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团队近日推出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属于中国官方一贯严控的敏感题材。该片在各大视频网站一经播出,即引来磅礴围观,两天内播放达两亿次。人民网也第一时间发布对柴静的专访,让她解释初衷。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更对媒体表示,他看完视频后给柴静发去短信,感谢她的工作。他把《穹顶之下》与揭露美国农药污染、推动环保运动发展的名著《寂静的春天》类比,以致有人一度怀疑该片有官方策动。
但两天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穹顶之下》被迫从各大网站首页撤出,媒体评论亦遭封杀。如此反复无常,不排除因为震动太大,而且正值全国“两会”前夕,官方担心舆情失控,试图弱化其影响力。可见官方策动之说纯属过度想像。尽管该片刻下仍有流传,但都是媒体人惯常的夹缝传播,犹如一道道闪电瞬间掠过。
意见领袖的天职是提炼公共议题,设置公共议程。柴静在议题的提炼上固然居功厥伟,议题的延展却不出意外地遭遇体制穹顶的狙击。闪电无论多么明亮,如果没有风雨相随,没有风雨滋润雾霾笼罩的土地,这土地就会依旧干枯直至龟裂。雾霾议题如果不能延展,不能升级为公共议程来引领公众参与,则不过昙花一现,柴静们的努力多半要流于徒劳。
这正是柴静之厄。类似困厄早不是第一次,甚至,人们早已经审美疲劳。川震中的校舍垮塌不够惨烈?三聚氰胺事件不够惨烈?但有何用?无论多大悲剧,幸存者都很难汲取教训。一旦追查真相,一旦公众问责,体制穹顶的本能就是无情封杀。所以每次学费都几乎白交;所以悲剧不断重演。
公共危机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可治理,一种不可治理。《穹顶之下》谈到的伦敦雾霾和洛杉矶雾霾,都属于可治理:人民有权,迫使政府有能,人民提出的问题,政府必须解决也有能力解决。而且宪政体制的天性就是均衡,宪政让公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达致均衡,发展权跟环境权也就不难达致均衡。所以英美等宪政国家也有社会问题,但都有办法解决,不怕有问题。中国不然,人民多无权,政府就多无能;而且非宪政体制的天性就是极端,公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极不均衡,进而导致所谓发展权跟环境权极不均衡。发展权往往压倒环境权。不许问责的体制穹顶,则封死了几乎所有变革之路,让社会陷于锁定状态,很多公共危机变得不可治理。
不可治理才是中国所有悲剧中最大的悲剧,所有危机中最大的危机。中国政府不可能效法当年伦敦、洛杉矶,不可能在法治、监管、透明度、公民问责短缺的体制穹顶下,真正解决雾霾及其他重大社会问题。体制穹顶注定政府通常只会有两个选择:要么对危机放任不管,任其积重难返;要么特定原因躲不过去,就用极端手段姑且缓解。譬如,为保证APEC期间北京天空的湛蓝,不得不在京津冀等六省区采取一系列极端的减排措施: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工地停工、调休放假、车辆限行。这些极端措施没有任何可持续性,APEC一结束立马解除,北京随之重陷雾霾,一切如故。
从最乐观的角度讲,即便《穹顶之下》感动了政府,政府铁了心还我蓝天,体制穹顶下,难道会有比APEC蓝更高明的办法?而如果照搬APEC蓝,可以肯定地说,天未蓝国家就先乱了套。本来就是不可治理,非要霸王硬上弓,不过是制造新的和更大的灾难。这才是中国政府最大的困境:体制穹顶下,往往做什么都是错——发展权压倒环境权是错,环境权压倒发展权也是错。政府就像坐跷跷板始终找不到均衡点,不是这头翘,就是那头翘,不是这般错,就是那般错。
回头再说伦敦和洛杉矶雾霾。他们的雾霾可治理,无非因为体制问题早解决。治理过程中当然也会遇到各种障碍,利益各方也会有很多激烈博弈,但程序正义的最高权威保证了监管者强大的执法能力,强大的公民问责也令政府不敢懈怠,各种障碍终可以化解。但所有这些条件中国皆不具备。雾霾在中国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治理问题,中国任何公共危机走到尽头,都会碰到体制穹顶,都会发展为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最终只能政治解决,但当下中国,政治解决并未进入日程。于是,《穹顶之下》愈火爆,政治就愈尴尬。要避免政治的尴尬,《穹顶之下》就只能如一道道闪电,瞬间而过。
虽仅瞬间,已属奇迹。这瞬间足以照出体制穹顶的真相,《穹顶之下》也就无负自己的历史使命。接下来该发生什么故事,就不在它的脚本中了,该由众人书写。世上没有救世主,现代社会还以为改变是极少数先知的专利,众人只配搭便车,这不过是乌托邦式的梦呓。没有众人即千千万万公民的崛起,极少数先知绝无可能撼体制于万一。这或许才是柴静在《穹顶之下》呼唤“从我做起”的本意。这种立足于公民行动的“从我做起”,每个人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推动改变的“从我做起”,固然不能创造一夜总解决的神话,但无疑是当下中国最现实的选择。改变的进程对众人敞开,以公民社会的集体力量解决体制穹顶,是从不可治理进到可治理的前提,也是解决所有中国问题的前提。
笑蜀,本名陈敏,曾是《南方周末》报纸高级评论员和《炎黄周刊》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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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解决体制穹顶 ,就要从我做起
柴静团队近日推出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属于中国官方一贯严控的敏感题材。该片在各大视频网站一经播出,即引来磅礴围观,两天内播放达两亿次。人民网也第一时间发布对柴静的专访,让她解释初衷。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更对媒体表示,他看完视频后给柴静发去短信,感谢她的工作。他把《穹顶之下》与揭露美国农药污染、推动环保运动发展的名著《寂静的春天》类比,以致有人一度怀疑该片有官方策动。
但两天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穹顶之下》被迫从各大网站首页撤出,媒体评论亦遭封杀。如此反复无常,不排除因为震动太大,而且正值全国“两会”前夕,官方担心舆情失控,试图弱化其影响力。可见官方策动之说纯属过度想像。尽管该片刻下仍有流传,但都是媒体人惯常的夹缝传播,犹如一道道闪电瞬间掠过。
意见领袖的天职是提炼公共议题,设置公共议程。柴静在议题的提炼上固然居功厥伟,议题的延展却不出意外地遭遇体制穹顶的狙击。闪电无论多么明亮,如果没有风雨相随,没有风雨滋润雾霾笼罩的土地,这土地就会依旧干枯直至龟裂。雾霾议题如果不能延展,不能升级为公共议程来引领公众参与,则不过昙花一现,柴静们的努力多半要流于徒劳。
这正是柴静之厄。类似困厄早不是第一次,甚至,人们早已经审美疲劳。川震中的校舍垮塌不够惨烈?三聚氰胺事件不够惨烈?但有何用?无论多大悲剧,幸存者都很难汲取教训。一旦追查真相,一旦公众问责,体制穹顶的本能就是无情封杀。所以每次学费都几乎白交;所以悲剧不断重演。
公共危机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可治理,一种不可治理。《穹顶之下》谈到的伦敦雾霾和洛杉矶雾霾,都属于可治理:人民有权,迫使政府有能,人民提出的问题,政府必须解决也有能力解决。而且宪政体制的天性就是均衡,宪政让公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达致均衡,发展权跟环境权也就不难达致均衡。所以英美等宪政国家也有社会问题,但都有办法解决,不怕有问题。中国不然,人民多无权,政府就多无能;而且非宪政体制的天性就是极端,公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极不均衡,进而导致所谓发展权跟环境权极不均衡。发展权往往压倒环境权。不许问责的体制穹顶,则封死了几乎所有变革之路,让社会陷于锁定状态,很多公共危机变得不可治理。
不可治理才是中国所有悲剧中最大的悲剧,所有危机中最大的危机。中国政府不可能效法当年伦敦、洛杉矶,不可能在法治、监管、透明度、公民问责短缺的体制穹顶下,真正解决雾霾及其他重大社会问题。体制穹顶注定政府通常只会有两个选择:要么对危机放任不管,任其积重难返;要么特定原因躲不过去,就用极端手段姑且缓解。譬如,为保证APEC期间北京天空的湛蓝,不得不在京津冀等六省区采取一系列极端的减排措施: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工地停工、调休放假、车辆限行。这些极端措施没有任何可持续性,APEC一结束立马解除,北京随之重陷雾霾,一切如故。
从最乐观的角度讲,即便《穹顶之下》感动了政府,政府铁了心还我蓝天,体制穹顶下,难道会有比APEC蓝更高明的办法?而如果照搬APEC蓝,可以肯定地说,天未蓝国家就先乱了套。本来就是不可治理,非要霸王硬上弓,不过是制造新的和更大的灾难。这才是中国政府最大的困境:体制穹顶下,往往做什么都是错——发展权压倒环境权是错,环境权压倒发展权也是错。政府就像坐跷跷板始终找不到均衡点,不是这头翘,就是那头翘,不是这般错,就是那般错。
回头再说伦敦和洛杉矶雾霾。他们的雾霾可治理,无非因为体制问题早解决。治理过程中当然也会遇到各种障碍,利益各方也会有很多激烈博弈,但程序正义的最高权威保证了监管者强大的执法能力,强大的公民问责也令政府不敢懈怠,各种障碍终可以化解。但所有这些条件中国皆不具备。雾霾在中国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治理问题,中国任何公共危机走到尽头,都会碰到体制穹顶,都会发展为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最终只能政治解决,但当下中国,政治解决并未进入日程。于是,《穹顶之下》愈火爆,政治就愈尴尬。要避免政治的尴尬,《穹顶之下》就只能如一道道闪电,瞬间而过。
虽仅瞬间,已属奇迹。这瞬间足以照出体制穹顶的真相,《穹顶之下》也就无负自己的历史使命。接下来该发生什么故事,就不在它的脚本中了,该由众人书写。世上没有救世主,现代社会还以为改变是极少数先知的专利,众人只配搭便车,这不过是乌托邦式的梦呓。没有众人即千千万万公民的崛起,极少数先知绝无可能撼体制于万一。这或许才是柴静在《穹顶之下》呼唤“从我做起”的本意。这种立足于公民行动的“从我做起”,每个人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推动改变的“从我做起”,固然不能创造一夜总解决的神话,但无疑是当下中国最现实的选择。改变的进程对众人敞开,以公民社会的集体力量解决体制穹顶,是从不可治理进到可治理的前提,也是解决所有中国问题的前提。
笑蜀,本名陈敏,曾是《南方周末》报纸高级评论员和《炎黄周刊》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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