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陈光诚只有43岁，但是他这本令人期待已久、具有高度可读性的自传《赤脚律师》却是内容丰富。书中包含了陈光诚对当代中国的许多深刻的观察，也向读者讲述了他2012年那段惊心动魄的脱逃故事——当时他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帮助下，最终挣脱了警察囚禁，为自己争取到了自由。这本书的主题，正如书的副标题，是“一位盲人在中国为公平和自由进行的斗争”，它描述了伴随中国惊人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政治压迫和日益蔓延的不公平感。不仅如此，书中其他相关且重要的主题，也同样值得读者注意。
不仅外国人，就算是中国日益富裕的城市居民仍然对农村现实知之甚少，正是这一现实驱使着数亿贫穷的、但一心渴求改变的农民进城寻找工作。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的劳动，但城市却没能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陈光诚所在的农村地处山东穷困偏僻一隅，贫瘠的土地让他的一家连糊口都困难。陈有四个兄长，其中三个不得不背井离乡，只留下最年长的大哥照顾父母和患疾的弟弟。
陈光诚眼不能见，但也能感受到成长于乡野自然间的简单美好，书中对于大自然的美丽有着动人的描述，与今日中国日益严重的工业污染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描述也多少平衡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压抑。书中另一个亮点，会让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学者尤其感兴趣的，是陈光诚描述了他在追求妻子袁伟静的过程中如何克服困难，最终获得这位大胆又忠诚的女子的青睐，喜结良缘。之后的事实也证明，袁伟静对陈光诚的成就不可或缺。令人称奇的是，即便是这样一对勇敢又特立独行的夫妻，当时竟然也极力恪守乡村婚礼的各种习俗。
陈光诚着重描写了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残障人士所面对的种种艰辛困苦。村干部不仅不给予他们同情或帮助，相反经常对其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没有为村子出劳力，公开谴责他们浪费宝贵的集体资源。陈光诚早期遭遇的这些歧视——他18岁之前都无法入学——激发了他声张法律所规定的平等权的热情，他认为，声张这种权利，或许可以改善中国残障人士的困境。据他估计，在中国逾13亿人口中，残障人士占到近9%。
陈光诚向我们描述了他如何在妻子和大哥的帮助下开始学习法律知识——他们逐字逐句，大声地为他朗读通俗的法律“自学”读物。当时没有一所中国的法学院接收盲人学生。他希望能够运用中国日趋健全的法律，包括那些保护残障人士权益的法律，来维护穷困人民的权利。他所在的地方只有寥寥几位律师，而穷困群体无法获得这些律师的帮助。通过抗议当地政府官员的违法作为、和他们谈判，偶尔还把那些对群众要求置之不理的官员告上最近的县法院，陈光诚证明了，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赤脚律师”，哪怕是盲人赤脚律师，也可以减少政府的恣意妄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村法律服务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在中国农村，除非有着深厚的关系，一般人很难获得任何法律服务。
中国的律师聚集在城市里。只有极少数律师在像陈光诚家乡这样的乡间工作，而且他们常常拒绝接收无法获得丰厚回报的案件，以及那些肯定会引起他们跟当地官员对立的案件。官员是他们的一个业务来源，律师业务要顺利兴隆，和官员合作至关重要。讽刺的是，当陈光诚的行动最终惹恼了当地政府，当局决定通过刑事追诉来阻止他时，他被迫接受当地政府指派的被动消极的律师作为辩护律师，而无法委托来自北京的那些试图救援他的积极忠诚的人权律师。
陈光诚在书中讲述了他最初取得的一些成功，以及这些成功招致的政府官员日益严厉的报复。在叙事过程中，他细致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农村基层政府日常运作的细节，这些细节现实而又残酷。他的自传可以被视作张艺谋1992年著名电影《秋菊打官司》的文学续集。《秋菊打官司》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农村家庭为了公平而做出的抗争，以及在从村到乡到县再到城市打官司的过程中，他们需要跨越的巨大的鸿沟，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鸿沟。
张艺谋电影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所呈现的当地警察群体和一名当地律师无一例外地和蔼可亲、耐心且助人为乐。这或许是为了获得官方许可在中国上映所要付出的代价，但与现实相比显得可笑。陈光诚所描绘的现实截然不同。他因捏造的刑事指控被判51个月的有期徒刑。他详细记录了他和家人在这51个月之前和之后长达数年的非法软禁中，遭受的来自当地公安局和他们雇佣的地痞流氓的虐待和强制隔离。没有一个当地律师伸出援手，而来自北京和其他地方的那些试图帮助他的律师则遭到殴打，禁止与他接触。最终，在2012年4月底，陈光诚一家整整7年的噩梦，随着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戏剧式脱逃而结束。
张艺谋的电影和陈光诚的书之间的另一个巨大差异是，在陈光诚的世界中，北京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书中描绘的是电影中故事发生后十多年之后的各种现实。虽然只是一名业余律师，但陈光诚把他的足迹延伸到了这个国家的首都。他曾越来越频繁地前往北京，其中一次，他甚至成功地维护并落实了盲人依法所享有的免费使用全国地铁和其他公共交通设施的权利！
不久之后，中央政府施压于山东省级和市级政府，要求他们完成中央下达的计划生育指标，这促使当地政府官员开始目无法纪，肆意抓捕、绑架并且惩罚数千为躲避强制堕胎节育措施而离家隐匿的妇女的家属。陈光诚试图说服共产党控制的法院解救那些可怜的家属，但未能成功，于是他在法学教授滕彪和其他几位北京朋友的协助下，在互联网上揭露这些骇人的恶行。《华盛顿邮报》头版刊载了他谈及此事的长篇采访，还引起了外国观察人士的关注。这些勇敢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山东省的警察，他们从北京将他绑架回山东，结束了他短暂但是重要的“赤脚律师”生涯。
陈光诚的讲述结束于2012年5月19日，他抵达纽约的愉快之夜。他在书中写到，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最终抵达了自由的国度”，纽约大学的东道主为了他们的舒适和健康，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显然，他很快会撰写下一本书，详细记录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继续为“中国的自由和公平”所作的斗争。虽然通讯技术已经十分发达，但这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自孙中山动员海外舆论力量反抗满清王朝起，之后的一百年间，身处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者需要面对各种挑战，陈光诚也是如此。
（作者孔杰荣（柯恩）（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由于他和陈光诚相识已久，陈的自传中多处提及他。他以事件亲历者和观察者的身份撰写此文。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刘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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