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民主制度与新闻自由是和平的保障

前年这个时候访问日本,一直想找一本书,论述日本新闻和侵华战争以及后来太平洋战争之间的关系。“上天不负有心人”,回国前夕终于在一家书店无意间“淘”到了这本书。《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篇幅不长,但是它里边都是事实。它用一个个故事,很直观地反映了战争和新闻的关系。之所以要翻译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当时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新闻媒体一定难辞其咎。影响基本国策的因素当然很多,但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走上战争道路,首要因素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因为我们首先要问,这个国家到底是谁想打仗?又为什么能把这场仗打起来?我用的这个分析框架很简单,但是它能从本质上解释一个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或不会发生什么事。这本书非常生动地给展现了一个国家要走向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首先就是要废掉民主、管控新闻,因为这两者是国家法西斯化的最大障碍。

真正的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孟子也好,墨子也好,都没能成功地说服君主放弃战争。孟子后来骂梁惠王“不仁”,因为他为了土地,逼迫自己的子民上前线送死。孟子肯定也从道义角度劝阻过梁惠王打仗,但还是失败了。可见无论从道德还是利益角度去说服统治者,成功希望都很小。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里最想打仗的就是统治者,人民是不想打仗的。皇帝是国家的所有者,不仅拥有土地,还拥有人民。对皇帝来讲,地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打仗如果能够攻城掠地,给他带来更多的财富,当然好;如果失败了,除非亡国,皇帝承担的成本也很有限,无非就是像清末时割地赔款,统治的地盘虽然小一点,但皇族的待遇不会变,战前过什么样的生活,战后基本上还过什么样的生活。倒霉的是人民,因为人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给他当炮灰。神奇的是,专制国家还有人心甘情愿当炮灰的,甚至以此为荣。

因此,专-制体制天生就要打仗的,中国历史上所谓励精图治的皇帝往往都穷兵黩武。要不打仗,只有让人民来决定战争与和平,因为平民百姓承受着战争的代价。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近二十年来流行一种说法: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不会打仗的,因为归根结底是人民不想打仗。专-制国家的决策由统治者说了算,所以专-制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很可能打仗,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也可能打仗,不成熟的民主国家也不好说,但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因为重大决定最终要对多数选民负责。前一段时间发生了苏格兰独立公投,当然最后失败了,但是无论结果是什么,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很心平气和,完全没有闹到动刀动枪的地步。如果有谁因为苏格兰独立而对它发动战争,那人们一定认为他得了精神病,这么离谱的政客第二天就要下台。这说明真正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一般不会对领土过分在意,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领土问题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关系不是那么大,而为了领土打仗却和自己关系很大,因为自己或子女是要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的。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由国家的领土比较容易扩张,至少没有什么分裂威胁,因为他不是靠武力在维持领土,而是靠优越的制度。这套制度能够给老百姓提供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大家心悦诚服。这有点吊诡,世界上越是那不断强调主权、领土的国家,主权、领土就越容易出现问题,就好像一个专制家长不断要把子女留在家里,但是子女偏偏要离家出走。那些从来不谈这些事的国家,比如美国,这么多年来领土、主权都非常稳固,因为他的制度放在那儿,人民该得到的权利都能得到,该得到的幸福都能得到,他要离开这个国家干什么?

和民主国家相反,专-制国家永远会夸大领土的意义和作用。侵华战争前夕,日本一直流行“满蒙权益论”,说“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好像不占领东三省,日本就活不下去。现在看来,当然纯粹是瞎扯。战后日本也没有满蒙,资源跟原来一样贫瘠,不也发展得很好?诸如此类的理论只是专制者炮制出来蒙骗人民、发动战争的借口,但在当时却糊弄了一大堆人。今天围绕钓鱼岛问题,这类言论听上去也很熟悉,大家要警惕。

新闻-自由与真实与民间交流是避免战争的良方

目前的中日关系基本上没有跳出传统逻辑。为什么法德可以修复关系?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具有同样的本质,都是民主国家。而中日关系却出现了波折反复,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发展得不错了,胡-耀邦时代达到了鼎盛,但到了现在还不如以前,反而记起仇来了。邓小平通过访问日本、引进日本电影等等修复中日关系,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当时很多中国人,甚至日本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应该那么容易就放弃了对日本赔偿的追讨。但是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时候,这种修复或促进就会很不稳定,容易出现波折甚至倒退。

刚才讲到,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会差到哪里去,至少不会发生战争。既然对普通大众来讲,战争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游戏,那为什么还要打仗呢?民主国家是不想打仗的,但如果国家被少数人控制了,例如日本大正时期的后期,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少数军部好战分子可能把国家带向战争。假定有了民主,没有新闻-自由,行不行?还是不行,这个国家还是可能选择打仗,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操控新闻来扭曲民意。日本历史上其实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更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新闻业就相当发达。日本新闻最大的优势在于媒体的私有化,朝日、读卖、每日新闻等大报都是私有的。不像我们的媒体,基本上都是国有,都是“党的儿子”,“老子管儿子”是没商量的。日本政府管控新闻就比较难,但当时日本的新闻-自由是不完善的,报业存在着“四大恶法”,为后来政府操控新闻埋下了伏笔。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绝大多数国民相信政府发动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九一八”事变明明是日本间谍搞的鬼,日本媒体的报道却说是中国人挑衅,日本予以反击是“正义之举”。南京大屠杀这么残酷的暴行,当时日本国内却根本不知道,到了东京审判的时候才知道。当时攻破了中国的首都,日本国内一片欢呼,都以为是皇军的伟大胜利。这就是日本政府操纵宣传机器给民众洗-脑,掩盖战争真相造成的后果。即便发动了战争,但假如当时能及时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把反映侵略者暴行的照片发表到报纸上,日本国内的反战压力就会相当大,但是没有。美国之所以停止越南战争,和国内反战压力有很大关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不仅没有收手,而且在偷袭珍珠港之后全面扩大到太平洋战争,都是在新闻严格管控的情况下发生的。

新闻控制的手段与局限

《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这本书总结了控制新闻的两种手段,一个政治手段,一个经济手段,线条非常简单。政治手段就是政府对媒体的直接管控,日本有很漫长的新闻史,有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也有一定程度的民主,但是两者都不完善。比如,日本的媒体曾经和反对党联合起来,通过报道政府的丑闻,监督首相的行为,甚至逼迫内阁辞职。但是这种机制不够稳定,尤其是当时对新闻还存在着某些恶法。民主被破坏以后,军部就可以通过这些恶法来管控媒体、扭曲新闻。

经济手段是右翼黑社会发动抵制运动,拒绝购买批评军国主义政策的报纸。比如《朝日新闻》是日本比较具有批判性的报纸,但右翼团体联合日本政府对发表反战言论的报纸发动“不买运动”,导致报纸的发行量急剧下滑。报纸市场化本来是日本媒体的优势,但是也使之在经济压力面前显得非常脆弱,经济制裁甚至比政治手段还管用。两者双管齐下,日本的大媒体就完全屈服了,甚至从战争的反对者变成了军国主义的宣扬者、鼓动者。

很讽刺的是,管控来管控去,日本政府把民众的眼睛耳朵都堵得严严实实,对于战争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真正的国家机密却被英美悉数破译,毫无“秘密”可言。我们知道,珍珠港袭击的发动者、海军大将三本五十六就是因为航程信息被破译,而被美国空军击毙的。新闻控制可以使军国主义政府发动战争,却挽救不了战败的命运。

即便如此,日本的新闻管控仍然是不完全的,尤其是地方上的小媒体,坚持对战争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这些言论放到今天来看是非常有远见的,日本少数记者、编辑和知识分子当时就对言论和新闻-自由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们的担当和勇气也是今天的中国媒体人所不具备的。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而日本政府对他们的言论似乎还有所忌惮。中国媒体人读了这本书,应当有所感触、有所觉悟。当然,这也表明即便在军国主义登峰造极的时候,日本新闻界也绝非死水一滩、铁板一块。

日本学术界当时也有相当的学术自由和勇气,一些著名学者和公知敢于批评军部的政策。美浓部达吉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宪法学教授,他就曾屡次批评军部政策,包括满洲事变。他当然受到一些压力,但是政府并不能把他怎么样,他依然是东京大学法学教授。还有一位京都大学左翼教授,因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被日本的教育部门勒令停职,而京都大学法学部的16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等39人提出集体辞呈,抗议这一决定。最后,京都大学的校长本人也辞职了。对于一名中国学者来说,这些事件很震撼,让我感佩日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气节。我们今天的境界还远不如当年的日本,类似于京大法学的集体辞职当然也是不能指望的。和日本学者相比,中国学者群体应该为自己的懦弱人格感到羞愧。

——据2015年2月11日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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