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玲:宪政——有尊严的生存方式

苏小玲

近期,“两报一刊”的几篇文章连连抛出,其面目嚣张:掐死宪政!其大有灭绝人性常理之势,让人猛然间感觉这天道要变了似的。好在,天,没塌下来;地没陷下去;遭遇这股扑面怪像的人们也没因此变得精神错乱、跟随走火入魔。几天下来,一位经济学家朋友对我说:网上骂评如潮,说明中国还有希望!

几篇文章的作者们,对中国经历了百余年曲折依然不屈不挠的宪政诉求,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屑与诋毁。这说轻点是傲慢与偏见,说重点则是无良与歹毒!它实际上已脱离了人对正义的正常思维轨道,赤裸裸地与人类追求自由、光明与幸福的目标背道而驰。为此并不惜从以往失去逻辑与法理的陈辞滥凋中扒找批判的武器。好在,中国的思想界还有良性的呼吸,驳斥声浪由此起伏。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来自广大网民的强烈抵制。的确,民众对宪政的自觉或许比精英们的理论更为紧要。宪政的实质是让一部能充分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国家宪法,真切地落实到社会的每一个具体的实践层面上。简单扼要说,就是使政府的权力受到最大的限制,而公民的利益需求获得最大的体现和保障。

“宪政”怎么啦?

在当前某类人眼里,宪政之所以不能被容忍,是因为它与“资”姓有瓜葛,所以就应当列入另册、打进冷宫!他们忘了,假如没有邓小平先生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极端偏见,推动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毫无疑问将是前三十年的荒诞依旧,恶事连绵。奇怪的是,今天的某些人,似乎对资本主义继续咬牙切齿。不管是真恨还是假恨,难道他们真不明白资本主义的不少优越性,正深深地焊接在当今中国的躯体上,并显而易见地改善着我们落后的社会体征,其促进转型与进步的关键性作用无可替代?

是的,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资本主义最终要走向灭亡,告别世界。如果将此当成一种社会发展规律,这也很正常。正像东方的农业文明,几千年也终要衰竭。但资本主义要进入垂死却并不是现在,人类许多文明的要素恰恰都依然需从它的身上获得提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等。况且,让马克思为之切齿痛恨的“每一个毛孔都滴满肮脏的血”的商品资本,其罪恶已经被转化成富有人性和道德张力的经济契约,那种曾经的剥削的不平等已为自愿的互为互惠的现代社会关系所替代,并且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可站在一个具有专制传统的文化与经济语境里,来批判另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形态,并攻击其被全人类的绝大多数普遍认可的核心价值,实在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缺心眼、没逻辑与非理性。

从当年搞“深圳特区”的试验,到后来思想更加解放的探索,我们渐渐有了自己的反思与反省,也有了社会经济领域长足的进步。加入WTO;和包括所有西方在内的国家一样承认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并签署像《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等这样系列重要的公约;我们明白了一些如何遵守现存人类游戏规则,并让自己学会以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姿态重新回到世界大家庭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理。而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主体力量,都无一不与持续改善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有关,也完全脱离不开现代宪政主义的巨大作用力。

如此,又为什么要停下自己可以迈向更加文明的社会步伐?

说中国不需要宪政的人,显然是在违背历史常识,试图颠覆正义的价值。百余年来,它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梦——国人,特别是那些在整个民族苦难、屈辱和挣扎中用灵魂感受、以生命代价来追求正义、自由、理想的人们的中国梦!他们,也包括20世纪初就开始具有真正信仰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有人非但不感到一种苍天的不公、历史的无奈与现实的冷漠,竟然能信口雌黄,辱没先辈们代代不懈之追求,以颠倒是非的极左的政治理念,企图搅乱当代人日益清醒的宪政自觉。我们知道,由于种种原因,宪政在当下中国还只是(本不应该)停滞在理论的寻思琢磨上。

“不作为”的宪政,在漫长岁月里被人像“古董”一样地高高挂起。时间长了,以至于太多中国人根本就忘了身边还有这档子与自己的生存密切相关的正经事:把不该有的权力关进笼子,将应该有的权利给予每个人,不论他是什么人!因此,就有一批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总是热切地期望将宪法落实到位,推动宪政的实施,让它走进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层面,来真切地惠泽中国社会与民众。然而,权力实体的强大掣肘,既得利益的巨大制约,使这个1215年被英国人开始系统提起,并在1787年被美国人全面实践的好的政治制度设计,总是难以移植成功。

实际上,对今天的中国人说,宪政已是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

由于我们理论的不作为,或者,我们的理论建设只是用来维护权力与资本的合法存在,或对弱势群体的种种说教或敷衍,导致整个社会丧失政治、文化、经济的道德低线,连最起码的、被人类共同尊享的所谓“普世价值”也遭遇中国某些学者的奋力诟病!因此,近百年来,和自由主义一样,宪政在被各种政治角力中整得七零八落,面目不清。中共建国后,特别是自1957年以来,一场又一场混乱的政治运动,将理论界也硬生生地拖入了没有是非只会应声的奴性气场中。当人类社会的进步常识概念已经模糊不清,中国社会和民众又焉能不吃尽思想盲目与行为蛮干的苦头?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今天的中国并没有摆脱这样的理论厄运,各种貌似神圣的、政治正确的东西会时常不断地充斥我们的社会视听。甚至找回常识都显得异常艰难!难怪今年的《人民日报》就在新年改版的第一天,于其发布的官方微博中表示:“新一年,我们将努力说真话、写实情……”。说真话,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实在难度很大!不难发现,现在的党报谨慎多了,惟有其属下的《环球时报》还不时地发表逻辑混乱的社评,也许不是为了澄清什么或捍卫什么,没什么原则底线。只不过是为了吸引眼球,赚足钞票?

看看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女士从《红旗文稿》中伸出来的一朵思想的“恶之花”——《宪政理念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不知是杨教授想玷污人民大学还是骄傲人民大学,情绪舞蹈之下将好端端的宪政毁成臭狗屎并踢给西方国家。

不是吗?回望历史,曾经的共产党人是如何坚信宪政之于国家、政党、政府及民生的天大重要性!某日和几个政治学学者一起聚餐,就聊起了如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精英们在延安时期就有的宪政情结。无论是针对执政独裁的国民党,还是设计未来的联合政府,中共都没有松弛过把对实现美国式的宪政当做理想目标的追求。只是到了后来,当内战胶着的历史给了中国人一段思考建立民主政治、实施宪政的时候,国共两党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契机,彼此互给信任,建立一个由多党构成的联合政府,开启中国人的宪政历史。可以这么设想,如果中共八大时的“毛泽东思想”一开始就贯穿宪政意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尝试也不会走上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不会使后来的国家政治发生“文革”那样的一系列惨烈的混乱、灾难中,全面陷入专制主义的政治与文化的生存泥潭。相反,在台湾那头的国民党,先以亡国之彻痛,后以民心之借鉴,硬是让自身找到了民主现代的政治出路;也使以往非法的政权透过宪政的洗礼,在反对党民进党和公众的监督下,进入了正常的执政程序,开始轮流做庄。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政体的一次华丽转身。而“美丽岛事件”也从此结束了它永远的痛与不断悲伤的社会宿命。

而在今天的大陆,却没有人知道谁会启动宪政的按钮,看似遥遥无期。因为,全面落实宪法的实行竟然还相当地艰难:叫人伤感的是,这在个拥有13亿人之众的庞大社会里,我们暂时还看不到一个真正有着现代公民身份的人。因为,人们还被死死地限制在没有任何法律意义的“人民”的范畴里,言论上不能自由,政治上不能独立,财产上不能私有,和一个现代公民所应该拥有的各项权利实在相去甚远!正因这样,在好长的一个时期里,人们禁不住要去回望过去,甚至想念起民国:相对自由的新闻与言论,没有党禁报禁的限制。媒体的大多责任是批评政府或政客的不是;大学的主要教育是为了实现国家独立、个人自由、辨别真理的启蒙;知识分子的光荣义务是介绍或鼓吹西方列国的各种先进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他们要努力启蒙社会大众从中寻得国家、民族乃至自己和其他每个国民个人的未来出路。而宪政,已开始显现了它的魅力。如果不是袁世凯急于称帝,没准在全国各省业已形成的地方咨议局的推动下,可以成就中国的第一个宪政共和。倘若孙中山的国民党没有蜕变成专制政权,也许依然还有机会在完成对日抗战后建立多党制的民主政府。如果历史追溯到更早,那么,也许谭嗣同和梁启超们也能扶持一把光绪皇帝,启动君主立宪这个大棋局?一百余年来,几乎所有的被压迫和被剥夺者——政党、行业、帮会、团体,不管他们是什么组织、什么社会角色都会自然地寻求自由存在与发展的权利,惟有权力在握的统治者,为了权贵集体的一己私利,才可能拼命阻止民主、自由与社会进步的诉求,包括人们对推行宪政的正当追求。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因缺失宪政所造成的政府官员的大面积腐败、层出不穷的农村社会群体性事件,已全面解构了执政理念的真实性,也同时瓦解了各地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我想,即便是马克思本人,也从未否定宪政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某种必要性。实际上,任何理论在现实面前都是灰色的,不管它们从属于什么主义、何人发明。假如它们不能有效地阻止一堆矛盾问题的发生,而依然使限制人的自由、剥夺人的权利、放任政府权力、造成社会不公、导致文明的历史倒退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那么,人们就有权对此进行批判、修正或重新选择。中国共产党当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是以为它的思想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事业。但半个多世纪的摸索实践,却证明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或者是选择道路的人自己早就心猿意马,半途而废而走不下去。但为了延续某种历史或保住政治颜面,硬撑着将这个名存实亡的主义继续扛下去。令人无法哩喻的是,来自西方,被人类实践证明难以实现(或暂时不能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某类学者的心目中似乎成了宗教神学,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同样是来自西方,却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自由主义,为什么就被视如洪水猛兽?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为在东方实践的天然局限而失去它的继续存在的价值,它在今天的西方依然获得应有的地位,并且是真实的。没有人会因为它曾经被人将其与现代专制、独裁联系一起,就不尊重它的学术精神中所包含的人道主义。人们研究马克思,更多是他这位人类政治学者的学术价值,而并非作为一种权力来源的理论依据。或许将来,马克思主义在某个社会要素条件都已具备的前提下,依然可以日出东方——可那是未来时。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身为应该知书达理的学者,竟对大量令人发指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可以做熟视无睹状,如此固执地回避真问题、追求假学问。如今竟然能昧着良心瞎扯宪政的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似乎中国这个半生不熟的社会主义无需宪政便可抵达另一种完美的境界!当然,有一点倒是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的确还在唱着《国际歌》。只不过唱歌的人都已成了有产者,而不唱歌或唱不出歌的人们恰恰是无产者,他们最最迫切地需要实现一种宪政,在宪法的保护下获得解放自己、捍卫自己生存的各种权利,避免遭受真正的权贵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侵害。

都说中国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他们将执政的共产党曾有的信仰,完全化解成了自己个体的权与利的追逐。所以,政治改革呼声尽管波澜起伏,但是人家照样我行我素,让人无可奈何!因为,没有国家的权力运作,国民的意愿就仅仅是意愿。而公权力的无边巨大,足以轻而易举地剿灭哪怕是全民的意志,当”公民”被装进“人民”的笼子,这个国家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捍卫个人的权利——哪怕他是一个地位无上的国家主席!

中国的政治史上也有宪政的零星理想。但是,毕竟专制主义治下的私有制,没能有足够的机会让个人的权利获得声张,即便像孔子那样功绩骄人的帝师级人物,也没能最终享受到一个做公民的资格——显然,不是公民社会的春秋时期,帝王本身也并非公民,尽管享有一切超公民的待遇。可生命财产依然得不到充分的保护,随时也可能被一场宫廷政变所剥夺、所杀戮。今天的王立军夜逃领事馆事件,正好能表明在没有宪政制度下的个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什么职务,多么有权,多么蛮狠,最后也难逃比他拥有更强更大的势力者滥用公权,非法、秘密地追杀他的命运!没有宪政,谁也别想可能安全快乐地生活着。

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某些伪学者。他们大概不属于既得利益者,但不知为什么要与权贵的思维打成一片?左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右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就是找不来几个有力的事实,来证明已经做到了比人类现行的宪政更令人信服的以法治国、以人为本的安宁结果?官员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群体事件,教育混乱,法治失范,诚信缺失,道德沦丧,信仰迷惘。而且,在沉重的国家税赋下,极高的商品交易成本使国民的日常物质生活饱受质量的威胁。从近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中获悉,中国商品所含的税收比任何国家都要高,是美国的4.7倍、日本的3.76,是欧盟的2.33倍!凭什么我们的某些学者和媒体还总是振振有词,为日益堕落的现实社会屡屡辩护?假如今天中国实现了宪政,哪还有这般“国进民退”与国富民穷的畸形发展?哪还有如此令人发指和不堪忍受的社会惨状?更令人诧异的还有一个插曲:某位将军不去追问社会何以如此没有节制地上演一个又一个人间悲剧,不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辨别是非,竟然还扬言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军人如此干政,也是为建国以来所罕见!

反宪政文章的频频出炉,的确让中国显得有些悲催的样子,又因为出自“主流”媒体,似乎在试探人们的心理底线:要是捏死宪政意志、斩断民权念想,看看人们会如何反应?所以,几枝恶花出墙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就在这之前,已有坊间消息传说,国家教育部们正传达上面一个行政指令,要求搞一个所谓的“七不讲”:比如不讲普世价值,不讲公民社会,不讲新自由主义,不讲新闻自由等等。倘若这些话题都不许对学生讲,那先生又该对学生讲什么?莫非还是只许讲“爱党爱国爱人民”这套虚幻无边、愚弄年轻国民们的情感话语?若真有此事,那简直就是决意要与人类文明对抗,中国也的确在面临一场非常可怕的历史倒退!蔡元培、胡适、鲁迅、张伯苓们要在九泉下有知,那将会是怎样地纠结不安?这意思岂不是很难明显,让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们在现存体制下,强迫地放弃思考,然后集体奔向奴役之路?我不知道这些日子里,那些得到指令的大学教授先生们疯了没有?我是作家,大概比较容易上情绪:自己听闻的当时几乎都快要吐出血来!这些人究竟想要干什么?莫非今天的中国是个卡带里的国家,在某几个手指的轻巧动作下,便会快速倒回如同欧洲的中世纪?有人曾说“我们就生活在中世纪”。意思是,我们没有充分的思想与表达的自由。到今日的此刻,我依然不相信那“七不讲”是真的,因为我尚未眼见为实:那份所谓的“九号文件”我就当它是一个传说。不过,这种规定如果有,那也很愚蠢,这是网络时代,人民在网上长满了嘴巴,而非只能沉默。

这些作者大概在完成某种谋略:以一种理论创新之态博出名位,由此一跃而成学术新权威、社会新权贵?也许这是梦,是当今某些无良缺心的“知识分子”可能企图搭乘“中国梦”,掺杂进个人欲望私货的怀春大梦?尽管我坚信中国的犬儒文化能催生出各种各样的异种怪胎,但决不相信还会诞生一头如此伟大的犟驴,能强行踢歪我们这些堂堂学者的脑门,导致如此残害自身且可能祸及大众的“私考”!

也是这些天,我和几位学界朋友再次显得忙碌和辛苦。因为担心这个国家又会发生什么比观念的倒退还要更糟糕的事件。所以不停地观察、不住地沟通,也不断地焦虑。说实在,心里也难免不显几分劳累来!从对以往的每一次重大会议“有戏”的热切期待,到如今接近“没戏”的失望,我和许多有心人一样,似乎在一片反复无常的复杂感觉中沉浮着。这种对国计民生决策几乎完全被动的“知情”与“参与”状态,也早已成了一种惯性: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朝廷”的事多半只靠猜测,因为没有任何正常的渠道,让你成为自己这个国家如何体现民意、又怎样程序正义和决策公正的明白人或叫主人。身为“明白天下事”的所谓知识分子们都糊涂并尴尬于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自然就不难想象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知识相对匮乏的普通民众了。当他们被习以为常地称为“老百姓”,当他们遇上种种无法解读、只能困惑的人生日常事故时,会是怎样一种焦灼、无助与绝望的模样!

客观上,我们已经明白了许多当权者并非不知世态炎凉,并非不知民生疾苦、并非不知学者煎熬、并非不知社会堕落,并非不知天怒人怨;甚至也并非不知那套早被证明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即以宪政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对于绝大绝大多数想过上安全、自由、舒坦、快乐生活的人的种种益处。当然,他们也并非没有一点是非原则,并非没有人类常识,并非没有荣辱之辨。所以,在许多大台面上的话也往往滴水不漏、很是正经乃至无懈可击。问题在于,一种到手的权力加上现成的利益要轻易就放弃,那不是一年十年就能想通的事,人性的贪婪本来就成了一种属性,再加上专制传统、儒家文化、农业文明等等元素积淀,色味散发,从不同的角度支持了一个社会旧体制、旧道德与旧思路的顽强沿袭,也迎合了国人不愿挑战强权暴政,遭遇不公、不平、不幸也总是希望息事宁人、得过且过的日常生态。除非一种状况出现:家破人亡!于是,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中人的人格分裂就成了家常便饭,谁也不会去较真这种人格异化可能导致整个民族精神分裂的后果。政客为了仕途,商人为了财富,文人为了虚荣,而社会其他各类人等自有精细的盘算寻觅,其本该昂扬、高尚的人格自我塑造,或者直挺腰杆表达做人的一种尊严,都纷纷在维护稳定损人利己的利益格局中每况愈下、日益崩溃了。如此,历史的悲剧就获得了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态势。所以,旧制度的危害迫使我们深刻思考,当每个人都沾染了“吸毒”式的自杀习性,这个民族再多的苦难经历都不可能成为复苏与振兴的历史动力和理由。所以,还依然需要从现实问题的各个入口,检讨一下社会变坏的逻辑;也看看人们对宪政的认知是不是只停泊在事不关己的无谓层次上。

反对宪政的人,总要拿“西方反动势力”来解构当下民主自由的诉求话语。但是,不管他们是造谣还是污蔑,人们都要冷静从容地应对,因为虚构的政治是缺乏力量的。想阻止每个人从抽象的“人民”走向真实的“公民”,阻止这个国家从权力的灾难走向限权的平安——他们真的想错了!

中国,是全世界华人的中国。对于希望积极面对并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各方来说,我们的确需要全社会乃至全球华人的宪政共识。从理论上,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从人群上,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大众,无论是新左派知识分子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其他社会成员,或无论是海外华人或是台湾与特区同胞,都应该对发展大局积极寻求趋利避害的有效良方,应该以理性、宽容、建构的意识来为一个陷入多种乱象的社会寻找解救的良方。任何敌对意识、任何你死我活的斗争思维都可能导致矛盾的恶化、冲突的升级、社会的撕裂!中国要避免非理性的政治决策,要避免放弃对公民社会、自由人权等在内的普世价值的追求。否则,我们将永远是这个地球的陌生人。

而宪政,是一种关乎全体中国人能否获得真正幸福与尊严的社会生存方式。

总之,宪政之路必须坚持,社会稳定必须理性,人民生活必须幸福!

转自: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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