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校长：意识形态工作不能重蹈“左”的错误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今天在人民网访谈时表示，我们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时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不能重蹈历史上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

以下是南开校长龚克在人民网参加访谈的实录：

主持人：靳书记最后把话题的落点落到了教师队伍的建设，现在把这个接力棒也传给了龚校长，我们想请问南开大学的龚克校长，我们都知道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骨干队伍包含很多，有高校党政干部、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还有一些心理咨询教师等等，如何统筹这支队伍的建设，能够让做好“最后一公里”，让他们讲好。

龚克：其实不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是很长的一生中的一段，谈不上最后一公里，因为整个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还有今后走出学校还有很多。我非常赞成刚才靳诺书记谈的，就是对这支思想宣传工作队伍，或者知识分子或者教师来讲，我觉得我们首先要相信和依靠，这是我们信心的所在。这点非常重要，我最近看到我们这支队伍，有些人政治观点有问题，有的人的生活作风有问题，有些人经济上可能有问题，学风上有问题，这些有没有？确实都有，但是这些现象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把他们代表我们教师队伍，或者我们这支思想工作队伍的全部，我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最近我在网上看有人讲要全面的清理、纯洁、整顿教师队伍，这个不能同意的，这是1957年思维或者1966年的思维，如果走到这条道路，我们党在历史上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是多次犯过左的错误，我想在今天情况下我们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时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但是刚才说的这支队伍并不是没有缺点，比如总体上来看，比如拿教师队伍来讲，刚才朱之文书记谈到了课堂说服力的问题，我们感觉这还是有问题的，有些还没有达到实际效果，我们到实际课堂看的时候，实际我们有些课堂非常不错。

比如，我们一个年轻教师讲抗战共产党作用和国民党作用怎么看的问题，这现在很热，但这是我们党史国史非常重要的一段，他就讲的非常好，他看了大量的资料，他摆出来各式各样的观点，用事实、用论据来说服人。当然，也有的课堂就比较干点，我也听过，讲政治经济学、讲生产关系的讲的比较机械比较刻板。应该说这个教师也很认真，他的观点也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有说服力。

我们这个核心价值观是从五千年历史走来的，他是吸纳世界文明成果的，他是跟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结合的，怎么能够融会贯通，这个是有我们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是需要我们做的，我们要采取很多措施集中培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才讲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东西，应该跟我们的教师能够融会贯通，他对我们的历史进程，这种优秀传统，对世界文明有很深入的了解，这是很高的要求。所以，我想对教师来讲，他是有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比如刚才说到团干部、辅导员，他们很年轻，他们自己刚刚摆脱学生身份回过来做学生工作，很不容易，这个教师是活生生的人，他也要吃饭、穿衣、养家、结婚、住房，所以他有很多困难，我觉得做教师工作要相信、依靠，要教育、引导，也要关心、爱护、解决实际问题。

主持人：感觉又像医生又像病人。

龚克：确实青年的困难确实是蛮多的，在像北京、天津这样的城市，住房就变成非常突出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如果谈教师的话，这一定要全面做这些工作，因为这里面可能有一件事，最近大家在谈，在教师队伍建设里面怎么处理好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的问题。

我想谈谈这个事儿的看法，第一基本标准是必须坚持的，但是坚持这个基本标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说怎么衡量，我们现在招人的时候看简历，做一个面试，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把这个要求要明确的提出来，就是用我们学校自己的话来讲，我们讲这个“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我们讲这个“公”就是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你要认可这个价值观，你要把这个价值观带到你的教学、管理方方面面实践中去，如果真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我们要帮助教育你的，很严重的话你是不适合做教师的。这个要求要非常明确。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的时候在实际中比较难衡量，比较抽象，相对来说比较好衡量是什么？写了几篇文章。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不能都怪教师，有的时候重学术的东西，不重视思想道德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现在引导核心价值观的标准确实有点偏差，这个偏差也有点道理，就是评价你的学术比较硬，评价你的教书育人这些东西，拿不出一个比较硬的，能够量化的，让大家一比就能比出量化差别的（标准）。这个确实需要探索，这是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想从学校的教育引导来讲师资队伍建设，其实非常重要的是评价的标准，用什么标准来评价，用什么机制去评价。我们现在讲推进综合改革里非常重要的要改革这个，这是我们需要探索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其实刚才您也说到现在很多社会的呼声，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大学生在大学校园里不仅仅是都是思想政治课，如何令一些不是教思想政治课的老师，比如说教数理化的这些老师，怎么样去培养他们？

龚克：我觉得你这个提的是非常好的事儿，从育人来讲不能仅仅看成是政治课的事儿。刚才几位都谈到了所谓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问题，学校的方方面面都围绕一个根本工作，或者学校一切工作都以学生的健康成长为出发点，这是全体教师、全体干部、全体员工的责任，比如说我们在科研过程中也有价值观的问题，你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去做，怎么面向国家重大的需求，怎么面向学术的前沿，怎么去不断的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作出探索。这些本身都是育人的。

那么，这里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确实需要加强全员育人的意识，我做教师不是仅仅把专业知识传授给你，实际上我是在教课过程中我在引导学生怎么做人，这方面确实是学校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但是要看到另一方面，实际上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大多数的教师，我们学校科研的工作，为了结合着国民经济发展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实际上给了学生，不仅让他们了解实际问题，也让他们看到这些年我们是怎么为了国家的发展破解这些难题，哪怕是企业里很具体的问题，我们很大的教授、很大的团队，不断的去破解它。

其实我觉得现在总的来讲，对学校育人总的形势来看，不能因为我们在强调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时候，在明确指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忽略了它的主流方面。我觉得如果从全员育人看更大的教师队伍来讲，我觉得更要看到它的主流，但是也要看到，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这些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教师评价上确实有问题，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全面的衡量一个教师，就是我们讲他的德才兼备。这对我们学生也是一样，我们学生最后也是看他分考的怎么样，知识掌握的怎么样，这一点对中国教育系统来讲，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严峻的挑战，我觉得我们要想办法突破这一关。

主持人：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的现在走向工作岗位走向社会的年轻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怪罪他，没有守住道德底线，不讲法律没有政治观，但是往回讲很多人就会怨他们老师，一看就是老师没教好，但是老师会怨谁呢？难道是学校的领导，所以其实守住这些底线，可能不仅仅是老师的事儿，可能您说的老师只是这一方面。

龚克：这是全社会的事情，有时候教师怨家长，大学怨中学。我觉得讲两方面，一方面一个人人生观的形成，是他整个的人生经历，他的家庭、社会环境方方面面构成的，学校在里面起很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完全能由学校决定的，我们这次的文件里专门有形成合力作为一条原则，就是社会方方面面形成合力，就是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另外一点学校不能推责任，而且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你的责任尽到没尽到，是不是做好了，我们说从学校来讲，我们是检查自己，我们不能往外推，但是这件事情实实在在需要社会合力的。

主持人：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话题缩小一点，就在这四年之内，如何给学生甚至给老师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政治底线、法律底线，甚至是道德底线。

龚克：其实我这次来之前我专门看了看我们的文件，我们文件里还提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底线，比如国家利益的底线，就是你要有这个观念，比如现在谈保密等等这些问题，实际还有国家利益的问题。你说公民权利的底线，你有你的公民权利，你要捍卫你的公民利益，也要尊重别人的公民权利。比如说公共秩序的底线，比如说信息真实性的底线、诚信底线等等，这些不仅仅是我们在课堂上教给学生，拿一个试卷考出来他答对了，这要通过很多社会实践，通过很多校园生活的体验，让他感觉到遵守这样的规则，去追求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样的价值观，追求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每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尊重做这样的人。不是说我把12个词填空填对了。

比如说在宿舍里，怎么和来自不同地区、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有着各种生活偏好的人，能够共同的相处，与人为善的跟大家相处。你在课堂上能够认真的学习，尊重教师。包括所有这些问题，我觉得在大学的四年里，因为他多数是从家庭走出来，他在18岁左右，他从未成年人到成年人的转化时，要给他公民的底线，我们学校讲“三全”，全方位、全员、全过程，对学生来讲“三自”，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他有一个公民的体验，他有一个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的，他要有这样的体验。他要有把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进行比较、权衡，让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体验，这些事情是在大量的校园生活里去做到的，这不仅仅是在课堂上靠考试考出来的，现在可能有一个误区，我们在课堂上讲了，考试考了，100分得了，好像这个事儿就完了，这个确实没有完，我们出问题的同学考试不一定差。

所以我觉得校园里要造成这种“三全”“三自”这样育人的氛围，我们不久前刚刚开了一次德育的工作会，我们就是讲要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来进行德育，而且这个德育我们特别强调学生是主体，如果说知识可以灌给他的话，那道德素质的发展那不是灌输，他要自我培育自我构建，这个主体非常重要。

——据人民网北京2月9日（记者贺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