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我面对一个时代,非常无能为力

124日,因为某些你懂的原因,原定在广州举行的“拙见2015·远行与回归”演讲活动被取消了。但嘉宾之一的土家野夫近日依然通过视频录制的形式,完成了这场没有现场观众也没有心灵鸡汤的精彩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远行与回归,我想围绕着这个话题来讲一讲貌似深刻的话。

我和于建嵘其实是很好的朋友。我从我们俩,从他刚刚提到的事情讲起吧。因为他是一个学者,而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通过我们两个人的故事可以讲一讲,我们这一代,所谓的读书人,所谓的知识份子,在这个时代,如何尽心尽力为自己,为社会做一点事。

2008年地震之前, 我在四川川北地区做社会调查。在那个期间发生了“5.12”大地震,我就在乡村现场,也从乡政府的房子里面飞奔逃出来。感受到那一刻大灾难的恐惧,感受到整个当时的乡村社会有非常严重的困难,死亡。也参与在废墟当中去抢救生命。

在那之后我决定留下来,在四川乡村做抗震救灾的志愿者,我为我所在的那个县,以我个人之力募捐了将近两百万现金,还有物资。因此我跟当地的官民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把我自己的时间、精力,完全和当地的灾民绑在了一起。把当地的灾情以我的、最快的方式报告给整个社会,引起了中央各级政府的注意。在当时乡村的救灾过程中,当地的官民都对我非常信任、非常友好。

但在这种抗震救灾过程中你会发现巨大的社会问题。当时我所在这个县在第一次出现骚乱,一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县,突然在地震后第七天,将近一两万人的人在县城骚乱、砸警车、打警察,相关的事情都出来了。这是灾区的第一例大规模骚乱,这个骚乱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仅仅,是一些流言,因为这个故事很长,我不想详细讲这个过程。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当时,整个大救灾的背景下,所有的干部、官员,我作为旁证人可以看见,确实是非常辛苦、非常尽力的。

回到乡村社会我们去看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村在分配救灾物资的时候,整个中国社会道德系统和道德体系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程度。因为救灾物资不可能是每人一份饼干或者是每人一箱水,每人一箱牛奶,做不到!它是各种各样的救灾物资在一起。

你要每家每户分配这些物资的时候,你只能大致公平的调配。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他们不干。即使是一盒牛奶,都要拆开了,分成每个碗里的分,就是绝对的平均主义。根本都不考虑谁家是真正的重灾户,谁是轻灾户。

中国民间社会为什么会到了这样一种,我们传统来说“礼崩乐坏”的程度?人的基本同情心丧失,没有受灾的人和受灾的人要求完全绝对的公平,为一点点救灾物资,争、抢、打架,这就是我亲眼见的,甚至在分配救灾物资中间,还打死了一个人。

因为打死了一个人,又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死者的家属不会留取焚烧尸体。官民的矛盾对立、上访。面对这一切的问题,我作为一个一个写作者,一个不受任何机构、单位、资金支持的一个自费、关心社会问题的、一个旁观的调查者,我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思考,这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么今天社会如何来改变,使农村变得更好一些?光靠给他们募捐了一些钱和物资是不足以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

由于我取得了当地县委、县领导的信心,我和他们商量说:在这个救灾的物质重建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精神重建的方法。这个社会就是不仅要重建房子,还要重建它的精神架构。

当地的县领导其实是一批很开明的官员,在中国的基层并不缺少开明的官员,这是我和他们真实接触的感受。他们也深刻意识到体制带来的很多问题,很多疾病,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想要改变。但在这个体制下,有时官员不敢乱动,动辄得咎。我们只能寻求一些温和的改良办法。

于是,我们这些村民在面临救灾的时候,每天有大量的事务要做。而村不是属于官僚系统的,村两委,所谓的村主任是选的,村书记是党员选的,实际是上面指派的。然后一个村里面只有四个是拿津贴的人——所谓的村主任、村书记、会计和一个妇联主任。那这一个村里面就靠这四个人来管理上千户的人家,而且要大量的救死扶伤和分配各种各样的物资,一片乱局,四个人也不足以维持好这件事情。

各种激发出来的乡村矛盾越来越多。当时我就跟县里的人提出来,说你能不能给我在村里面做个实验,就是让这个村选举村民议员,在村民中定向选举,就是村民代表。但是我们不叫传统意义上的村民代表,就是选议员。由这些村民议员成立一个全村的议事小组,每一个村民议员都要有定向代表,你要么代表你这个组的,要么代表你这个家族,农村有很多大家族嘛,由此诞生了议员。村两委作为召集者和执行者,全村的所有重大事务由村民议事小组的村民议员们几天投票决定。

这样一来,村两委只是召集所有人来开会,上面有一个什么任务来了,物资来了,村民议员们来开会讨论这个究竟怎么分。国家的救灾款来了,哪些家庭应该获得这些救灾款,哪些家庭不应该,因为他没有受灾,由议员们自己来决定。

原来由村两委决定,那必然会引起农民恨村两委,认为村两委徇私舞弊。现在所有选出来的村民议员他都代表了各方势力,他们能够做出来的决定是基本接近公平的决定。然后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村两委只需要按村民议事小组做出来的决定去执行就好了。

这是在村一级最好的一个民主实验,我们当时曾经这样做过,这个村整理得非常好,所有的社会矛盾基本上都消除了。在这种基础上,地方政府尝到了这种好处,尝到了基层民主的好处,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推而广之的,于是在其他村也采取了这样的办法。

在这个期间,我想到为了让这些地方领导真正的提升一些这种民主意识,这种温和的改良意识,我请了一个老师来给他们上一堂课。而且这个老师是体制内的、正科院、是国家的幕僚智库机构、正科院的研究员于建嵘先生,是正科院农村所基层稳定研究室主任,完全符合这里的情况。

于是我邀请于建嵘来到我所在的那个县,然后讲了一堂课,非常轰动。全县所有的官员,听了都非常受启发。在这个基础上,我和老于就像在这个县进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实验,正式这件事情,以老于的身份,因为他长期搞政治学、社会学研究,他搞精神稳定研究,这是他的职责分内之事。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介布衣,一个纯粹的社会闲杂人员,一个纯粹的写作者,只是对中国的社会民生特别感兴趣,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尽一己之力,让它尽量美好一些。我和他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我们两个好朋友都是62年的,都属虎,然后我们给他们的县委、常委来动员他们做这样一个实验,在这个县这个范围来进行人大代表专职化这样的实验。

县常委会在经过讨论后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做。为了让这件事情做得完美、没有风险、没有漏洞、不违背现行法律,由于老师在北京邀请了所有体制内的、关于制度改革的设计家、全是体制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全部是体制内的专家,在北京研究了一套人大代表专职化在一个县里面做实验的具体方案,以及在法律条文上一点都不突破现行法律的一套办法,于是我把县里面的一套常委班子带到北京,跟这些专家一起开会研讨,这个县里面的情况给所有这些专家汇报,所有的专家拿出成文的一套办法,因为这件事情书记、县长都不敢自己拍板,一定是常委会验证通过,他们看了这整套方案,觉得没有问题,于是就在常委会形成决议,然后就在这个县里面开始试验人大代表专职化。

当时我跟老于其实参与研讨会有新华社内参、人民日报内参,全部都是朋友,都是热心关注这件事情,都想推进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我们跟县委常委约定了,在一年之内不许接受采访,不许报道。一年之后,我们会让这些内参、这些记者来了解这一年这个实验的情况,写出最好的内参调研报告,直达京城,让大家看看这个实验到底是好还是坏。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实验),只是在每个乡镇选出两名专职化代表,做得非常好。专职化人大代表就专门负责收集民情民意,解决民间的矛盾,老百姓有投诉,不用去找信访,找专职人大代表投诉,专职人大代表就在会上去反映,这是一套非常好的、非常完美的方案。

那么村里面就一片新气象,结果四川省报的一个记者到这个县区采访另外一件事情,听说了这个县在搞这件事情,党报的记者非常敏感,立马采访,书记一高兴就谈了。谈了之后,四川党报的记者立刻把这件事做了一个非常正面的报道发表出来了。一发表出来,中国有一大批非常敏感、敏锐的人,都叫记者去调查、去写,全部是正面报道。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派出节目组去,也是做正面报道、正面肯定,因为是找那些老百姓直接问、找那些人大代表直接问,整个是一件好事。

这是我和老于两个人心存良善,完全想为老百姓、为这个国家治理做些非常好的推动……但是最后,无法进行。于是我放弃了这件事情。我当初也做很多乡村建设、乡村改造的事情,但是我放弃了这件事情。

老于孜孜不倦的又换了一个县,现在做得比较成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范本,那个县领导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我,不再参与这件事情了。因为在这个时代,像我这样一个体制外的读书人,只能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那我就选择了一个回归的生活。我远去大理,在云南大理一个小城,选择了自己的读书隐居,默默的做点公益的事情、慈善的事情,天天喝酒,过着堕落堕落的生活。

 

这个时代看上去是一个我们插不上话的时代,是一个你想以你的理想主义,想以你曾经获得的教养,想要与人为善,想要与制度为善,但是很多时候你无往不在罗网中的时代,有种内心彻骨的悲凉。

远行与回归,我曾经走过很远很远的路,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路,地理空间的路我曾经走到了北极,精神空间上我也走了很远,现在最终发现我面对一个时代非常无能为力。

今天就讲到这儿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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