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运能不能救台湾

学运能不能救台湾 (上)——割癌瘤和调体质的论辩

/ 谢宇程

“你这几天去现场了吗？”开完会的短短午餐之中，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没去，我没有要加入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这件事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这个不熟的年轻人冷淡地说。

一口茶差点呛到，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自318学运发生后，我在脸书上看到年轻朋友的贴文，一面倒的支持学运。有些人态度犹豫，或是偶尔转贴一些别人写的，支持服贸的文章，少有人直接表达反对。那天，在一群朋友的讨论之中，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我竟然听到了一个意外的答案。

这个年轻朋友我并不熟，他年纪约莫和我相当(三十上下)，看起来比我更风霜一些，我不太清楚，也不打算仔细描述这个年轻朋友的背景。当我多问一些问题，这个年轻朋友，用一个略为不屑不耐的态度，低沉有力的嗓音，说了好一段话；我发现，那是我不会去思考到的视角。

谁的政治机会和言论自由？

他的话之中，颇多问候别人家族成员的语汇，有些情绪和杂乱，我修饰整理之后，大致如下：

“我是‘台湾一般人’，没什人比我更一般了。他们抗议，就我看来，不是帮助我这种‘台湾一般人’，只是帮助他们自己。我很希望他们，在自以为代表、保护‘台湾一般人’的时候，可以把我扣掉。

“他们当然可以去抗议，我管不着。就像我去喝酒把妹，他们也管不着一样。但是，他们去抗议，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就和我喝酒把妹一样，都没资格自以为是英雄、是慈善。

“从经济来说吧。大部分的人都说，虽然有更多就业机会，工资也会提升，但是服贸后会贫富差距拉大，所以要帮我们『台湾一般人』上街头挡服贸。但说真的，我觉得自己现在够穷了，如果服贸后多一些钱，实在没什么不好。即使贫富差距拉大，不好意思，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大了，帝宝一坪多少钱？两百万？如果它变四百万，对我有什么差？一样是买不起。

“我知道他们抗议的主要要求是政治，是自由。那我们就来谈政治机会和言论自由。不过，谁的政治机会和言论自由？

李到陈到马，都从英雄变恶魔？

“先说言论自由，现在台湾言论很自由了，这么自由的环境下，我们得到什么呢？台湾本土电视台有好几打，好自由，但最终还是被无脑的蠢节目垄断。你说我们现在能抗议、能批评政府，很重要；但是，抗议，批评了这么多年，政府变得很好了吗？

“你说政党竞争和选举很重要，但每一个总统都是我们自己选的，你看看，你不是讨厌李登辉更多于蒋经国、憎恶陈水扁更多于李登辉，现在又仇视马英九多于陈水扁？每一个立法委员，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看到他们有事没事不议事只闹事，我们现在看不过去就把他们赶出议事厅，由我们自己来闹事。

“在我看来，我，这个收入不多，工作普通，头衔不高，没有家世，没有好学历，也不会演讲、不会写作文的人看来，这些都和我没什么关系。

“即使能选举，被选上的不会是我，不是像我这样的人。我们选总统，一开始以为他多好，后来总发现他是烂的；每次选立委，我们一开始知道他很烂，后来总发现他还能比我想得更烂。我们也知道，总统，政党、立委，无论怎么选，他们背后都是财团、营造商、甚至还有中国 — 无论服贸通不通过。

“追根究柢，这个学运争取的政治自由，始终不是我的自由。我的言论，在台湾不会被禁，在大陆也不会被禁。因为关于政治，我本来就没什么言论。但我的言论，在台湾不会被视重视，在大陆也不会被重视。因为这个社会，也不关心我的言论。无论选举或是不选举，有机会当选的，对于政治人物有真正影响力的不会是我，或是我这样的‘台湾一般人’。”

民主、自由、平等的体质僵死腐败

听完他的话，我静静地想了好一会儿。我知道自己并不全然认同他的话，但是，他似乎确实隐隐约约指出一些关键：我们抗拒外力(中共)，我们指责个人(马江)，我们看到一个肿瘤，极力想把它切掉。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引发肿瘤的体质病灶，今天切了一个瘤，日后还会长出千千万万的瘤。而体质病灶是指，我们自豪且珍惜的民主、自由、平等，其实体质上已经僵死腐败。

我们曾经自以为傲的民主，现在，带来什么样的政治机会、权力分配、治理成效…？曾经的人权律师、改革斗士、法学博士、民主学者，这些我们曾经认为这么值得支持和信托的对象，后来让我们何等失望，我们曾全力拥戴的，现在全力嘲笑讥讽，一次又一次。我们若担心中共控制台湾后停止选举，但现在，选举似乎也已名存实亡。

我们不断选举、不断言论，不断骂政府，政府被我们骂好了吗，政治人物被我们愈选愈好了吗？我们造了神，很快却又发现只是神棍，下一个神，又能救赎我们吗？

在318学运初始，我写了文章呼应这个运动。但与这个朋友谈话之后，我减少发言，观察思索那些更重要长远的体质问题。

学运总会结束 — 我希望。

学运之后，部分人在事件中灰头土脸，部分人得利暗喜，但是，大部分的“台湾一般人”呢？服贸若逐条审查，国民党逐条动员，民进党逐条抵制，无论结果如何「台湾一般人」会得到胜利吗？服贸若在更严谨的防护下通过了，或即使它被阻挡了，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就不会进入台湾了？我们对服贸未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胆战心惊，却对台湾内部现在「已经造成」的千疮百孔视若无睹。

这几年，一次又一次街头运动，组织与运作是愈来愈成熟了，然而，是否有达成「改善台湾」的目标，这值得想想。要求某人下台，要求政府接受要求…也许，在每次的个案中都有正当性。但是，这些作为的效果，是割掉了癌瘤后，维持半死不活的状态，还是彻底让国家社会体质健康强壮？

(本文作者谢宇程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博士、台湾作家、政策分析研究员)

学运能不能救台湾 (下)——五个病入膏肓的体质病灶

/谢宇程

童话故事，好莱坞电影，往往结尾在「英雄打败坏人，世界恢复宁静，从此以后，和美女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今日，我们看台湾的形势，是用差不多的思维吗？

媒体、脸书上的朋友，嘲笑或怒骂的对象，集中在马英九和江宜桦身上。情境似曾相似。三十年前骂两蒋集权，十五年前骂李登辉黑金，五年前骂陈水扁贪腐，今日骂马英九独裁。找坏人，钉死他，认为这是解决问题，这样的作法，从远古就常见；欧洲中古时代出现焚烧女巫的热潮，以为可以制止黑死病。

我们倒带一下时空；陈水扁、马英九、江宜桦，都曾是台湾政治人物中的一时之选。台湾人的眼睛没有瞎。陈水扁是一流立委，绩优市长。马英九清廉自持，温和节制。江宜桦聪明过人，富理想性。他们不仅公众形象如此，他们身边的人，在他们掌权前，对他们的评价都非常高。

在他们上台前，各方看好，上台时，各方称庆，上台后，却总是渐渐走味变调，变到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为什么？

是他们害惨了台湾现况，还是台湾现况扭曲了他们？这个问题，可以问吗？

我们总是把眼光放在对个人的好恶，我们会错失更关键的原因。其实，现在有一些实况和制度病灶，造成任何人当总统，都会流于「昏庸荒唐」；陈水扁如此，马英九如此，下一个总统，仍然如此。如果我们总是只把激情投注在对个人的斗争上，对不起，三十年后，我们仍然骂政府，三十年后，换我们的儿女攻行政院、睡立法院 —如果还有政院可以攻，如果还有立院可以睡。

依据我十年来对台湾政府的观察，台湾至少有五个体质病灶，我们若回避或忽视，就绝对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改善大局。

第一个病灶：政党政治+两权制衡，设计矛盾造成必然毁坏

政党政治的意思是，同政党的人，为同一个政治目标努力，也为此负责。如果这样，事实上，立法院还可能公正地制衡行政院吗？立法院中的执政党立委，对于行政当局决策，当然会护航，那谈什么公正监督？在野党为求政党轮替，当然恨不得对行政方的政策百般刁难、恶意阻挠，摊痪或是勒索执政者。事实上，这个情况，陈水扁和马英九任内，都一再重复发生。

美国，凭着较深厚的公民素养和政治文化，在政党政治+两权制衡制度下，政治勉强及格(但是漏洞已经明显)。但台湾，连体质和土壤都没有，矛盾的设计，使国会运作流于多数暴力，或是少数抵制。这个情况，使总统，或者看起来无能，或者看起来暴冲。

第二个病灶：政府人事与组织管理制度，如同腐败长蛆的丧尸

所有成功企业，都全力在争取人才、留住人才、培育人才，制定合理的制度让人才能发挥所长。但政府，它的人事与组织管理制度，思维停留在1950年代。人事单位的业务主要是批核休假和处理旅游补助等「福利」事宜。分科考试取才制度，看不出来一个人是否宏观，是否有创造力，是否有服务热忱。

政府的内部管理，重视上令下从，少有创新空间。政府内部的管理与考评，不重视事务质量，不重视彻底改善问题，不重视想象力和热忱。政府组织，无法随业务量变化而调整，经济部由十八个基层公务员来负责服贸的研议与沟通，不是长官误判，而是目前行政规则僵化下的必然。

第三个病灶：善良台湾人的选票被人情、私利，与僵固认同绑架

“选贤举能”是选举的理想，但是现实中，什么样的人容易参选，容易当选？事实上，在许多选举之中，能被选上的人是：花时间经营黑白金红各种道上人情人脉、利用职权对亲朋好友乡里选民施予恩惠、用不太高明的方式经营媒体曝光与形象，或是诉诸族群、党派、立场的忠诚与挑动对立。

第四个病灶：选举机制迫使政治人物当企业家的干儿子

现在两党的政治人物，要得到党的提名，要花钱养人头党员，要花钱经营人际关系，要花钱养人马干部，要花钱选举造势…。政治要花钱，而是是大钱。钱从哪里来，企业家给最快；哪些企业愿意给，有求于政府的企业最愿意给，两者一拍即合。企业家帮政治人物当选，政治人物帮企业家得利。

第五个病灶：大陆因素，我们没有对应策略，只有投机与恐惧

事实是，台湾在中国大陆旁边一百公里，人民金钱信息物品密集往来，中国大陆是台湾的工厂、市场，甚至是未来的人才库，学生来源、夫家和娘家。中国大陆事实上就是我们最大的危机，也是最大的机会。而且事实是，我们可以割舍放弃机会，但无法阻挡危机。

我们的政府和政治领袖，并不面对中国的实现，提出整体的方略。每当选举，蓝方政党以大陆商机诱骗选票，绿方政党以恐中情结勒索选票，往复拉锯的结果，台湾内部对立割裂，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程度日深一日，事实却没改变。我们都知道中共有对台湾近逼收编的策略，我们却没有吸附影响与借力使力的策略。

其实，在这些病灶下，不待中共破坏与干扰，我们自毁了本身的政府效能与经济竞争力。也是因为本身的体质脆弱，我们的民主抵抗不了外在的侵扰、收买、利用、分化。

所以呢？

所以，我们，包括学运的领导者、参与者、旁观者，都感认清。在这场学运后，甚至在学运之中，我们都该开始思考、改善、扭转大局和体质的病灶。专注于要求，对于学运动能量是正确的，对于社会改革却不一定。如果我们认定自己只是“反对者”，不以建造和社会的前进为己任，事实上不会比“依法定程序”潦草拟定、仓促通过服贸的官员及议员，高尚太多。

所以，我支持学运唤起社会关心议题，支持民众参与国家的命运。但是，关心和参与，不该停留在“我们一起恨某人”的层次，不该认为某人下台、要求被接受，民众就“成功了”。没有，我们的路还很远，如果我们不一起走后面那一段路，我们永远在泥沼之中。

所以，如果我们不愿看到，即使运动成功，台湾仍然走向衰亡，我们就应该拿出讥讽马英九、痛恶江宜桦的热忱，来审视台湾的体质与大局：政府怎么进行重大决策，怎么执行，怎么评核管理 — 需要我们打掉重建的陈旧与腐败太多了。

所以，我们拿出 kuso 鹿茸香蕉太阳饼的创意，延烧研究服贸条文的热情，来对付我们面前真正深重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出了许多让人惊艳的事、政府高层想不到也做不到的事。许多过去没做到，没做好的地方，我们来，做更多。

所以，如果我们不容许民主在外力之下毁坏，最好，我们也不要容许民主在我们自己手上被糟踏。

或许，我们面对的问题重大而且困难，用“愚公移山”、“卫精填海”还难以比拟。但我并不打算悲观。看到我们对于社会有这么炙热的关切，看到我们有这么多善意与创想，就知道没有什么真的不可能。

再说乐观一点，今日，台湾有五大病灶缠身，我们还挣扎得活出“小确幸”，可见并非药石罔效。如果这些病灶改善，体质强健，会有多大的活力、动能、成就被释放出来，我们根本无从估量想象。

(本文作者谢宇程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博士、台湾作家、政策分析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