的群体自由、国群自由。严复认为国群自由高于一切，个人应该为国家做牺牲，甚至个人自由应该受到限制。而到了1910年以后，严复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反对任何个人自由的阶段。
另一位是与严复同一时期的梁启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日本，接受了很多日本引进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他1900年开始传播自由思想，最终影响了很多人。但他的思想转变很快，从1902年底，他开始强调个人自由要受到限制，跟严复一样，强调中国应该实行开明专制。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思想观念、传统文化以及经济发展基础根本不够学西方的样子，根本不可能搞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所以应该从专制开始。当然他讲的专制不是回到封建传统的那种专制，他讲的是所谓的君主立宪，是通过一种开明的方式实行专制，并且个人能够得到相当的国家保护。
所以最初的思想变化是从引进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他们在考虑怎样能更好的为国家服务。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中国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国家可能被瓜分的时期。1894年甲午战争的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与辽东半岛的割让，引起国内很多知识分子的担心。后来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戊戌变法跟甲午战争有很大的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紧接着又出现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1年的《辛丑条约》又使得中国割地赔款。所有的这一切都对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很强烈的刺激。
对中国人刺激更大的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对满蒙权益各种各样的要求愈发突出。很多海外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生死存亡尤为担心。所有这些情况都直接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1902年起，严复、梁启超、康有为公开反对暴力，革命党和改良派已经形成了非常激烈的对抗关系。改良派越来越希望国家能够被一个强有力的力量控制起来，能够更好的集中、团结在一个政府之下，革命党的主张恰恰是要推翻中央集权政府。但革命党要推翻中央集权的政府，又不是真的要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府。虽然从孙中山的口号与纲领中可以看出他想建立共和国，也可以看到他对所谓宪政的追求。但如果看孙中山整个革命过程中的言论，特别是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他对国民和对未来党员的等级划定，包括他在中华革命党入党手续上所采取的盖手模方式。这一系列做法最终都可以证明，实际上革命党追求的同样是一种专制政权，只不过他们对未来有一个三步走的方案设计，经过所谓“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
自由知识分子为救亡转向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早期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从17、18世纪以后开始的，并没有真正的出现一系列非常激烈的社会运动，这是因为它们国与国之间，包括社会内部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分化没有达到严重的冲突、破裂程度。中国人救亡接触西方思想时，碰到的是三种思潮：一种思潮是康有为、梁启超早期进行改革时的那种思潮，即西方的宪政民主理论，中国人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进行了百日维新，后来又有了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的产生。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又传来另外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对中国人突破或者说排斥自由主义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民族主义思潮。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期的南欧、东欧国家发生了爆炸性的成长，这种成长直接引发了欧洲内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战争。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观念，特别是单一民族主义的思想观念，对日本、中国等亚洲落后民族，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冲击。
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救国的时候，要考虑的究竟是从个人开始，还是从国家、民族开始。究竟是要争个人的自由还是民族的自由、国家的自由?所有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很难理直气壮的提出“我们首先要争个人的自由”，因为国家面临的危机更大、更严重。除了民族主义以外，另一种很重要的思想潮流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发酵并且汹涌澎湃起来。这种思想潮流，直接影响到日本和中国，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
梁启超还在翻译介绍西方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他同时就在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他在《新民丛报》发出这样的声音“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他的意思是19世纪是资本主义的世纪，是民主主义的世纪，但是从今天看来20世纪肯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纪。他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那套东西都会慢慢过去的。
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从梁启超、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的救亡思想中都含有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康有为并没有完全接受所谓的社会主义观念，但他接受的是更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的观念，他的《大同书》讲的是未来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终级理想。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够回避这样一个世界发展的大潮流。
社会主义在当年只是一种理想和思潮，没有任何一个实践的结果。但到了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的完成后，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欧洲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革命，更加沉重的冲击了中国的思想界。
李大钊等很多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开始出现了“社会革命”的概念。实际上所有人都相信，俄国革命所带来的思想与制度，正在改变整个欧洲，将来也会改变整个亚洲，毫无疑问，中国也没有办法避免这样一种冲击。所以对于救亡压倒启蒙，如果正确的说，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压倒了启蒙运动。从1919年到1922年全国的刊物和报纸，我们做过统计，有200多种刊物都刊登过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都介绍过有关社会主义的各种知识。有关社会主义的话题在1919年以后，基本上成为与社会舆论的主流。当时的《东方杂志》《北京晨报》《时事新报》等在全国发行范围很广的报纸，它们都有专门的副刊来讨论这些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在地方上比较有名的报纸、杂志，公开的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取向。
从1919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整个思想界基本上已经被社会主义的思想宣传淹没。俄国革命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最典型的劳兵政权，“劳”指工业劳动者，“兵”指士兵。这是俄国革命所创造的政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由平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俄国共产党是主张暴力革命的，同时它又是主张阶级专政的。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领袖克鲁泡特金公开站在了列宁这一边，号召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合作。尽管这个合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种号召在中国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到了1917年2月份，无政府主义者办的的《劳动月刊》开始公开鼓吹俄国革命是成功的，而且公开主张要向俄国人学习。1918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在《民国日报》上整版发表文章肯定俄国革命。当然他们强调的俄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俄国革命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所以十月革命以后，随着俄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俄国革命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
随着俄国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梁启超在当时虽然是赞同社会主义的，但他认为中国还没到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应该先发展工业，等国家富强了、资本强大了再去搞国家的社会主义。梁启超一派与以陈独秀一派发生了冲突，双方之间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胡适坚持走温和的改良道路，他与激进的李大钊等人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其实五四时期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哪怕是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思想主张同样是改良和自由民主，他们并不赞成所谓专制，更不主张使用暴力。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是非常突然的。如果按时间顺序看陈独秀的文章，会发现陈独秀在1920年5月份的文章中还主张要改良和反对阶级斗争，并主张资本家和工人要团结、要消除隔阂。毫无疑问，这种思想不是阶级斗争思想，这种思想并不符合俄国的共产主义，也不符合他后来成立的共产党的思想。但几个月后，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就完全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强调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并批判所有反对阶级斗争的声音。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当时，一位叫维金斯基的俄国共产党代表在1920年4月来到了中国，陈独秀和他密切接触了一段时间，在这之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主张要学习俄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期间，毛泽东在1919年主办了《湘江评论》。《湘江评论》的发刊词旗帜鲜明的主张要用胡适的渐进、和平的方法，坚决反对流血革命、反对扔炸弹。当时的毛泽东主张要搞无血革命、搞面包革命、呼声革命。他认为温和派的主张是对的，用强制的方法要求别人改造思想是不可能的，应该用教育的方法慢慢的去影响他们。毛泽东等人在1918年成立了新民学会，其学会名字就来自梁启超的《新民说》，它认为中国人要从自我改造开始，要让每个国民都变成新民。
从五四运动一直到1920年11月底，毛泽东都是改良主义派，也可以说他是自由主义者。但是1920年，毛泽东的改良尝试受到了大挫折。毛泽东当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替湖南的师生到北京去申诉，要求驱逐湖南当时的都督张敬尧，“驱张运动”成功了，张敬尧被赶走了，但后来派来的另一个都督也没有能够解决湖南的问题;此外，当时的毛泽东在推动湖南自治运动，即“联省自治运动”的一部分，它并不是要把这个国家完全瓦解掉，但是主张不要大中国，单独搞小国家。毛泽东专门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应该变成27个共和国，湖南应该独立。当时毛泽东就主张湖南应该学瑞士，要把湖南变成中国的瑞士。
而在1920年11月份，毛泽东写给蔡和森的信中就可看出，他的态度开始转变了。他开始怀疑和平改良的方法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他开始认为靠规劝和教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920年的12月1号，毛泽东在一封长信中彻底讲清楚了自己思想的转变，他表明要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这个国家至少要花一百年的时间。他说“俄国革命不是有更好的筏子不踩，单要踩这个恐怖的筏子”。毛泽东一直认为俄国革命的暴力专制是恐怖的，压制人性的。他说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个方法，实在是诸路都走不通了的情况下，所以他只能下决心接受俄国的那条路。
毛泽东在1920年底开始转向共产主义，1921年以后，他成为湖南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从这样的转变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陈独秀的思想不是一开始就很激进的，他们原来也是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的。救国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讲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这个时候提供给中国的救国方法那么多，究竟哪种主义最合适?所以性格最激烈的那些人，他们选择的是俄国革命的那种最激进的方法。
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念在现实面前妥协
另外，一部分留日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也非常明显。留日知识分子以20年代的《孤军》杂志主办人为代表，最初拼命地批评革命党，他们认为用暴力去剥夺别人自由的做法是不对的。虽然他们不满意北洋政府，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够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通过走法治的道路最终实现中国的变革。他们的转变发生在1923年到1925年。1925年以后，他们开始放弃之前的主张，甚至亲自跑到南方去加入国民党。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一批留英美的知识分子，即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高层知识分子办了一系列独立杂志。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典型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1932年以后转向了所谓的专制，主张中国应该搞开明专制，他们的观点转变的和梁启超基本上一样。只不过梁启超当年寄希望于满清的末代皇帝，他们寄希望于当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
在1930年，国民党内部混战最厉害的时候，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这种情况下，对国家抱有强烈感情的知识分子，开始非常痛苦的寻找一个铁腕人物，开始接受他们在理智上不愿意接受的新式独裁。他们希望有蒋介石这样的人物出来，可以把国家拧成一股绳，哪怕是对国家进行一段时间的独裁，只要能起到抵抗日本的作用就好。国家四分五裂只能让日本野心得逞。
所以实际上任何一种观念与理想，在碰到现实情况都会发生激烈冲突。我们很难做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理性选择，很难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在讲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特别强调历史背景。
胡适：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
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有一个和今天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在民国年间，出去留洋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会回国。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在当年各个国家还受到西方单一民族主义倾向影响的时候，作为一个黄种人在发达国家生活是非常困难的。梁实秋、闻一多都在留洋海外时受到了各种歧视。因而当时留洋海外的知识分子爱国热情是空前高涨的，一旦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国外的学生马上会回国参加革命。当时蒋介石在日本读军校，本来读完预备役就可以进入士官学校，但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毅然放弃了学业，回到中国参加革命。1949年以后，在欧洲、日本的留学生绝大多数也都回国了。实际上在战后，外国人对华人的歧视已经没有那么强了，但大多数留学生的想法还是要回国来建设国家。从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中可以看出，很多知识分子当年对国家有一种期待，他们不是不知道国家战乱并且穷困，但在当时特别是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还是有很多人往回走，想要帮助国家。傅斯年当年在中研院已经有很高的地位了，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日本人讲出各种各样侵占东北的理由，但是当时中国没有一本能真正讲清东北历史的书。为了跟日本辩论，中研院专门组织了一批人写东北史纲。傅斯年在讲他为什么要写这本史纲的时候说，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帮国家做事情，要证明东北不是满洲殖民，希望能够把日本人的歪理驳倒。
傅斯年是学历史的，他应该是讲究实证的，但是当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不能够完全按照实证思路去做研究，他要做即时的、政治性的研究。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傅斯年反对任何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抗日战争后，一些撤到昆明的在西方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开始要进行少数民族的研究，傅斯年听说后马上站出来反对。实际上他在华北事变以后，就开始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没有什么少数民族这样的观点。当时顾颉刚在负责一个叫《边疆》的副刊，傅斯年就委婉的批评顾颉刚，认为“边疆”两个字不该提，这些概念应该尽量的避免，不要被帝国主义，特别是被日本人抓住把柄。
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当政治上的这样一种冲击直接威胁到国家利益、民族的利益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宁愿放弃自己的专业本能来国家服务。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知识分子有很多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倾向性，哪怕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他们内部的观念都是有差异的。同样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面对1949年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今天人们把胡适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人物代表，是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但其实胡适的一生都在摇摆，他一直都相信需要依靠一股政治力量来达到实现自由主义中国的目的。他从1919年就在考察和寻找帮助中国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对社会主义曾经抱有好感，甚至他在1926年去了一趟苏联以后，认为苏联的方法尽管太专制，但中国能够通过苏联的方法实现工业化;一年以后他到了美国，接触到了一些书和一些人，又认为美国的道路好，不会对一部分人造成压迫，不会损害自由。但是到了1931年，胡适慢慢跟蒋介石接近了，他不断写文章称赞蒋介石是人才，能够听取意见。最后在1949年，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蒋介石。
另外，刚刚提到留洋的知识分子千方百计要回国，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里我要举化学家傅鹰的例子。傅鹰是留美的学生，他与太太本来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1949年以后他毅然决定回到祖国。他曾经说：“我对人民政府最满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军过江的时候，把英国军舰打了个稀巴烂，而且打了之后不向英国道歉，反而将英国痛痛快快的责备了一顿，出了我几十年来压在心头的一点怨气”。所以可以看出，很多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这些问题上，会抱着非常复杂的心态。当某个政党为国家、为民族争得一些荣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放下他们的立场。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放弃了原则，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独立的立场，完全就是被洗了脑。但实际上可以在傅鹰的发言中找到原因。
傅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很直率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有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的?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的，事实证明党认路比我认的好，我自然跟他走”。他的另一句话也反应了知识分子政治选择问题的核心“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一生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
可以看出5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第一，满清和国民党那么多年始终是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但是共产党居然把它统一了;第二，中国从来没有在世界上扬眉吐气过，从来都是被列强欺负，但共产党执政以后，中国的腰杆挺直了。简单归纳一下以傅鹰为代表的建国以后的知识分子，有几个非常明显的因素对他们的思想转变起了关键作用。第一是共产党统一了中国和中国的强硬外交带来的民族地位提升，促发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第二个是共产党的社会改造与经济建设在建国初期突飞猛进，带来了很强的振奋感;第三是共产党的阶级宣传和思想灌输给知识分子带来很强的身份原罪感，这个在思想改造中和土地改革中都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过程中，发现最后自己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所有的事情都是共产党领导工人和农民干的，所以知识分子觉得他们要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要跟上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第四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马上开展爱国主义运动和思想教育运动，大量的爱国主义宣传强化了传统道德感。
任何主义都跳不出民族国家的集体主义
提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其实是自人类有文字以来所有知识人共同的困惑。特别是欧洲知识界各种各样的自由观念、人权观念、人性观念，其实很早就形成了，所有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的促进整个社会向尊重人权、尊重自由、尊重平等的方向发展，社会发展还是另一个样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哪怕从古希腊开始，任何形式的对国家、对民族、对城邦的改造，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立在人和人之间平等、自由基础上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是专制的，并不是像马克思后来设想的那种完全自由的世界。这个专制国家强调的还是部分要服从集体的观念。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古希腊的很多思想家，其实都是我们今天讲的整体主义者。
我们可以把当年的思想主张分成三阶段，一是古代的整体主义，即完全是由一个整体来控制，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和地位;二是到了近代以后出现了所谓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在承认集体内部的人员的平等权利的情况下，要求一种集体的控制，这和整体主义不完全一样;三是个人主义。在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下，个人离开集体是生存不了的，集体离开一个整体也很难生存，所以这种情况下，整体主义的流行是任何知识分子都回避不了的一个趋势。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那些乌托邦式的理想著作，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最基本的农业社会，他们的统治方式也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方式，即使是有民主，也不可能超过古希腊那种城邦民主，实际还是一种半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有人都要服从那个集体，每个人不能有个人的充分自由。
梁漱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世纪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有历史局限，马克思是主张要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但是实现全面自由的方法却是强力的。他认为必须通过暴力的方式，通过争夺一部分人的财产来实现所谓的消灭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以后，才能在强制下实现按劳分配，等社会财富充分发达后才能实现所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走过了一百多年，会发现不要说共产主义不可能，就是达到社会主义其实也非常难，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成功实现。
对这个过程稍微作总结，整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哪怕是离开了古代的整体主义的思想观念，进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情况下，它还是集体主义，我把它叫做“集体个人主义”。一方面是存在个人主义的，但另一方面其实还有很强烈的集体主义在里面。换句话说，它的个人主义是包含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的，所有个人都要服从这个民族国家，要对这个民族国家尽义务，要服从这个民族国家的一切。同时这个民族国家要和其它民族国家划一条鸿沟。换句话说，它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只是国家内部的平等关系。
所以民族国家还是在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任何主义都跳不出民族国家这样一个集体主义。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我们没有办法回避民族国家存在的客观现实。民族和国家的存在不过就是二三百年，人类的历史发展其实往往是以千年计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民族国家消亡。但是，我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前进是渐进的，不管历史会在今天发生怎样的一种扭曲、波折甚至倒退，人类历史从长远来看仍然是进步的。另外，不同社会的发展其实是有阶段的，处在每一个阶段的人都有局限性，不可能要求落后国家的人民能够有先进或发达国家社会人民的思想观念。
另外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我个人还是相信物质与科学技术的作用。虽然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这样一个发展的进程人类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同时我相信人类社会的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个进步性不是围绕一个民族的强大或者弱小，而是围绕着对人权、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不再单纯的把人的生命作为重要的保护对象，很多人已经开始关心动物和植物。人类开始对世界上的一切生命产生一种敬畏感，这实际上反映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可以确定的是，知识分子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推进作用，我认为应该在人性、人道、人权这些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坚持既有的普世价值观。胡适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杨奎松(1953年10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1982年1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获学士学位。1982年1月至1987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任编辑，1987年2月至1990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任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
(本文由杨奎松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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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消失的
“救亡压倒启蒙”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
讲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定会讲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两个运动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不同之处在于新文化运动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学生爱国运动的时间比较短。对于两场运动的结果，李泽厚先生曾经有过一个论断，意思是说由于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生，导致启蒙运动的中断。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思想倾向，从1915年陈独秀开办《青年杂志》到1918年年底，基本上宣传都集中在文学上，集中在有关民主、科学这样一些理念的争议上。很多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越来越感到更重要的问题是要对中国人进行启蒙，如果人的思想观念、文化和习惯不改变，仅仅靠军阀和政客去改变整个国家的状况，那是不可能的。五四时期是中国统治阶层最虚弱的时候，在军阀割据的状况下，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思想的自由传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良机。
一战结束后思潮发生了转变，从1918年秋天开始，讲布尔什维克胜利的一系列文章、《每周评论》以及相关的谈论政治的文章逐渐出现。在1919年1月1号，由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主办的《新潮》的发刊文章就是“赤潮来了”，实际上当时已经不是在谈论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人权”和“科学”两个主题了。新文化运动的民主自由的宣传气氛，完全被打断了，所以李泽厚先生把它定义为“救亡压倒了启蒙”。但今天我想对这个论断加以修正。实际上“救亡压倒启蒙”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了。当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思想观念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思想中打架，同时产生了各种困惑。
我要强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包括“救亡压倒启蒙”问题，其实从中国开始有救亡问题以来就存在了;二是中国和其它国家面临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类似的问题困扰着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围绕这个问题所发生的争执可能不一样。整个近代自有民族国家以来，到今天也不过就二三百年的时间，和以往的各种历史阶段相比，这段历史都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期，我们希望任何一种思想、观念很快的发生根本性的扭转，其实是不可能的。对落后国家来说，这样的问题就更明显、更突出。我们可以简单的将知识分子的本质比喻为社会的良心。所谓社会的良心，最主要就是在符合人类发展进步的公平原则基础上，保持一个价值观，为所有的人，包括富人和穷人发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想使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社会责任感，并坚守他的价值观，但客观上一直到今天，知识分子本身分裂很厉害。另外，在不同的国家，知识分子因为国家民族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他们所做的价值选择也不一样。我认为政治选择问题是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会面临的一个难题。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我认为有一个基本的趋向。首先毫无疑问，集体永远是高于个体的，个人是构成集体的要素，集体的生存和个体的生存之间存在非常强的依附关系的。在中国近代发展过程中，救亡压倒启蒙，个人服从国家，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思想倾向。可以举两位重量级知识分子的例子，他们两位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一位是严复，他是中国最早的翻译西方著名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家，他翻译了《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等。这些著作的基本倾向都是强调自由，主张尊重人权，特别强调自由和法治应同时对国家、社会发生作用。严复从最初翻译、介绍这些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开始，就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他开始主张中国要改变，最重要的是从个人自由做起，国家和个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个人没有自由，那整个国家也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严复的这种思想持续了好几年，他从1895年到1899年陆续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但是严复的思想从1903年以后发生了改变，他开始强调个人自由要服从国家自由，或是所谓的群体自由、国群自由。严复认为国群自由高于一切，个人应该为国家做牺牲，甚至个人自由应该受到限制。而到了1910年以后，严复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反对任何个人自由的阶段。
另一位是与严复同一时期的梁启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日本，接受了很多日本引进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他1900年开始传播自由思想，最终影响了很多人。但他的思想转变很快，从1902年底，他开始强调个人自由要受到限制，跟严复一样，强调中国应该实行开明专制。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思想观念、传统文化以及经济发展基础根本不够学西方的样子，根本不可能搞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所以应该从专制开始。当然他讲的专制不是回到封建传统的那种专制，他讲的是所谓的君主立宪，是通过一种开明的方式实行专制，并且个人能够得到相当的国家保护。
所以最初的思想变化是从引进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他们在考虑怎样能更好的为国家服务。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中国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国家可能被瓜分的时期。1894年甲午战争的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与辽东半岛的割让，引起国内很多知识分子的担心。后来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戊戌变法跟甲午战争有很大的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紧接着又出现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1年的《辛丑条约》又使得中国割地赔款。所有的这一切都对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很强烈的刺激。
对中国人刺激更大的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对满蒙权益各种各样的要求愈发突出。很多海外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生死存亡尤为担心。所有这些情况都直接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1902年起，严复、梁启超、康有为公开反对暴力，革命党和改良派已经形成了非常激烈的对抗关系。改良派越来越希望国家能够被一个强有力的力量控制起来，能够更好的集中、团结在一个政府之下，革命党的主张恰恰是要推翻中央集权政府。但革命党要推翻中央集权的政府，又不是真的要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府。虽然从孙中山的口号与纲领中可以看出他想建立共和国，也可以看到他对所谓宪政的追求。但如果看孙中山整个革命过程中的言论，特别是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他对国民和对未来党员的等级划定，包括他在中华革命党入党手续上所采取的盖手模方式。这一系列做法最终都可以证明，实际上革命党追求的同样是一种专制政权，只不过他们对未来有一个三步走的方案设计，经过所谓“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
自由知识分子为救亡转向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早期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从17、18世纪以后开始的，并没有真正的出现一系列非常激烈的社会运动，这是因为它们国与国之间，包括社会内部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分化没有达到严重的冲突、破裂程度。中国人救亡接触西方思想时，碰到的是三种思潮：一种思潮是康有为、梁启超早期进行改革时的那种思潮，即西方的宪政民主理论，中国人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进行了百日维新，后来又有了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的产生。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又传来另外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对中国人突破或者说排斥自由主义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民族主义思潮。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期的南欧、东欧国家发生了爆炸性的成长，这种成长直接引发了欧洲内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战争。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观念，特别是单一民族主义的思想观念，对日本、中国等亚洲落后民族，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冲击。
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救国的时候，要考虑的究竟是从个人开始，还是从国家、民族开始。究竟是要争个人的自由还是民族的自由、国家的自由?所有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很难理直气壮的提出“我们首先要争个人的自由”，因为国家面临的危机更大、更严重。除了民族主义以外，另一种很重要的思想潮流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发酵并且汹涌澎湃起来。这种思想潮流，直接影响到日本和中国，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
梁启超还在翻译介绍西方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他同时就在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他在《新民丛报》发出这样的声音“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他的意思是19世纪是资本主义的世纪，是民主主义的世纪，但是从今天看来20世纪肯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纪。他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那套东西都会慢慢过去的。
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从梁启超、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的救亡思想中都含有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康有为并没有完全接受所谓的社会主义观念，但他接受的是更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的观念，他的《大同书》讲的是未来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终级理想。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够回避这样一个世界发展的大潮流。
社会主义在当年只是一种理想和思潮，没有任何一个实践的结果。但到了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的完成后，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欧洲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革命，更加沉重的冲击了中国的思想界。
李大钊等很多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开始出现了“社会革命”的概念。实际上所有人都相信，俄国革命所带来的思想与制度，正在改变整个欧洲，将来也会改变整个亚洲，毫无疑问，中国也没有办法避免这样一种冲击。所以对于救亡压倒启蒙，如果正确的说，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压倒了启蒙运动。从1919年到1922年全国的刊物和报纸，我们做过统计，有200多种刊物都刊登过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都介绍过有关社会主义的各种知识。有关社会主义的话题在1919年以后，基本上成为与社会舆论的主流。当时的《东方杂志》《北京晨报》《时事新报》等在全国发行范围很广的报纸，它们都有专门的副刊来讨论这些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在地方上比较有名的报纸、杂志，公开的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取向。
从1919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整个思想界基本上已经被社会主义的思想宣传淹没。俄国革命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最典型的劳兵政权，“劳”指工业劳动者，“兵”指士兵。这是俄国革命所创造的政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由平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俄国共产党是主张暴力革命的，同时它又是主张阶级专政的。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领袖克鲁泡特金公开站在了列宁这一边，号召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合作。尽管这个合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种号召在中国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到了1917年2月份，无政府主义者办的的《劳动月刊》开始公开鼓吹俄国革命是成功的，而且公开主张要向俄国人学习。1918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在《民国日报》上整版发表文章肯定俄国革命。当然他们强调的俄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俄国革命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所以十月革命以后，随着俄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俄国革命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
随着俄国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梁启超在当时虽然是赞同社会主义的，但他认为中国还没到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应该先发展工业，等国家富强了、资本强大了再去搞国家的社会主义。梁启超一派与以陈独秀一派发生了冲突，双方之间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胡适坚持走温和的改良道路，他与激进的李大钊等人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其实五四时期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哪怕是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思想主张同样是改良和自由民主，他们并不赞成所谓专制，更不主张使用暴力。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是非常突然的。如果按时间顺序看陈独秀的文章，会发现陈独秀在1920年5月份的文章中还主张要改良和反对阶级斗争，并主张资本家和工人要团结、要消除隔阂。毫无疑问，这种思想不是阶级斗争思想，这种思想并不符合俄国的共产主义，也不符合他后来成立的共产党的思想。但几个月后，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就完全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强调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并批判所有反对阶级斗争的声音。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当时，一位叫维金斯基的俄国共产党代表在1920年4月来到了中国，陈独秀和他密切接触了一段时间，在这之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主张要学习俄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期间，毛泽东在1919年主办了《湘江评论》。《湘江评论》的发刊词旗帜鲜明的主张要用胡适的渐进、和平的方法，坚决反对流血革命、反对扔炸弹。当时的毛泽东主张要搞无血革命、搞面包革命、呼声革命。他认为温和派的主张是对的，用强制的方法要求别人改造思想是不可能的，应该用教育的方法慢慢的去影响他们。毛泽东等人在1918年成立了新民学会，其学会名字就来自梁启超的《新民说》，它认为中国人要从自我改造开始，要让每个国民都变成新民。
从五四运动一直到1920年11月底，毛泽东都是改良主义派，也可以说他是自由主义者。但是1920年，毛泽东的改良尝试受到了大挫折。毛泽东当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替湖南的师生到北京去申诉，要求驱逐湖南当时的都督张敬尧，“驱张运动”成功了，张敬尧被赶走了，但后来派来的另一个都督也没有能够解决湖南的问题;此外，当时的毛泽东在推动湖南自治运动，即“联省自治运动”的一部分，它并不是要把这个国家完全瓦解掉，但是主张不要大中国，单独搞小国家。毛泽东专门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应该变成27个共和国，湖南应该独立。当时毛泽东就主张湖南应该学瑞士，要把湖南变成中国的瑞士。
而在1920年11月份，毛泽东写给蔡和森的信中就可看出，他的态度开始转变了。他开始怀疑和平改良的方法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他开始认为靠规劝和教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920年的12月1号，毛泽东在一封长信中彻底讲清楚了自己思想的转变，他表明要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这个国家至少要花一百年的时间。他说“俄国革命不是有更好的筏子不踩，单要踩这个恐怖的筏子”。毛泽东一直认为俄国革命的暴力专制是恐怖的，压制人性的。他说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个方法，实在是诸路都走不通了的情况下，所以他只能下决心接受俄国的那条路。
毛泽东在1920年底开始转向共产主义，1921年以后，他成为湖南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从这样的转变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陈独秀的思想不是一开始就很激进的，他们原来也是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的。救国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讲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这个时候提供给中国的救国方法那么多，究竟哪种主义最合适?所以性格最激烈的那些人，他们选择的是俄国革命的那种最激进的方法。
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念在现实面前妥协
另外，一部分留日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也非常明显。留日知识分子以20年代的《孤军》杂志主办人为代表，最初拼命地批评革命党，他们认为用暴力去剥夺别人自由的做法是不对的。虽然他们不满意北洋政府，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够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通过走法治的道路最终实现中国的变革。他们的转变发生在1923年到1925年。1925年以后，他们开始放弃之前的主张，甚至亲自跑到南方去加入国民党。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一批留英美的知识分子，即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高层知识分子办了一系列独立杂志。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典型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1932年以后转向了所谓的专制，主张中国应该搞开明专制，他们的观点转变的和梁启超基本上一样。只不过梁启超当年寄希望于满清的末代皇帝，他们寄希望于当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
在1930年，国民党内部混战最厉害的时候，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这种情况下，对国家抱有强烈感情的知识分子，开始非常痛苦的寻找一个铁腕人物，开始接受他们在理智上不愿意接受的新式独裁。他们希望有蒋介石这样的人物出来，可以把国家拧成一股绳，哪怕是对国家进行一段时间的独裁，只要能起到抵抗日本的作用就好。国家四分五裂只能让日本野心得逞。
所以实际上任何一种观念与理想，在碰到现实情况都会发生激烈冲突。我们很难做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理性选择，很难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在讲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特别强调历史背景。
胡适：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
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有一个和今天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在民国年间，出去留洋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会回国。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在当年各个国家还受到西方单一民族主义倾向影响的时候，作为一个黄种人在发达国家生活是非常困难的。梁实秋、闻一多都在留洋海外时受到了各种歧视。因而当时留洋海外的知识分子爱国热情是空前高涨的，一旦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国外的学生马上会回国参加革命。当时蒋介石在日本读军校，本来读完预备役就可以进入士官学校，但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毅然放弃了学业，回到中国参加革命。1949年以后，在欧洲、日本的留学生绝大多数也都回国了。实际上在战后，外国人对华人的歧视已经没有那么强了，但大多数留学生的想法还是要回国来建设国家。从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中可以看出，很多知识分子当年对国家有一种期待，他们不是不知道国家战乱并且穷困，但在当时特别是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还是有很多人往回走，想要帮助国家。傅斯年当年在中研院已经有很高的地位了，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日本人讲出各种各样侵占东北的理由，但是当时中国没有一本能真正讲清东北历史的书。为了跟日本辩论，中研院专门组织了一批人写东北史纲。傅斯年在讲他为什么要写这本史纲的时候说，他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帮国家做事情，要证明东北不是满洲殖民，希望能够把日本人的歪理驳倒。
傅斯年是学历史的，他应该是讲究实证的，但是当国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不能够完全按照实证思路去做研究，他要做即时的、政治性的研究。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傅斯年反对任何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抗日战争后，一些撤到昆明的在西方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开始要进行少数民族的研究，傅斯年听说后马上站出来反对。实际上他在华北事变以后，就开始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没有什么少数民族这样的观点。当时顾颉刚在负责一个叫《边疆》的副刊，傅斯年就委婉的批评顾颉刚，认为“边疆”两个字不该提，这些概念应该尽量的避免，不要被帝国主义，特别是被日本人抓住把柄。
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当政治上的这样一种冲击直接威胁到国家利益、民族的利益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宁愿放弃自己的专业本能来国家服务。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知识分子有很多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倾向性，哪怕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他们内部的观念都是有差异的。同样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面对1949年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今天人们把胡适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人物代表，是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但其实胡适的一生都在摇摆，他一直都相信需要依靠一股政治力量来达到实现自由主义中国的目的。他从1919年就在考察和寻找帮助中国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对社会主义曾经抱有好感，甚至他在1926年去了一趟苏联以后，认为苏联的方法尽管太专制，但中国能够通过苏联的方法实现工业化;一年以后他到了美国，接触到了一些书和一些人，又认为美国的道路好，不会对一部分人造成压迫，不会损害自由。但是到了1931年，胡适慢慢跟蒋介石接近了，他不断写文章称赞蒋介石是人才，能够听取意见。最后在1949年，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蒋介石。
另外，刚刚提到留洋的知识分子千方百计要回国，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里我要举化学家傅鹰的例子。傅鹰是留美的学生，他与太太本来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1949年以后他毅然决定回到祖国。他曾经说：“我对人民政府最满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军过江的时候，把英国军舰打了个稀巴烂，而且打了之后不向英国道歉，反而将英国痛痛快快的责备了一顿，出了我几十年来压在心头的一点怨气”。所以可以看出，很多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这些问题上，会抱着非常复杂的心态。当某个政党为国家、为民族争得一些荣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放下他们的立场。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放弃了原则，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独立的立场，完全就是被洗了脑。但实际上可以在傅鹰的发言中找到原因。
傅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很直率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有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的?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的，事实证明党认路比我认的好，我自然跟他走”。他的另一句话也反应了知识分子政治选择问题的核心“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一生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
可以看出5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第一，满清和国民党那么多年始终是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但是共产党居然把它统一了;第二，中国从来没有在世界上扬眉吐气过，从来都是被列强欺负，但共产党执政以后，中国的腰杆挺直了。简单归纳一下以傅鹰为代表的建国以后的知识分子，有几个非常明显的因素对他们的思想转变起了关键作用。第一是共产党统一了中国和中国的强硬外交带来的民族地位提升，促发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第二个是共产党的社会改造与经济建设在建国初期突飞猛进，带来了很强的振奋感;第三是共产党的阶级宣传和思想灌输给知识分子带来很强的身份原罪感，这个在思想改造中和土地改革中都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过程中，发现最后自己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所有的事情都是共产党领导工人和农民干的，所以知识分子觉得他们要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要跟上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第四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马上开展爱国主义运动和思想教育运动，大量的爱国主义宣传强化了传统道德感。
任何主义都跳不出民族国家的集体主义
提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其实是自人类有文字以来所有知识人共同的困惑。特别是欧洲知识界各种各样的自由观念、人权观念、人性观念，其实很早就形成了，所有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的促进整个社会向尊重人权、尊重自由、尊重平等的方向发展，社会发展还是另一个样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哪怕从古希腊开始，任何形式的对国家、对民族、对城邦的改造，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立在人和人之间平等、自由基础上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是专制的，并不是像马克思后来设想的那种完全自由的世界。这个专制国家强调的还是部分要服从集体的观念。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古希腊的很多思想家，其实都是我们今天讲的整体主义者。
我们可以把当年的思想主张分成三阶段，一是古代的整体主义，即完全是由一个整体来控制，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和地位;二是到了近代以后出现了所谓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在承认集体内部的人员的平等权利的情况下，要求一种集体的控制，这和整体主义不完全一样;三是个人主义。在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下，个人离开集体是生存不了的，集体离开一个整体也很难生存，所以这种情况下，整体主义的流行是任何知识分子都回避不了的一个趋势。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那些乌托邦式的理想著作，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最基本的农业社会，他们的统治方式也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方式，即使是有民主，也不可能超过古希腊那种城邦民主，实际还是一种半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有人都要服从那个集体，每个人不能有个人的充分自由。
梁漱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世纪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有历史局限，马克思是主张要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但是实现全面自由的方法却是强力的。他认为必须通过暴力的方式，通过争夺一部分人的财产来实现所谓的消灭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以后，才能在强制下实现按劳分配，等社会财富充分发达后才能实现所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走过了一百多年，会发现不要说共产主义不可能，就是达到社会主义其实也非常难，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成功实现。
对这个过程稍微作总结，整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哪怕是离开了古代的整体主义的思想观念，进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情况下，它还是集体主义，我把它叫做“集体个人主义”。一方面是存在个人主义的，但另一方面其实还有很强烈的集体主义在里面。换句话说，它的个人主义是包含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的，所有个人都要服从这个民族国家，要对这个民族国家尽义务，要服从这个民族国家的一切。同时这个民族国家要和其它民族国家划一条鸿沟。换句话说，它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只是国家内部的平等关系。
所以民族国家还是在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任何主义都跳不出民族国家这样一个集体主义。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我们没有办法回避民族国家存在的客观现实。民族和国家的存在不过就是二三百年，人类的历史发展其实往往是以千年计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民族国家消亡。但是，我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前进是渐进的，不管历史会在今天发生怎样的一种扭曲、波折甚至倒退，人类历史从长远来看仍然是进步的。另外，不同社会的发展其实是有阶段的，处在每一个阶段的人都有局限性，不可能要求落后国家的人民能够有先进或发达国家社会人民的思想观念。
另外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我个人还是相信物质与科学技术的作用。虽然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这样一个发展的进程人类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同时我相信人类社会的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个进步性不是围绕一个民族的强大或者弱小，而是围绕着对人权、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不再单纯的把人的生命作为重要的保护对象，很多人已经开始关心动物和植物。人类开始对世界上的一切生命产生一种敬畏感，这实际上反映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可以确定的是，知识分子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推进作用，我认为应该在人性、人道、人权这些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坚持既有的普世价值观。胡适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杨奎松(1953年10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1982年1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获学士学位。1982年1月至1987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任编辑，1987年2月至1990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任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
(本文由杨奎松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