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围猎传知行与权力偏执狂

杨子立的悲情之旅

杨子立2

杨子立青年时代

杨子立的名字广为人知,始于2001年北京的“新青年学会案”。那是典型的通天大案——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亲自批示严办。所谓“新青年学会”,不过是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的读书会,杨子立是主要参与者。尽管学会成员不乏忠实的中共党员,仍免不了被邀功心切的北京国安锁定。学会被捣毁,新青年四君子悉数下狱。杨子立被处重刑,一天不少地坐满八年刑期。

出狱后,杨子立加入了民间智库北京传知行研究所,转型为一个社会学者,潜心研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著述颇丰。朋友们都为他的成功转型加额称庆。殊不知,三个月前风云突变——传知行跟当年“新青年学会”一样全军覆没。杨子立的命运随之逆转,秘密警察急切地寻找他,用心显而易见。他不肯配合警方作证,只好自我流放。

十四年前遭人暗算,十四年后噩梦重来。杨子立的悲情之旅,折射了普通中国公民的莫测风险。

今天谈到“新青年学会案”,时人多归咎北京国安。这当然没错。正是北京国安的刻意构陷导致四君子被判重刑,连卧底的国安内线李宇宙都认为太过分而良心难安,不得不站出来为四君子鸣冤,“新青年学会案”的黑幕始能大白于天下。但如杨子立后来披露的,有罪的岂止北京国安,从预审处负责人刘勇到检察官李磊森、韩晓霞,再到法官柏军和金星,哪个不知冤情?哪个不是昧着良心办案?整个司法体系都没有纠错功能,都没能阻挡冤案的发生。

甚至可以说,具体到“新青年学会案”,并不存在真正的司法,有的只是政治。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江泽民的批示。杨子立多年后回忆:“由于有了来自天庭的指示,一切真相都被强行压垮了。”整个司法也被强行压垮了。以至于多年后杨子立仍忍不住网上质问江泽民:“您在做批示前听到我们的申辩了吗?如果没有,您只是根据安全部的单方面意见就批示判人重罪,那还要法官干什么?《刑事诉讼法》既然规定了当庭质证、限期判决等程序,那就说明应该靠法官的庭审来判断公诉方和被告人究竟谁是谁非。这种不靠法律程序,而由政治领导人根据行政汇报决定刑事案件结果的做法,符合‘三个代表’吗?”

显而易见,所谓“新青年学会案”根本就是北京国安一手罗织,政治领导人推动,因司法不独立而得逞的冤案。但最大问题不在此,而在于到了宣称要兑现“依法治国”的今天,到了呼格吉勒图冤杀案终于平反、聂树斌案终于启动复查的今天,当局对“新青年学会案”仍讳莫如深。给人的印象是,有错必纠只限于单纯的刑事案件,凡属政治案件,哪怕冤情似海,也不在复查之列。即所谓“法治”仅限于刑事范畴,政治范畴适用的仍只是传统的专政。所谓“法治”与专政双轨并存,这或许才是所谓“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或者说本义?

 

围猎传知行

郭玉闪

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

“新青年学会案”发起之初,曾有朋友好言相劝:要么大张旗鼓以免当局生疑,要么干脆秘密活动。但这建议被既不愿高调,又自信问心无愧的杨子立们拒绝。今天回顾这段往事,杨子立感叹说:他们当时太年轻,没有政治斗争的意识,不懂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这总结未必靠谱。不懂固然要付出惨重代价,但是懂又如何?今天的传知行诸君成熟得多,不可谓不懂,所以,传知行的整个运行,极为规范,但逃脱了“新青年学会”的厄运么?

对传知行的围猎,很早就开始了。就公开的报道可知,早在2013年7月18日,即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被捕次日,传知行办公室即遭北京民政部门袭击,二十多名执法人员突然闯入,宣布取缔研究所,并抄走研究所牌匾和大约600本研究报告等物品。其实传知行研究所不过是传知行公司的内设机构,传知行公司则是工商注册,原本不在民政管辖范围。随后,郭玉闪跟当局展开了艰苦的谈判,以他彻底退出传知行为条件,当局承诺传知行公司维持运行,只是不再对外使用传知行研究所的名义。但这承诺根本算不得数。一如当初构陷“新青年学会”,构陷传知行的紧锣密鼓从来就没有真正停过。

跟中国其他NGO不同,传知行主要不是致力于直接的行动,而是定位为民间智库,致力于独立、深度的社会调查和公共治理研究。就在前几天,南京、成都、济南、长春等多个城市,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出租车司机罢工,出租车行业管制问题再度引发公众关注。而这在十多年前就进入了郭玉闪的研究视野,后来一直是传知行的保留项目,传知行有翔实的调查报告及具体的政策建议。网上正在流传的《郭玉闪谈出租车改革:数量管制是万恶之源》,即为其中之一。

岂止出租车行业问题,包括税制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公平研究、能源行业问题,传知行都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传知行的年轻人不缺热血,不缺宏大的理想,但他们更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坚信必须经由具体问题的解决,才可能真正增进个体权利和国家整体的良法善治,才可能为中国的宪政转型铺就坚实的基石。他们同时吸取了当年“新青年学会”的教训,认为越公开,越专业,安全系数越高,自己的事业越可能持续。他们哪料到,安全不安全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而取决于维稳部门的想像与需要。

最后一只靴子终于在今年10月9日猝然落下:当天凌晨,十多名警察和国保涌进郭玉闪家中,将他带走。所长黄凯平、行政主管何正军稍后也被拘押。传知行公司被迫停摆,所有传知行人成了嫌疑人。杨子立不得不踏上流亡之旅。舆论大哗。迫于压力,北京警方近期不得不释放已被非法关押110天的黄凯平,但传知行的命运仍令人担忧:郭玉闪和何正军的处境没有任何改善,杨子立也仍然音讯杳无。

 

噩梦的背后是偏执

黄凯平

传知行执行所长黄凯平与夫人周清辉

可怜的杨子立十四年都走不出噩梦,传知行案简直是“新青年学会案”的翻版,这一切到底因为什么?

因为维稳部门急于邀功,因为政治领导人罔顾法治,因为人权司法保障缺位,这些解释当然都对。但仅仅这些解释并不够。所有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偏执狂。

说到偏执狂,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部美国电影:《美丽心灵》。主人公纳什一辈子都生活在偏执中。但祸兮福所倚,或许正是他的偏执,成就了他的天才,让他走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个人的偏执未必可怕,反而可能很美丽、很传奇。但如果国家机器成了偏执狂,那可一点不美丽不传奇,只有恐怖与残酷。不幸,中国的维稳正是如此。

是什么动力驱使江泽民在“新青年学会案”的国安报告上批示?如果说北京国安是邀功,他显然无此必要。那就只能解释为他真诚相信有那么一批毛头小伙,要利用读书会的形式颠覆共产党政权。为了政权稳定,必须严惩不贷。

今天的传知行案也大抵如此。具体办案的警官或有邀功冲动,但作为决策者的政治领导人,则一定基于对所谓“敌情”的确信,即真诚相信传知行是“颜色革命”的据点,相信海内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企图用颜色革命“扳倒中国”。

这种极端妄想,跟当年苏区肃反领导人的心态如出一辙。当年苏区领导人杀自己人比杀真正的敌人还狠,据李锐说杀了十万之众。并不是因为他们跟受害者有什么个人恩怨,成心冤枉人。他们当时的确相信自己队伍到处是内奸、是叛徒,让革命事业岌岌可危。他们坚定地认为他们是在保卫革命。所以他们杀自己人杀得大义凛然,杀得气壮山河,一点道德障碍也没有。

这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好或坏来概括了。这种极端妄想就是一种病,即精神病,即偏执狂特有的受迫害妄想症。对别人不信任,敏感多疑,极度焦虑和恐惧;而且极其固执,不接受任何善意忠告。所有这些症状,从苏区肃反到今天维稳可谓一脉相承,从来就没有痊愈过。病态早已固化为常态,只不过不同时代表现形式有异,危害程度有别而已。

通常认为,传知行命运多舛,根子在当初郭玉闪救陈光诚,今天当局终于老账新账一起算。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就算没有救陈光诚这笔老账,传知行今天也在劫难逃。受迫害妄想绑架的维稳,敏感和多疑已到极致。连老百姓上个访、举个牌、散个步甚至只是网上发个帖,都上纲上线到所谓“颜色革命”的高度,都往往缇骑四出如临大敌,何况以民间立场为安身立命之所而且风生水起的传知行?传知行的结局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其实再正常不过。

这一切都是反法治的。法治的鲜明特点,即是法律的稳定性或者说人们对于法律的可信赖性和可预期性。受迫害妄想症恰恰不可以常理推度,不可信赖不可预期。新青年学会诸君不懂政治斗争的残酷固然无法避祸,传知行诸君懂而不能避祸,道理就在这里。懂而不能避祸,其实是更大悲剧,更见证维稳之叵测,更说明免于恐惧之匮乏,更折射国家沉疴之深重。

是病,就得治。终结受迫害妄想症,是国家回归正常逻辑即回归法治逻辑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回归正常社会的前提,是中国人回归正常生活的前提。中国早已跨入多元时代,什么人都有,什么声音都有,但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一夜之间颠覆现政权。中国确实很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它们可能一个比一个严重。但毕竟还有缓冲空间,不存在即刻引爆总危机的危险。如果当局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而始终生活在偏执之中,始终被想像的敌人四面包围,像“新青年学会案”和“传知行案”那样的折腾就会没完没了,最终威胁到每个人。那么终究会有一天走向反面,“颜色革命”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当局则是这场“颜色革命”的终极搞手,犹如当年梁启超称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

本文英文版已发2015年1月30日《华尔街日报》评论版。

文章主要参考:

1、杨子立:在自己的祖国流亡——给北京国保李警官的一封信(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4/12/blog-post_99.html

2、杨子立:从优秀共产党员到反革命囚徒(http://m.secretchina.com/node/32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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