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反贪揭开了血亲、姻亲、朋党、密友食物链

屎不挑不臭。两年多来的反贪风暴,刮坍了多米诺骨牌,把我国的镀金时代刮入了秽臭熏天的扒粪时代。此前谁能看见,红得发紫的国字号高官原本紫的发黑?谁敢相信特权独占、食利自肥的权贵家族其实是“权钱交易所”(苏荣语)?

此前被扫进地毯底下假装看不见的官家通吃、以权敛财、仗剑夺财、弄权护财黑幕,那些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那些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黑幕,不都被打虎拍蝇拍打出来啦?没被拍打出来的特权、滥权、黑金政治、内幕交易、贪贿、洗钱、垄断、强买强卖、造假、诈欺、假账、赖债、敲诈、侵权、盗版与恶意牟利、灰色收入等等,是不是更多?

打虎拍蝇,拍打出中国社会权大法小、官贵民贱的坚固传统,暴露出那个肥水不落外人田的食利自肥潜规则,也揭开了一个以血亲、姻亲、朋党、密友为核心的食物链。借用核心价值、核心利益的话语说,中国社会古往今来通行不悖的利益分肥法则,就是以血亲、姻亲、朋党、密友为核心的。

以泛亲缘化为核心,是指血缘→亲缘→乡缘→地缘→学缘→职缘→业缘→商缘→人缘的人脉人情网的扩散;也是中国人遵循近亲、远亲、同宗、同族、故旧、挚友、同乡、同学、师生、同事、同单位(学校、企业、行业、社区、市镇、乡村)的“差序格局”,“等差待人”地处理人际关系与利益分配的传统习俗。

习近平曾在2014年初的全国政法会议上说:“我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的社会联系广泛,上下级、亲戚朋友、老战友、老同事、老同学关系比较融洽,逢事喜欢讲个熟门熟道,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

什么严重问题?无非就是庄礼伟所阐述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叫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它是针对具有亚洲(如菲律宾、印尼等)的执政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庄礼伟语)。

学者于建嵘有勇气把手术刀划向自家家史,就能获得一个标本案例。于建嵘回忆了《从乡村流氓到书委书记》的父亲的生前身后,写道:“父亲得到了本市最好的治疗。不仅由于父亲曾是这里(湖南某市)的最高领导人,更主要是他有一个现为常务副市长的二儿子高兵及一个号称千万富翁的三儿子高阳。父亲退二线时对组织说:“江山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打下来的,应该交给我们信得过的可靠的革命接班人”于是,“我大弟就从工厂的工程师成为了市团委书记,后来就成为市委组织部长进了常委班子。在顾委主任的父亲最后完全退下来时,大弟已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了。”“在大弟的策划下,我二弟就能从一个工薪人士,迅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成为了掌握上千万资产的大老板。”

“父亲的一生复杂而富有传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就是父亲的老婆我妈、父亲的爱人高姨以及父亲现在的夫人雪姨。我妈1960年饿死了,高姨文化大革命自杀了,雪姨则比父亲小26岁。原本因赌博、偷盗与纵火逃离家乡的乡村流氓,投身革命,成为游击队副队长、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地区专员、市委书记,顾委主任(享受副省级待遇)”“妈巴子的,你俩个弟弟比你强,为官的如鱼得水,为财的合理合法。你啊,就会读死书。如果想通了,还是回老家来吧,我叫人给你个职务。这里干点什么都方便”(见于建嵘回忆录《从乡村流氓到书委书记》)。

这个典型实例,足以证实美国智库对于中国亲缘化习俗的论断:“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见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推而论之,对于过渡转型的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利益结盟并不可怕,权大法小、官贵民贱的制度遗产才可怕,内亲外疏,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核心价值更可怕!

层层剥洋葱,我们不难剥出一个以血亲、姻亲、朋党、密友为核心的利益分肥法则,贯穿于中国社会的虚饰浅表之下,构成为侵害社会的最大病灶,像个巨型癌肿那样每天狂吸营养,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与不稳:

一个穷社会可以相安无事,一个富社会也可以相安无事,唯独一个贫富分化的过渡社会,利益冲突会格外激烈,对不对?

即便一个贫富分化的过渡社会,假如各得其所,各守本分,社会也能稍安勿躁;唯独盛行攀富比贵、甚至谄富欺贫之风,社会才变得浮嚣,充斥戾气,是不是?

即便一个攀富比贵的社会,假如没有相互猜忌相互嫉妒的劣根性,也不会充斥戾气;唯独相互猜忌与嫉妒,才加大了人际摩擦系数,对不对?

即便存在一个劣根性,假如我国具有民治、民有、民享的法治体系,也不会不稳定;唯独沿袭了一个官治、官有、官享的人治传统,才会弄出民怨来,是不是?

即便沿袭了官治、官有、官享的人治,假如没有一个以血亲、姻亲、朋党、密友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法则,冲突也不会愈演愈烈;唯独盛行内亲外疏的裙带风,冲突才会没完没了,对不对?

即便是盛行内亲外疏的裙带风,假如没有“公有制”,公权私用也不会那么严重;唯独财产公有导致了权力私有,贪贿才会从官场蔓延向社会,是不是?

即便财产公有导致了权力私有,假如能够深化政治改革,破除体制障碍,侵权也不会那么严重;唯独放权让利的改革逆转为扩权争利,维权与维稳才PK了起来,对不对?

本文发布在 公民评论. 收藏 永久链接.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