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因为某些你懂的原因，原定在广州举行的“拙见2015·远行与回归”演讲活动被取消了。但嘉宾之一的土家野夫近日依然通过视频录制的形式，完成了这场没有现场观众也没有心灵鸡汤的精彩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远行与回归，我想围绕着这个话题来讲一讲貌似深刻的话。
我和于建嵘其实是很好的朋友。我从我们俩，从他刚刚提到的事情讲起吧。因为他是一个学者，而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通过我们两个人的故事可以讲一讲，我们这一代，所谓的读书人，所谓的知识份子，在这个时代，如何尽心尽力为自己，为社会做一点事。
2008年地震之前， 我在四川川北地区做社会调查。在那个期间发生了“5.12”大地震，我就在乡村现场，也从乡政府的房子里面飞奔逃出来。感受到那一刻大灾难的恐惧，感受到整个当时的乡村社会有非常严重的困难，死亡。也参与在废墟当中去抢救生命。
在那之后我决定留下来，在四川乡村做抗震救灾的志愿者，我为我所在的那个县，以我个人之力募捐了将近两百万现金，还有物资。因此我跟当地的官民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把我自己的时间、精力，完全和当地的灾民绑在了一起。把当地的灾情以我的、最快的方式报告给整个社会，引起了中央各级政府的注意。在当时乡村的救灾过程中，当地的官民都对我非常信任、非常友好。
但在这种抗震救灾过程中你会发现巨大的社会问题。当时我所在这个县在第一次出现骚乱，一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县，突然在地震后第七天，将近一两万人的人在县城骚乱、砸警车、打警察，相关的事情都出来了。这是灾区的第一例大规模骚乱，这个骚乱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仅仅，是一些流言，因为这个故事很长，我不想详细讲这个过程。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当时，整个大救灾的背景下，所有的干部、官员，我作为旁证人可以看见，确实是非常辛苦、非常尽力的。
回到乡村社会我们去看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村在分配救灾物资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道德系统和道德体系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程度。因为救灾物资不可能是每人一份饼干或者是每人一箱水，每人一箱牛奶，做不到！它是各种各样的救灾物资在一起。
你要每家每户分配这些物资的时候，你只能大致公平的调配。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他们不干。即使是一盒牛奶，都要拆开了，分成每个碗里的分，就是绝对的平均主义。根本都不考虑谁家是真正的重灾户，谁是轻灾户。
中国民间社会为什么会到了这样一种，我们传统来说“礼崩乐坏”的程度？人的基本同情心丧失，没有受灾的人和受灾的人要求完全绝对的公平，为一点点救灾物资，争、抢、打架，这就是我亲眼见的，甚至在分配救灾物资中间，还打死了一个人。
因为打死了一个人，又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死者的家属不会留取焚烧尸体。官民的矛盾对立、上访。面对这一切的问题，我作为一个一个写作者，一个不受任何机构、单位、资金支持的一个自费、关心社会问题的、一个旁观的调查者，我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思考，这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么今天社会如何来改变，使农村变得更好一些？光靠给他们募捐了一些钱和物资是不足以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
由于我取得了当地县委、县领导的信心，我和他们商量说：在这个救灾的物质重建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精神重建的方法。这个社会就是不仅要重建房子，还要重建它的精神架构。
当地的县领导其实是一批很开明的官员，在中国的基层并不缺少开明的官员，这是我和他们真实接触的感受。他们也深刻意识到体制带来的很多问题，很多疾病，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想要改变。但在这个体制下，有时官员不敢乱动，动辄得咎。我们只能寻求一些温和的改良办法。
于是，我们这些村民在面临救灾的时候，每天有大量的事务要做。而村不是属于官僚系统的，村两委，所谓的村主任是选的，村书记是党员选的，实际是上面指派的。然后一个村里面只有四个是拿津贴的人——所谓的村主任、村书记、会计和一个妇联主任。那这一个村里面就靠这四个人来管理上千户的人家，而且要大量的救死扶伤和分配各种各样的物资，一片乱局，四个人也不足以维持好这件事情。
各种激发出来的乡村矛盾越来越多。当时我就跟县里的人提出来，说你能不能给我在村里面做个实验，就是让这个村选举村民议员，在村民中定向选举，就是村民代表。但是我们不叫传统意义上的村民代表，就是选议员。由这些村民议员成立一个全村的议事小组，每一个村民议员都要有定向代表，你要么代表你这个组的，要么代表你这个家族，农村有很多大家族嘛，由此诞生了议员。村两委作为召集者和执行者，全村的所有重大事务由村民议事小组的村民议员们几天投票决定。
这样一来，村两委只是召集所有人来开会，上面有一个什么任务来了，物资来了，村民议员们来开会讨论这个究竟怎么分。国家的救灾款来了，哪些家庭应该获得这些救灾款，哪些家庭不应该，因为他没有受灾，由议员们自己来决定。
原来由村两委决定，那必然会引起农民恨村两委，认为村两委徇私舞弊。现在所有选出来的村民议员他都代表了各方势力，他们能够做出来的决定是基本接近公平的决定。然后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村两委只需要按村民议事小组做出来的决定去执行就好了。
这是在村一级最好的一个民主实验，我们当时曾经这样做过，这个村整理得非常好，所有的社会矛盾基本上都消除了。在这种基础上，地方政府尝到了这种好处，尝到了基层民主的好处，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推而广之的，于是在其他村也采取了这样的办法。
在这个期间，我想到为了让这些地方领导真正的提升一些这种民主意识，这种温和的改良意识，我请了一个老师来给他们上一堂课。而且这个老师是体制内的、正科院、是国家的幕僚智库机构、正科院的研究员于建嵘先生，是正科院农村所基层稳定研究室主任，完全符合这里的情况。
于是我邀请于建嵘来到我所在的那个县，然后讲了一堂课，非常轰动。全县所有的官员，听了都非常受启发。在这个基础上，我和老于就像在这个县进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实验，正式这件事情，以老于的身份，因为他长期搞政治学、社会学研究，他搞精神稳定研究，这是他的职责分内之事。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介布衣，一个纯粹的社会闲杂人员，一个纯粹的写作者，只是对中国的社会民生特别感兴趣，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尽一己之力，让它尽量美好一些。我和他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我们两个好朋友都是62年的，都属虎，然后我们给他们的县委、常委来动员他们做这样一个实验，在这个县这个范围来进行人大代表专职化这样的实验。
县常委会在经过讨论后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为了让这件事情做得完美、没有风险、没有漏洞、不违背现行法律，由于老师在北京邀请了所有体制内的、关于制度改革的设计家、全是体制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全部是体制内的专家，在北京研究了一套人大代表专职化在一个县里面做实验的具体方案，以及在法律条文上一点都不突破现行法律的一套办法，于是我把县里面的一套常委班子带到北京，跟这些专家一起开会研讨，这个县里面的情况给所有这些专家汇报，所有的专家拿出成文的一套办法，因为这件事情书记、县长都不敢自己拍板，一定是常委会验证通过，他们看了这整套方案，觉得没有问题，于是就在常委会形成决议，然后就在这个县里面开始试验人大代表专职化。
当时我跟老于其实参与研讨会有新华社内参、人民日报内参，全部都是朋友，都是热心关注这件事情，都想推进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我们跟县委常委约定了，在一年之内不许接受采访，不许报道。一年之后，我们会让这些内参、这些记者来了解这一年这个实验的情况，写出最好的内参调研报告，直达京城，让大家看看这个实验到底是好还是坏。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实验），只是在每个乡镇选出两名专职化代表，做得非常好。专职化人大代表就专门负责收集民情民意，解决民间的矛盾，老百姓有投诉，不用去找信访，找专职人大代表投诉，专职人大代表就在会上去反映，这是一套非常好的、非常完美的方案。
那么村里面就一片新气象，结果四川省报的一个记者到这个县区采访另外一件事情，听说了这个县在搞这件事情，党报的记者非常敏感，立马采访，书记一高兴就谈了。谈了之后，四川党报的记者立刻把这件事做了一个非常正面的报道发表出来了。一发表出来，中国有一大批非常敏感、敏锐的人，都叫记者去调查、去写，全部是正面报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派出节目组去，也是做正面报道、正面肯定，因为是找那些老百姓直接问、找那些人大代表直接问，整个是一件好事。
这是我和老于两个人心存良善，完全想为老百姓、为这个国家治理做些非常好的推动……但是最后，无法进行。于是我放弃了这件事情。我当初也做很多乡村建设、乡村改造的事情，但是我放弃了这件事情。
老于孜孜不倦的又换了一个县，现在做得比较成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范本，那个县领导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我，不再参与这件事情了。因为在这个时代，像我这样一个体制外的读书人，只能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那我就选择了一个回归的生活。我远去大理，在云南大理一个小城，选择了自己的读书隐居，默默的做点公益的事情、慈善的事情，天天喝酒，过着堕落堕落的生活。
这个时代看上去是一个我们插不上话的时代，是一个你想以你的理想主义，想以你曾经获得的教养，想要与人为善，想要与制度为善，但是很多时候你无往不在罗网中的时代，有种内心彻骨的悲凉。
远行与回归，我曾经走过很远很远的路，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路，地理空间的路我曾经走到了北极，精神空间上我也走了很远，现在最终发现我面对一个时代非常无能为力。
今天就讲到这儿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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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我面对一个时代，非常无能为力
1月24日，因为某些你懂的原因，原定在广州举行的“拙见2015·远行与回归”演讲活动被取消了。但嘉宾之一的土家野夫近日依然通过视频录制的形式，完成了这场没有现场观众也没有心灵鸡汤的精彩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远行与回归，我想围绕着这个话题来讲一讲貌似深刻的话。
我和于建嵘其实是很好的朋友。我从我们俩，从他刚刚提到的事情讲起吧。因为他是一个学者，而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通过我们两个人的故事可以讲一讲，我们这一代，所谓的读书人，所谓的知识份子，在这个时代，如何尽心尽力为自己，为社会做一点事。
2008年地震之前， 我在四川川北地区做社会调查。在那个期间发生了“5.12”大地震，我就在乡村现场，也从乡政府的房子里面飞奔逃出来。感受到那一刻大灾难的恐惧，感受到整个当时的乡村社会有非常严重的困难，死亡。也参与在废墟当中去抢救生命。
在那之后我决定留下来，在四川乡村做抗震救灾的志愿者，我为我所在的那个县，以我个人之力募捐了将近两百万现金，还有物资。因此我跟当地的官民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把我自己的时间、精力，完全和当地的灾民绑在了一起。把当地的灾情以我的、最快的方式报告给整个社会，引起了中央各级政府的注意。在当时乡村的救灾过程中，当地的官民都对我非常信任、非常友好。
但在这种抗震救灾过程中你会发现巨大的社会问题。当时我所在这个县在第一次出现骚乱，一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县，突然在地震后第七天，将近一两万人的人在县城骚乱、砸警车、打警察，相关的事情都出来了。这是灾区的第一例大规模骚乱，这个骚乱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仅仅，是一些流言，因为这个故事很长，我不想详细讲这个过程。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当时，整个大救灾的背景下，所有的干部、官员，我作为旁证人可以看见，确实是非常辛苦、非常尽力的。
回到乡村社会我们去看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村在分配救灾物资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道德系统和道德体系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程度。因为救灾物资不可能是每人一份饼干或者是每人一箱水，每人一箱牛奶，做不到！它是各种各样的救灾物资在一起。
你要每家每户分配这些物资的时候，你只能大致公平的调配。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他们不干。即使是一盒牛奶，都要拆开了，分成每个碗里的分，就是绝对的平均主义。根本都不考虑谁家是真正的重灾户，谁是轻灾户。
中国民间社会为什么会到了这样一种，我们传统来说“礼崩乐坏”的程度？人的基本同情心丧失，没有受灾的人和受灾的人要求完全绝对的公平，为一点点救灾物资，争、抢、打架，这就是我亲眼见的，甚至在分配救灾物资中间，还打死了一个人。
因为打死了一个人，又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死者的家属不会留取焚烧尸体。官民的矛盾对立、上访。面对这一切的问题，我作为一个一个写作者，一个不受任何机构、单位、资金支持的一个自费、关心社会问题的、一个旁观的调查者，我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思考，这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么今天社会如何来改变，使农村变得更好一些？光靠给他们募捐了一些钱和物资是不足以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
由于我取得了当地县委、县领导的信心，我和他们商量说：在这个救灾的物质重建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精神重建的方法。这个社会就是不仅要重建房子，还要重建它的精神架构。
当地的县领导其实是一批很开明的官员，在中国的基层并不缺少开明的官员，这是我和他们真实接触的感受。他们也深刻意识到体制带来的很多问题，很多疾病，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想要改变。但在这个体制下，有时官员不敢乱动，动辄得咎。我们只能寻求一些温和的改良办法。
于是，我们这些村民在面临救灾的时候，每天有大量的事务要做。而村不是属于官僚系统的，村两委，所谓的村主任是选的，村书记是党员选的，实际是上面指派的。然后一个村里面只有四个是拿津贴的人——所谓的村主任、村书记、会计和一个妇联主任。那这一个村里面就靠这四个人来管理上千户的人家，而且要大量的救死扶伤和分配各种各样的物资，一片乱局，四个人也不足以维持好这件事情。
各种激发出来的乡村矛盾越来越多。当时我就跟县里的人提出来，说你能不能给我在村里面做个实验，就是让这个村选举村民议员，在村民中定向选举，就是村民代表。但是我们不叫传统意义上的村民代表，就是选议员。由这些村民议员成立一个全村的议事小组，每一个村民议员都要有定向代表，你要么代表你这个组的，要么代表你这个家族，农村有很多大家族嘛，由此诞生了议员。村两委作为召集者和执行者，全村的所有重大事务由村民议事小组的村民议员们几天投票决定。
这样一来，村两委只是召集所有人来开会，上面有一个什么任务来了，物资来了，村民议员们来开会讨论这个究竟怎么分。国家的救灾款来了，哪些家庭应该获得这些救灾款，哪些家庭不应该，因为他没有受灾，由议员们自己来决定。
原来由村两委决定，那必然会引起农民恨村两委，认为村两委徇私舞弊。现在所有选出来的村民议员他都代表了各方势力，他们能够做出来的决定是基本接近公平的决定。然后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村两委只需要按村民议事小组做出来的决定去执行就好了。
这是在村一级最好的一个民主实验，我们当时曾经这样做过，这个村整理得非常好，所有的社会矛盾基本上都消除了。在这种基础上，地方政府尝到了这种好处，尝到了基层民主的好处，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推而广之的，于是在其他村也采取了这样的办法。
在这个期间，我想到为了让这些地方领导真正的提升一些这种民主意识，这种温和的改良意识，我请了一个老师来给他们上一堂课。而且这个老师是体制内的、正科院、是国家的幕僚智库机构、正科院的研究员于建嵘先生，是正科院农村所基层稳定研究室主任，完全符合这里的情况。
于是我邀请于建嵘来到我所在的那个县，然后讲了一堂课，非常轰动。全县所有的官员，听了都非常受启发。在这个基础上，我和老于就像在这个县进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实验，正式这件事情，以老于的身份，因为他长期搞政治学、社会学研究，他搞精神稳定研究，这是他的职责分内之事。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介布衣，一个纯粹的社会闲杂人员，一个纯粹的写作者，只是对中国的社会民生特别感兴趣，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尽一己之力，让它尽量美好一些。我和他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我们两个好朋友都是62年的，都属虎，然后我们给他们的县委、常委来动员他们做这样一个实验，在这个县这个范围来进行人大代表专职化这样的实验。
县常委会在经过讨论后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为了让这件事情做得完美、没有风险、没有漏洞、不违背现行法律，由于老师在北京邀请了所有体制内的、关于制度改革的设计家、全是体制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全部是体制内的专家，在北京研究了一套人大代表专职化在一个县里面做实验的具体方案，以及在法律条文上一点都不突破现行法律的一套办法，于是我把县里面的一套常委班子带到北京，跟这些专家一起开会研讨，这个县里面的情况给所有这些专家汇报，所有的专家拿出成文的一套办法，因为这件事情书记、县长都不敢自己拍板，一定是常委会验证通过，他们看了这整套方案，觉得没有问题，于是就在常委会形成决议，然后就在这个县里面开始试验人大代表专职化。
当时我跟老于其实参与研讨会有新华社内参、人民日报内参，全部都是朋友，都是热心关注这件事情，都想推进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我们跟县委常委约定了，在一年之内不许接受采访，不许报道。一年之后，我们会让这些内参、这些记者来了解这一年这个实验的情况，写出最好的内参调研报告，直达京城，让大家看看这个实验到底是好还是坏。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实验），只是在每个乡镇选出两名专职化代表，做得非常好。专职化人大代表就专门负责收集民情民意，解决民间的矛盾，老百姓有投诉，不用去找信访，找专职人大代表投诉，专职人大代表就在会上去反映，这是一套非常好的、非常完美的方案。
那么村里面就一片新气象，结果四川省报的一个记者到这个县区采访另外一件事情，听说了这个县在搞这件事情，党报的记者非常敏感，立马采访，书记一高兴就谈了。谈了之后，四川党报的记者立刻把这件事做了一个非常正面的报道发表出来了。一发表出来，中国有一大批非常敏感、敏锐的人，都叫记者去调查、去写，全部是正面报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派出节目组去，也是做正面报道、正面肯定，因为是找那些老百姓直接问、找那些人大代表直接问，整个是一件好事。
这是我和老于两个人心存良善，完全想为老百姓、为这个国家治理做些非常好的推动……但是最后，无法进行。于是我放弃了这件事情。我当初也做很多乡村建设、乡村改造的事情，但是我放弃了这件事情。
老于孜孜不倦的又换了一个县，现在做得比较成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范本，那个县领导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我，不再参与这件事情了。因为在这个时代，像我这样一个体制外的读书人，只能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那我就选择了一个回归的生活。我远去大理，在云南大理一个小城，选择了自己的读书隐居，默默的做点公益的事情、慈善的事情，天天喝酒，过着堕落堕落的生活。
这个时代看上去是一个我们插不上话的时代，是一个你想以你的理想主义，想以你曾经获得的教养，想要与人为善，想要与制度为善，但是很多时候你无往不在罗网中的时代，有种内心彻骨的悲凉。
远行与回归，我曾经走过很远很远的路，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路，地理空间的路我曾经走到了北极，精神空间上我也走了很远，现在最终发现我面对一个时代非常无能为力。
今天就讲到这儿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