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最令人郁闷的消息是北京对批评者的打压不断升级,但很少有观察家——尤其是经济分析师——似乎明白中国领导层反对自由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直接损害到它根除官员腐败、倡导创新和创业精神、深化接触外部世界的努力。北京政权的政治逆行将会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首先,中国政府已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使流行的门户网站,包括谷歌、Facebook和《纽约时报》,无法访问。此外,那些著名的人权律师遭监禁。知名的言论自由倡导者浦志强就是一例,他已经被关押了超过半年,检察官们正在试图构建针对他的案子。
同时,中国的高层官员被强制执行中共党内的政治纪律。去年6月,中共的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称,中国社科院这个中国最负盛名的官办智库已经“被敌对势力渗透”,并且“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
作为回应,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赵胜轩承诺:社科院进行学术评估时,将“把政治纪律作为首要考核因素”。不久之后,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一篇文章中怒喝:在中国,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
中国学术界被北京政权当作更广泛寻找敌人的主要目标,大学教授因为拥护象宪政这些“煽动性”的思想而被解雇。在一个尤其恶劣的例子中,辽宁省一家官方报纸派出记者,伪装成学生去大学教室里抓那些批评现行制度的教授。
最近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威胁说要加大这种伤害的规模。袁贵仁誓言“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尤其是“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鉴于袁贵仁的官职,这一誓言可以被视为表达了官方政策。人们希望,为了中国(的福祉),它不是(官方态度)。
近期反对言论自由和反对西方价值观的“猛攻”反映了中央面临的政治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必须把一个被贪婪和不信任弄得虚弱无力的一党体制转变成一个秩序井然、思想统一的体制,能够进行市场化改革,并维持其自身的长期生存。习近平似乎认为:打击自由主义将会和他的反腐败运动一起朝这个目标迈进。
这一构想存在智力上的缺陷,也不切实际。不论多么努力,在一党体制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没有法治,几乎不可能根除腐败。而这些恰恰是中共试图要消除的“西方价值观”。
中国将会为这一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想想袁贵仁对教科书的运动将影响到中国2800万大学本科生,他们读到的是剩下来不合格的教材。当他们的教育受到这种方式的损害,如何能期望这些学生在全球经济中去竞争。
当前的这一趋势也意味着高校教师的条件恶化,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学术界面临着与西方学术交流更严格的限制。随着有更少的机会到国外参加会议,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或花时间到国外去教学和从事研究,他们的专业发展和事业都可能受到严重损害。
这样一来,政府提出的压制“西方价值观”——更不用提它无情的网络战——有可能刺激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外流。2013年,有41.39万中国人到海外留学,该数字前所未有,预计2014年会更高。这些留学生90%是到西方国家和日本学习。
诚然,只有一小部分中国的大学生到海外留学。事实上,2013年到海外留学的学生人数只相当于入读中国高校学生的6%。
但是中国的统治精英们在领导这种外流潮,他们大多把子女送到常春藤和牛津剑桥。人们不禁要问,中共领导人是否担心他们的后代会被西方价值观洗脑;他们显然已经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中国当地的大学就读。而且,如果按照袁贵仁的方式,中国的高校将越来越像朝鲜的大学,而不是世界级的西方高校。
这将产生深远的、灾难性的后果。数千万留在中国的学生将不会获得在全球经济中维持竞争力的知识和技能。事实上,鉴于创新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习近平也反复强调这一点,在中国的教育中反对西方影响力之战是完全不合理的。
除非中国政府的这种打压很快结束,否则,习近平让国家伟大繁荣的“中国梦”将会变成一场加速下滑、加剧倒退的噩梦。不管怎样,对西方价值观的战争是一场中国只会输掉的战争。
(本文译自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于2月10日发表的文章,题为:中国对西方价值观之战。译者赵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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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对西方价值观之战:一场只会输掉的战争
这些天最令人郁闷的消息是北京对批评者的打压不断升级,但很少有观察家——尤其是经济分析师——似乎明白中国领导层反对自由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直接损害到它根除官员腐败、倡导创新和创业精神、深化接触外部世界的努力。北京政权的政治逆行将会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首先,中国政府已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使流行的门户网站,包括谷歌、Facebook和《纽约时报》,无法访问。此外,那些著名的人权律师遭监禁。知名的言论自由倡导者浦志强就是一例,他已经被关押了超过半年,检察官们正在试图构建针对他的案子。
同时,中国的高层官员被强制执行中共党内的政治纪律。去年6月,中共的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称,中国社科院这个中国最负盛名的官办智库已经“被敌对势力渗透”,并且“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
作为回应,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赵胜轩承诺:社科院进行学术评估时,将“把政治纪律作为首要考核因素”。不久之后,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一篇文章中怒喝:在中国,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
中国学术界被北京政权当作更广泛寻找敌人的主要目标,大学教授因为拥护象宪政这些“煽动性”的思想而被解雇。在一个尤其恶劣的例子中,辽宁省一家官方报纸派出记者,伪装成学生去大学教室里抓那些批评现行制度的教授。
最近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威胁说要加大这种伤害的规模。袁贵仁誓言“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尤其是“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鉴于袁贵仁的官职,这一誓言可以被视为表达了官方政策。人们希望,为了中国(的福祉),它不是(官方态度)。
近期反对言论自由和反对西方价值观的“猛攻”反映了中央面临的政治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必须把一个被贪婪和不信任弄得虚弱无力的一党体制转变成一个秩序井然、思想统一的体制,能够进行市场化改革,并维持其自身的长期生存。习近平似乎认为:打击自由主义将会和他的反腐败运动一起朝这个目标迈进。
这一构想存在智力上的缺陷,也不切实际。不论多么努力,在一党体制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没有法治,几乎不可能根除腐败。而这些恰恰是中共试图要消除的“西方价值观”。
中国将会为这一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想想袁贵仁对教科书的运动将影响到中国2800万大学本科生,他们读到的是剩下来不合格的教材。当他们的教育受到这种方式的损害,如何能期望这些学生在全球经济中去竞争。
当前的这一趋势也意味着高校教师的条件恶化,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学术界面临着与西方学术交流更严格的限制。随着有更少的机会到国外参加会议,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或花时间到国外去教学和从事研究,他们的专业发展和事业都可能受到严重损害。
这样一来,政府提出的压制“西方价值观”——更不用提它无情的网络战——有可能刺激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外流。2013年,有41.39万中国人到海外留学,该数字前所未有,预计2014年会更高。这些留学生90%是到西方国家和日本学习。
诚然,只有一小部分中国的大学生到海外留学。事实上,2013年到海外留学的学生人数只相当于入读中国高校学生的6%。
但是中国的统治精英们在领导这种外流潮,他们大多把子女送到常春藤和牛津剑桥。人们不禁要问,中共领导人是否担心他们的后代会被西方价值观洗脑;他们显然已经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中国当地的大学就读。而且,如果按照袁贵仁的方式,中国的高校将越来越像朝鲜的大学,而不是世界级的西方高校。
这将产生深远的、灾难性的后果。数千万留在中国的学生将不会获得在全球经济中维持竞争力的知识和技能。事实上,鉴于创新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习近平也反复强调这一点,在中国的教育中反对西方影响力之战是完全不合理的。
除非中国政府的这种打压很快结束,否则,习近平让国家伟大繁荣的“中国梦”将会变成一场加速下滑、加剧倒退的噩梦。不管怎样,对西方价值观的战争是一场中国只会输掉的战争。
(本文译自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于2月10日发表的文章,题为:中国对西方价值观之战。译者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