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立青年时代
杨子立的名字广为人知，始于2001年北京的“新青年学会案”。那是典型的通天大案——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亲自批示严办。所谓“新青年学会”，不过是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的读书会，杨子立是主要参与者。尽管学会成员不乏忠实的中共党员，仍免不了被邀功心切的北京国安锁定。学会被捣毁，新青年四君子悉数下狱。杨子立被处重刑，一天不少地坐满八年刑期。
出狱后，杨子立加入了民间智库北京传知行研究所，转型为一个社会学者，潜心研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著述颇丰。朋友们都为他的成功转型加额称庆。殊不知，三个月前风云突变——传知行跟当年“新青年学会”一样全军覆没。杨子立的命运随之逆转，秘密警察急切地寻找他，用心显而易见。他不肯配合警方作证，只好自我流放。
十四年前遭人暗算，十四年后噩梦重来。杨子立的悲情之旅，折射了普通中国公民的莫测风险。
今天谈到“新青年学会案”，时人多归咎北京国安。这当然没错。正是北京国安的刻意构陷导致四君子被判重刑，连卧底的国安内线李宇宙都认为太过分而良心难安，不得不站出来为四君子鸣冤，“新青年学会案”的黑幕始能大白于天下。但如杨子立后来披露的，有罪的岂止北京国安，从预审处负责人刘勇到检察官李磊森、韩晓霞，再到法官柏军和金星，哪个不知冤情？哪个不是昧着良心办案？整个司法体系都没有纠错功能，都没能阻挡冤案的发生。
甚至可以说，具体到“新青年学会案”，并不存在真正的司法，有的只是政治。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江泽民的批示。杨子立多年后回忆：“由于有了来自天庭的指示，一切真相都被强行压垮了。”整个司法也被强行压垮了。以至于多年后杨子立仍忍不住网上质问江泽民：“您在做批示前听到我们的申辩了吗？如果没有，您只是根据安全部的单方面意见就批示判人重罪，那还要法官干什么？《刑事诉讼法》既然规定了当庭质证、限期判决等程序，那就说明应该靠法官的庭审来判断公诉方和被告人究竟谁是谁非。这种不靠法律程序，而由政治领导人根据行政汇报决定刑事案件结果的做法，符合‘三个代表’吗？”
显而易见，所谓“新青年学会案”根本就是北京国安一手罗织，政治领导人推动，因司法不独立而得逞的冤案。但最大问题不在此，而在于到了宣称要兑现“依法治国”的今天，到了呼格吉勒图冤杀案终于平反、聂树斌案终于启动复查的今天，当局对“新青年学会案”仍讳莫如深。给人的印象是，有错必纠只限于单纯的刑事案件，凡属政治案件，哪怕冤情似海，也不在复查之列。即所谓“法治”仅限于刑事范畴，政治范畴适用的仍只是传统的专政。所谓“法治”与专政双轨并存，这或许才是所谓“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或者说本义？
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
“新青年学会案”发起之初，曾有朋友好言相劝：要么大张旗鼓以免当局生疑，要么干脆秘密活动。但这建议被既不愿高调，又自信问心无愧的杨子立们拒绝。今天回顾这段往事，杨子立感叹说：他们当时太年轻，没有政治斗争的意识，不懂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这总结未必靠谱。不懂固然要付出惨重代价，但是懂又如何？今天的传知行诸君成熟得多，不可谓不懂，所以，传知行的整个运行，极为规范，但逃脱了“新青年学会”的厄运么？
对传知行的围猎，很早就开始了。就公开的报道可知，早在2013年7月18日，即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被捕次日，传知行办公室即遭北京民政部门袭击，二十多名执法人员突然闯入，宣布取缔研究所，并抄走研究所牌匾和大约600本研究报告等物品。其实传知行研究所不过是传知行公司的内设机构，传知行公司则是工商注册，原本不在民政管辖范围。随后，郭玉闪跟当局展开了艰苦的谈判，以他彻底退出传知行为条件，当局承诺传知行公司维持运行，只是不再对外使用传知行研究所的名义。但这承诺根本算不得数。一如当初构陷“新青年学会”，构陷传知行的紧锣密鼓从来就没有真正停过。
跟中国其他NGO不同，传知行主要不是致力于直接的行动，而是定位为民间智库，致力于独立、深度的社会调查和公共治理研究。就在前几天，南京、成都、济南、长春等多个城市，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出租车司机罢工，出租车行业管制问题再度引发公众关注。而这在十多年前就进入了郭玉闪的研究视野，后来一直是传知行的保留项目，传知行有翔实的调查报告及具体的政策建议。网上正在流传的《郭玉闪谈出租车改革：数量管制是万恶之源》，即为其中之一。
岂止出租车行业问题，包括税制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公平研究、能源行业问题，传知行都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传知行的年轻人不缺热血，不缺宏大的理想，但他们更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坚信必须经由具体问题的解决，才可能真正增进个体权利和国家整体的良法善治，才可能为中国的宪政转型铺就坚实的基石。他们同时吸取了当年“新青年学会”的教训，认为越公开，越专业，安全系数越高，自己的事业越可能持续。他们哪料到，安全不安全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而取决于维稳部门的想像与需要。
最后一只靴子终于在今年10月9日猝然落下：当天凌晨，十多名警察和国保涌进郭玉闪家中，将他带走。所长黄凯平、行政主管何正军稍后也被拘押。传知行公司被迫停摆，所有传知行人成了嫌疑人。杨子立不得不踏上流亡之旅。舆论大哗。迫于压力，北京警方近期不得不释放已被非法关押110天的黄凯平，但传知行的命运仍令人担忧：郭玉闪和何正军的处境没有任何改善，杨子立也仍然音讯杳无。
传知行执行所长黄凯平与夫人周清辉
可怜的杨子立十四年都走不出噩梦，传知行案简直是“新青年学会案”的翻版，这一切到底因为什么？
因为维稳部门急于邀功，因为政治领导人罔顾法治，因为人权司法保障缺位，这些解释当然都对。但仅仅这些解释并不够。所有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偏执狂。
说到偏执狂，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部美国电影：《美丽心灵》。主人公纳什一辈子都生活在偏执中。但祸兮福所倚，或许正是他的偏执，成就了他的天才，让他走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个人的偏执未必可怕，反而可能很美丽、很传奇。但如果国家机器成了偏执狂，那可一点不美丽不传奇，只有恐怖与残酷。不幸，中国的维稳正是如此。
是什么动力驱使江泽民在“新青年学会案”的国安报告上批示？如果说北京国安是邀功，他显然无此必要。那就只能解释为他真诚相信有那么一批毛头小伙，要利用读书会的形式颠覆共产党政权。为了政权稳定，必须严惩不贷。
今天的传知行案也大抵如此。具体办案的警官或有邀功冲动，但作为决策者的政治领导人，则一定基于对所谓“敌情”的确信，即真诚相信传知行是“颜色革命”的据点，相信海内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企图用颜色革命“扳倒中国”。
这种极端妄想，跟当年苏区肃反领导人的心态如出一辙。当年苏区领导人杀自己人比杀真正的敌人还狠，据李锐说杀了十万之众。并不是因为他们跟受害者有什么个人恩怨，成心冤枉人。他们当时的确相信自己队伍到处是内奸、是叛徒，让革命事业岌岌可危。他们坚定地认为他们是在保卫革命。所以他们杀自己人杀得大义凛然，杀得气壮山河，一点道德障碍也没有。
这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好或坏来概括了。这种极端妄想就是一种病，即精神病，即偏执狂特有的受迫害妄想症。对别人不信任，敏感多疑，极度焦虑和恐惧；而且极其固执，不接受任何善意忠告。所有这些症状，从苏区肃反到今天维稳可谓一脉相承，从来就没有痊愈过。病态早已固化为常态，只不过不同时代表现形式有异，危害程度有别而已。
通常认为，传知行命运多舛，根子在当初郭玉闪救陈光诚，今天当局终于老账新账一起算。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就算没有救陈光诚这笔老账，传知行今天也在劫难逃。受迫害妄想绑架的维稳，敏感和多疑已到极致。连老百姓上个访、举个牌、散个步甚至只是网上发个帖，都上纲上线到所谓“颜色革命”的高度，都往往缇骑四出如临大敌，何况以民间立场为安身立命之所而且风生水起的传知行？传知行的结局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其实再正常不过。
这一切都是反法治的。法治的鲜明特点，即是法律的稳定性或者说人们对于法律的可信赖性和可预期性。受迫害妄想症恰恰不可以常理推度，不可信赖不可预期。新青年学会诸君不懂政治斗争的残酷固然无法避祸，传知行诸君懂而不能避祸，道理就在这里。懂而不能避祸，其实是更大悲剧，更见证维稳之叵测，更说明免于恐惧之匮乏，更折射国家沉疴之深重。
是病，就得治。终结受迫害妄想症，是国家回归正常逻辑即回归法治逻辑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回归正常社会的前提，是中国人回归正常生活的前提。中国早已跨入多元时代，什么人都有，什么声音都有，但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一夜之间颠覆现政权。中国确实很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它们可能一个比一个严重。但毕竟还有缓冲空间，不存在即刻引爆总危机的危险。如果当局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而始终生活在偏执之中，始终被想像的敌人四面包围，像“新青年学会案”和“传知行案”那样的折腾就会没完没了，最终威胁到每个人。那么终究会有一天走向反面，“颜色革命”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当局则是这场“颜色革命”的终极搞手，犹如当年梁启超称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
本文英文版已发2015年1月30日《华尔街日报》评论版。
文章主要参考：
1、杨子立：在自己的祖国流亡——给北京国保李警官的一封信（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4/12/blog-post_99.html）
2、杨子立：从优秀共产党员到反革命囚徒（http://m.secretchina.com/node/32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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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围猎传知行与权力偏执狂
杨子立的悲情之旅
杨子立青年时代
杨子立的名字广为人知，始于2001年北京的“新青年学会案”。那是典型的通天大案——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亲自批示严办。所谓“新青年学会”，不过是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的读书会，杨子立是主要参与者。尽管学会成员不乏忠实的中共党员，仍免不了被邀功心切的北京国安锁定。学会被捣毁，新青年四君子悉数下狱。杨子立被处重刑，一天不少地坐满八年刑期。
出狱后，杨子立加入了民间智库北京传知行研究所，转型为一个社会学者，潜心研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著述颇丰。朋友们都为他的成功转型加额称庆。殊不知，三个月前风云突变——传知行跟当年“新青年学会”一样全军覆没。杨子立的命运随之逆转，秘密警察急切地寻找他，用心显而易见。他不肯配合警方作证，只好自我流放。
十四年前遭人暗算，十四年后噩梦重来。杨子立的悲情之旅，折射了普通中国公民的莫测风险。
今天谈到“新青年学会案”，时人多归咎北京国安。这当然没错。正是北京国安的刻意构陷导致四君子被判重刑，连卧底的国安内线李宇宙都认为太过分而良心难安，不得不站出来为四君子鸣冤，“新青年学会案”的黑幕始能大白于天下。但如杨子立后来披露的，有罪的岂止北京国安，从预审处负责人刘勇到检察官李磊森、韩晓霞，再到法官柏军和金星，哪个不知冤情？哪个不是昧着良心办案？整个司法体系都没有纠错功能，都没能阻挡冤案的发生。
甚至可以说，具体到“新青年学会案”，并不存在真正的司法，有的只是政治。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江泽民的批示。杨子立多年后回忆：“由于有了来自天庭的指示，一切真相都被强行压垮了。”整个司法也被强行压垮了。以至于多年后杨子立仍忍不住网上质问江泽民：“您在做批示前听到我们的申辩了吗？如果没有，您只是根据安全部的单方面意见就批示判人重罪，那还要法官干什么？《刑事诉讼法》既然规定了当庭质证、限期判决等程序，那就说明应该靠法官的庭审来判断公诉方和被告人究竟谁是谁非。这种不靠法律程序，而由政治领导人根据行政汇报决定刑事案件结果的做法，符合‘三个代表’吗？”
显而易见，所谓“新青年学会案”根本就是北京国安一手罗织，政治领导人推动，因司法不独立而得逞的冤案。但最大问题不在此，而在于到了宣称要兑现“依法治国”的今天，到了呼格吉勒图冤杀案终于平反、聂树斌案终于启动复查的今天，当局对“新青年学会案”仍讳莫如深。给人的印象是，有错必纠只限于单纯的刑事案件，凡属政治案件，哪怕冤情似海，也不在复查之列。即所谓“法治”仅限于刑事范畴，政治范畴适用的仍只是传统的专政。所谓“法治”与专政双轨并存，这或许才是所谓“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或者说本义？
围猎传知行
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
“新青年学会案”发起之初，曾有朋友好言相劝：要么大张旗鼓以免当局生疑，要么干脆秘密活动。但这建议被既不愿高调，又自信问心无愧的杨子立们拒绝。今天回顾这段往事，杨子立感叹说：他们当时太年轻，没有政治斗争的意识，不懂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这总结未必靠谱。不懂固然要付出惨重代价，但是懂又如何？今天的传知行诸君成熟得多，不可谓不懂，所以，传知行的整个运行，极为规范，但逃脱了“新青年学会”的厄运么？
对传知行的围猎，很早就开始了。就公开的报道可知，早在2013年7月18日，即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被捕次日，传知行办公室即遭北京民政部门袭击，二十多名执法人员突然闯入，宣布取缔研究所，并抄走研究所牌匾和大约600本研究报告等物品。其实传知行研究所不过是传知行公司的内设机构，传知行公司则是工商注册，原本不在民政管辖范围。随后，郭玉闪跟当局展开了艰苦的谈判，以他彻底退出传知行为条件，当局承诺传知行公司维持运行，只是不再对外使用传知行研究所的名义。但这承诺根本算不得数。一如当初构陷“新青年学会”，构陷传知行的紧锣密鼓从来就没有真正停过。
跟中国其他NGO不同，传知行主要不是致力于直接的行动，而是定位为民间智库，致力于独立、深度的社会调查和公共治理研究。就在前几天，南京、成都、济南、长春等多个城市，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出租车司机罢工，出租车行业管制问题再度引发公众关注。而这在十多年前就进入了郭玉闪的研究视野，后来一直是传知行的保留项目，传知行有翔实的调查报告及具体的政策建议。网上正在流传的《郭玉闪谈出租车改革：数量管制是万恶之源》，即为其中之一。
岂止出租车行业问题，包括税制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公平研究、能源行业问题，传知行都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传知行的年轻人不缺热血，不缺宏大的理想，但他们更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坚信必须经由具体问题的解决，才可能真正增进个体权利和国家整体的良法善治，才可能为中国的宪政转型铺就坚实的基石。他们同时吸取了当年“新青年学会”的教训，认为越公开，越专业，安全系数越高，自己的事业越可能持续。他们哪料到，安全不安全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而取决于维稳部门的想像与需要。
最后一只靴子终于在今年10月9日猝然落下：当天凌晨，十多名警察和国保涌进郭玉闪家中，将他带走。所长黄凯平、行政主管何正军稍后也被拘押。传知行公司被迫停摆，所有传知行人成了嫌疑人。杨子立不得不踏上流亡之旅。舆论大哗。迫于压力，北京警方近期不得不释放已被非法关押110天的黄凯平，但传知行的命运仍令人担忧：郭玉闪和何正军的处境没有任何改善，杨子立也仍然音讯杳无。
噩梦的背后是偏执
传知行执行所长黄凯平与夫人周清辉
可怜的杨子立十四年都走不出噩梦，传知行案简直是“新青年学会案”的翻版，这一切到底因为什么？
因为维稳部门急于邀功，因为政治领导人罔顾法治，因为人权司法保障缺位，这些解释当然都对。但仅仅这些解释并不够。所有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偏执狂。
说到偏执狂，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一部美国电影：《美丽心灵》。主人公纳什一辈子都生活在偏执中。但祸兮福所倚，或许正是他的偏执，成就了他的天才，让他走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个人的偏执未必可怕，反而可能很美丽、很传奇。但如果国家机器成了偏执狂，那可一点不美丽不传奇，只有恐怖与残酷。不幸，中国的维稳正是如此。
是什么动力驱使江泽民在“新青年学会案”的国安报告上批示？如果说北京国安是邀功，他显然无此必要。那就只能解释为他真诚相信有那么一批毛头小伙，要利用读书会的形式颠覆共产党政权。为了政权稳定，必须严惩不贷。
今天的传知行案也大抵如此。具体办案的警官或有邀功冲动，但作为决策者的政治领导人，则一定基于对所谓“敌情”的确信，即真诚相信传知行是“颜色革命”的据点，相信海内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企图用颜色革命“扳倒中国”。
这种极端妄想，跟当年苏区肃反领导人的心态如出一辙。当年苏区领导人杀自己人比杀真正的敌人还狠，据李锐说杀了十万之众。并不是因为他们跟受害者有什么个人恩怨，成心冤枉人。他们当时的确相信自己队伍到处是内奸、是叛徒，让革命事业岌岌可危。他们坚定地认为他们是在保卫革命。所以他们杀自己人杀得大义凛然，杀得气壮山河，一点道德障碍也没有。
这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好或坏来概括了。这种极端妄想就是一种病，即精神病，即偏执狂特有的受迫害妄想症。对别人不信任，敏感多疑，极度焦虑和恐惧；而且极其固执，不接受任何善意忠告。所有这些症状，从苏区肃反到今天维稳可谓一脉相承，从来就没有痊愈过。病态早已固化为常态，只不过不同时代表现形式有异，危害程度有别而已。
通常认为，传知行命运多舛，根子在当初郭玉闪救陈光诚，今天当局终于老账新账一起算。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就算没有救陈光诚这笔老账，传知行今天也在劫难逃。受迫害妄想绑架的维稳，敏感和多疑已到极致。连老百姓上个访、举个牌、散个步甚至只是网上发个帖，都上纲上线到所谓“颜色革命”的高度，都往往缇骑四出如临大敌，何况以民间立场为安身立命之所而且风生水起的传知行？传知行的结局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其实再正常不过。
这一切都是反法治的。法治的鲜明特点，即是法律的稳定性或者说人们对于法律的可信赖性和可预期性。受迫害妄想症恰恰不可以常理推度，不可信赖不可预期。新青年学会诸君不懂政治斗争的残酷固然无法避祸，传知行诸君懂而不能避祸，道理就在这里。懂而不能避祸，其实是更大悲剧，更见证维稳之叵测，更说明免于恐惧之匮乏，更折射国家沉疴之深重。
是病，就得治。终结受迫害妄想症，是国家回归正常逻辑即回归法治逻辑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回归正常社会的前提，是中国人回归正常生活的前提。中国早已跨入多元时代，什么人都有，什么声音都有，但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一夜之间颠覆现政权。中国确实很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它们可能一个比一个严重。但毕竟还有缓冲空间，不存在即刻引爆总危机的危险。如果当局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而始终生活在偏执之中，始终被想像的敌人四面包围，像“新青年学会案”和“传知行案”那样的折腾就会没完没了，最终威胁到每个人。那么终究会有一天走向反面，“颜色革命”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当局则是这场“颜色革命”的终极搞手，犹如当年梁启超称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
本文英文版已发2015年1月30日《华尔街日报》评论版。
文章主要参考：
1、杨子立：在自己的祖国流亡——给北京国保李警官的一封信（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4/12/blog-post_99.html）
2、杨子立：从优秀共产党员到反革命囚徒（http://m.secretchina.com/node/324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