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打造一种文化:真实乌托邦与占领运动

游行完后跑去后门咖啡,听颇负盛名,长得很像Garfunkel的Erik O. Wright教授谈真实乌托邦(Real Utopia)与美国2011年占领Wisconsin州议会事件。提问时我问到,如何从真实乌托邦的观点看待占领行动的意义。2011年在Wisconsin州,人们占领州议会厅长达17天,甚至连警察工会都加入声援,挤满议会厅的群众高喊:”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然而最后,大幅删减公共预算及限制工会的法案还是通过了。「这样究竟能够撼动什么?如果我们号召两百万人上街,马总统还是不为所动,事情毫无改变;从企图以具体替代方案,指向未来理想的真实乌托邦观点,有什么component长出来了吗?那是什么?」我用我拙劣的英文问了大致上述问题。

Wright回答:「对于国家提出明确诉求的运动通常都会失败,当你只把诉求当成运动唯一的价值时,结果尤其容易让人失落。你必须思考在短暂胜败之外的意义,在我看来,你们正在打造了一种文化,告诉人们可以参与,必须参与,对自己想有的生活提出主张。这种观点的另一个版本是:「如果你知道支持的候选人会输,为什么还要去投票?」(“Why bother to vote, when your candidate will definitely lose?”)你投票的理由不是因为你的候选人会赢,而是因为你是具有参与民主运作义务的公民。你们正在打造这种文化,让人们认为自己必须要参与在其中。」

前往凯道的前一夜,我感到无比绝望:我认为我不是去见证民意的,而是去见证「数十万人民」如何隐喻性地被拒马与「政府」隔开,而被解消──见证台湾民主的结构性困境。我预料政府作为治理国家的单位,不会有太大响应,因为我在马、江的回应中想通了:政府的任务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透过各种治理手段自我再生产。在当前的台湾政治结构,人民能施加的压力,只剩对于治理机器说服力薄弱的「正当性」。正当性当然很重要,但通常政府自己能运作良好,正当性的威胁无关痛痒。我从此认清一件事情:再也不要对政府「失望」,而要预期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始终只会把自己的利益排在最前头,通常这些利益与大多数人民无关。从「不对政府抱有期待」,我们才能重新思考自己的运动策略。道德劝说是没有用的,冲高游行人数主打正当性,也只在某些选举时刻有用。治理机器不会低头,只会交换条件,回头仔细检视过去那些「成功」,或许只是因为政府找到了更好的得利处。

从这点来说,乍看之下,Wright的回答是一贯的「事情要放长远看」,但「打造文化」这点让我咀嚼再三。如果我们预设了政府站在某个角度的对立面,与社会其他部门竞争谁是「治理者」(我并未要诉诸某种二元化,社会的不同部门自然也在相互竞争)我们确实需要一种高度政治参与的文化,但这种参与不该被放在治理机器既有的(选举)民主幻象中,甚至不该在相对应点人头式的群众运动中理解。而这些参与的价值,自然不只是试图撼动「难以撼动」的政治结构(虽然这仍旧是重要的),而是该问:我们是否从中创造了更有助于社会的可能性,即使这个可能性可能继续受到包含政府在内的百般阻挠。

因此,若清点五十万的人数,只为了动员肉体凑人数,召唤:「人民站出来对政府施加压力了,政府终于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听人民的话了」这种历史性情感,我对此感到焦虑与沮丧,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不是真话,政府永远不会跟人民站在一起。但如果去思考这五十万是怎样主动参与的关心者,他们如何于过去十数天逐渐积?其中全面的社会力动员,如何构成一种新的文化运动?我们或许可以找出一些有别于前者情感动员或民主神话以外,更有价值的东西。譬如:对于立法其实没有造成很大压力的公民条例审议,却是审议式民主理念推动以来最大规模的实验与传播;跨世代的动员,促成了不同学运世代的对话;多样的网络平台(零时政府、沃草、台大新闻E论坛)等,宣告了公开透明、协作、实时传播是新的媒体标准;各地的民主/街头教室、解放论坛,更让许多过去被忽视的议题,能够以多元面貌被认识。

这是一场文化运动(延续葛兰西文化霸权阵地战的意涵)。若我们都好好记得这些,我们将能构成一个新的世代:抛下一切民主幻象,不再将政府与国家相提并论的世代。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形式民主、政党政治的结构限制下,具体在各个部门做出改变,或甚至打造新的模式。政府当然还是会依然故我的继续打转,但我们越来越有能力用其他方式补偿政府体制造成的伤害(正如同过去一二十年公民团体在做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有反转政府体制的可能。这或许就是真实乌托邦的意涵:既非修正,也非颠覆,而是超越(Transc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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