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反对派？其存在的合法性又在哪里？
钱满素：在现代政治理念中，反对派的合法存在已经是一个常识，根本不需要深奥的理论。想一想，大千世界中，各人思想利益不同，政见自然不同。思想的自由由大脑决定，不是法律可以赋予或剥夺的，所谓的思想自由其实指的是表达和交流思想的自由。所以只要承认公民有表达权，不同的政见就会出现。只要承认公民有结社权，相同政见的人就会组成反对派。只要承认选举权，反对派就有可能在获得更多民意时被合法地选为执政党。所以凭常识就可推断，在承认公民权利的地方，反对派的存在是必然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反对派呢？
首先，天下为公，共和国不是一个家族、一个群体、一个党派所应私有、所能私有的。公民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包括表达不同的和反对的意见，因此反对派的存在具有合法性。难道仅仅因为某些人意见不同，就把他们从公民的范畴中开除出去吗？这不是像开除一个人“球籍”一样荒谬吗？他们仍然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这是最基本的生存权。
第二，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反对派的存在也具有合理性。人类一开始都是党同伐异的，都认为自己对，别人错。当年的宗教裁判所就秉持这样的绝对主义：真理只有一个，只有我掌握了真理，因此负有镇压异端的神圣使命。欧洲在经历了大动干戈与血腥杀戮的宗教战争后，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真理不是唯一的、永恒的，没有人能够穷尽真理，对不同的信仰最好采取宽容态度，判断是非的终审权只能留给上帝，这就是洛克他们所说的宗教宽容。引申到政治生活，反对的意见很可能是正确的，或者包含正确的成分，也是应该包容、值得尊重的。宽容并不是一件历史悠久的事情，但确实是人类思想的一大突破，也是自由主义的一大贡献。
由此可见，反对派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合法合理的。但我们还应该进一步看到反对派存在的积极意义，它能起到平衡器的作用——不同的意见和利益因为合法存在而保持一种自然平衡。物不平则鸣，老百姓有反对意见总是要表达的，受到不公正待遇总是要发泄怨气的。如果有一种正当合法的途径可以宣泄，治者和被治者都不至于走向极端。
就民众而言，反对派的合法存在取消了抛头颅洒热血的必要，大不了等两年，来个中期选举，再等两年，来个大选，然后大张旗鼓地公开较量。对于执政党派来说，也不至于一误再误，一败涂地，因为反对派的监督会使他们保持警觉，及时纠正错误。反之，如果像《反颠覆法》期望的那样，将反对派称为国家敌人而进行镇压，只会让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为了证明其有罪而罗织罪状，上纲上线，冤假错案频频发生，而反对派的合理意见根本听不到。何况权力的和平过渡使双方都拥有竞争上岗的机会，执政一方下岗后作为反对派也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反对派的合法存在先是带来一种平衡，随之政治进入良性竞争。政府与公众交流渠道畅通，八面来风，有错纠错，执政水平大幅提高。在不同政见的竞争中，国家的治理方式不断得到改善，政治机体日益优化。总之，反对派的合法存在能使国家的政治生活阳光化和平化，避免权力转移中的暴力和激烈的社会动荡，从根本上消解革命的必要性，极大地减少社会进化的成本，从而维护人民的最高利益。
《上海书评》：如此一来，被治者不容易走极端，当政者也不容易走极端，因为他有警钟长鸣的意识，有反对派的监督，他就能更审慎地执政，也会变得更英明一些。那么反对派是怎么出现的呢？
钱满素：为什么会有反对派？主要是因为有反对意见的存在，当然也不排斥个别人出于政治野心。一般而论，对大多数问题的意见主要就是正反两面，有时也会有第三种意见。反映在美国政坛上，就是民主共和两大党的格局，一个代表正方，一个代表反方。一旦有大党代表不了的第三种意见，就会有小党出来补充，如绿党、茶党。你可以看到，所有政见都有合法表达的渠道，包括怒气的表达。我们不要小看了情绪宣泄，愤怒积聚起来也很危险。
反对派的出现可以说是历史必然，因为人民在政治上变得成熟了。民智的开启就像孩子成长一样，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孩子小时候全听父母的，长大了要自立自主，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人民也会渐渐成熟，需要自立自主。这就是所谓世风变了，政治理念变了，人类进入现代了。以前能够接受容忍的如酷刑，如皇权专制，现在不能容忍了，这有什么不对呢？联邦党的失败就是美国社会风气变革的结果，随着人民参与意识的增强，他们不再接受联邦党人那种精英意识。在这点上杰斐逊显然比亚当斯更有前瞻性，虽然他还是主张“天然贵族”的。但是政治的大众化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规律，美国立国至今通过了二十七条“宪法修正案”，选民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成年公民，大众政治终成事实。政治是一种公权，涉及全民利益，必须适应时代和民情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