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由传统的社会管制到“互动共治”的社会管理模式变革，已经在厦门海沧区两年多的实验中获得初步的成果。这种由基层政府推动的地方治理模式被称为“4.0版本”，它的改革实验极有可能为中国接下来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一种参考样本。
在去年11月于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地方改革创新新闻发布会暨‘全面深化改革’地方经验报告会”上，厦门海沧区和山东省东平县、湖北省巴东县、广东省蕉岭县一起，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案例。
社区的“台湾义工”
台湾人陈怡仁刚到厦门不久，住在海沧区。她的丈夫在厦门大学读博士学位，她想借陪读的机会为当地社区“做点贡献”。
机会来自偶遇。有一次，陈怡仁和丈夫吃完饭闲逛到海虹社区居委会前的下沉广场时，发现这个社区广场竟有手工坊展示厅、舞蹈室、形体室、乐器室、练歌房、书画室、亲子室等多间教室。
她直觉“有点像台湾的社区大学”。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海虹社区居民大学”刚挂牌不久，作为厦门首家注册的社区大学，它主要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音乐、绘画、舞蹈和育儿等十余门培训课程。
陈怡仁通过海沧两岸义工联盟成为了海虹社区居民大学的一名义工。她在台湾是一名从事儿童教育的老师，主修语言和儿童脑力开发相关的课程，已经工作了快20年。
没过多久，她发现这个社区的年轻家长和孩子们已经离不开她了。
有一次，她有事迟到，当她匆匆忙忙从外面赶回社区教室时，竟然发现家长和孩子没有一个离开，等了她一个多小时，这令她十分感动。
在她看来，这就是“社区”的价值和意义，大家在一个共同生活空间里“彼此信任、彼此依存”。
她现在所服务的海虹社区和中国大陆许多城市社区一样，只是一个“进步中”的社区，它远没有台湾社区那么成熟，社区大学课程也没有台湾那么多元。海虹社区大学开设的多是才艺类课程，这和台湾有很大的不同，台湾不仅有才艺课程，还有心灵成长和运动课程，而且会兼顾到各个阶层的社区居民。
但毕竟已经开始了。
通过和社区孩子们相处，她发现了应试和填鸭式教育在孩子们身上留下的后果——比较自我，没有创意性，很多孩子喜欢模仿，不喜欢冒险和挑战。
她认为这一切都与大陆的教育方式有关系，大陆传统的教育体系更多是为了培养“螺丝钉”，而不是“一个个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人”。况且，很多幼儿园老师都偏年轻，“通常老师的学历层次也不够，在台湾，越是教育年龄小的孩子，对老师要求越高，大陆是反着的。”
学校教育的缺失，让家庭教育显得十分重要。可是，通过和家长们的接触，陈怡仁很快从年轻家长们身上发现了问题。
她的结论是：“还没有家庭教育的概念。”
“年轻家长很容易让孩子吃零食和甜食。为了让孩子不吵闹，就让他们玩iPad、手机、看电视。这会让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损害孩子的智力。可家长们不知道，他们还停留在给孩子提供物质的层面。”陈怡仁说。
这也正是厦门海沧区推动“互动共治”的价值和意义。
“不管是社会还是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要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寻找方案，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海沧区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江根云说。
从台湾取经
此前海沧区政府也是一个“全能政府”，每年政府将大量财政支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管理和服务、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习惯样样“包办”。
这样做的问题是民众不认可。
最知名的是厦门PX事件，它的发生地点就在海沧区，这是当地政府首次领教到了民意的力量。迄今为止，厦门很多政府官员都不明白为何大力抓经济建设，造福一方，市民却不领情？这催生了厦门市政府自上而下的反思。
2013年，王蒙徽履新厦门市委书记，他上任不久便提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施政理念。通俗一点说，就是要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而且要全民参与，不是政府“包办”。
“以前我们的执政经常吃力不讨好，民众无法参与其中，经常‘被幸福’或者‘被服务’，这种管理模式存在很大缺陷，最后让政府和民众之间形成隔膜。”江根云说。
作为福建省最大的台商投资区，海沧区政府的领导班子自然想到了从海峡对岸获取经验。在社区治理方面，台湾拥有很多值得大陆借鉴的地方。海沧区政府从台湾聘请了“社区营造”的研究团队。
海沧区的政府官员们发现，台湾研究团队的作风很不一样，他们在提出方案前，将大量时间花在了调查和论证上，仅仅做这个部分的工作，就花了四五个月。
不少耐不住性子的官员着急了，他们认为这么搞“效率太低了，磨了半天都磨不出来”。以前官员的做法很简单，让几家公司先递交方案，最后官员们投票，只要大多数人赞成，这个事儿就定了。
江根云认为，他们从台湾“社区营造”研究团队身上学到的最大经验就是“过程大于结果”。早期，官员们在施政过程中，太过于注重结果，而事实证明，让民众参与进来的过程更加重要。
“其实很多难题在共同参与过程中已经解决了，因为官员和民众双方在沟通过程中，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信息对称和共识，而不像以前那样互相猜。”江根云说。
“你们”变“我们”
近两年，海沧区一直在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横交错、互动共治”的社区治理体系，为的就是让社会管理真正延伸到社区的“最后一公里”。
从海沧区构建出的新的治理结构能看出，它包括两个方面，纵向上理顺区—镇（街）—村居—小区（楼院）之间的关系，横向上理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工作站之间的关系。
为了实现“互动共治”，海沧区提出了“微自治”的管理模式，即海沧区政府根据城市社区、“村改居”社区、农村社区、外口集中社区等不同特征，制订差异化实施方案。
乡村是熟人社会，就通过培育乡贤理事会，构建与社区党支部、村委会的互动平台，让村民参与村庄自治。乡贤理事会成员每天忙着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由村民共商村庄“建什么”、“谁来建”、“怎么建”，解决了政府一直悬而未决的村庄矛盾、村民服务等问题。
对于城乡结合部这样的陌生人社会，海沧区建立了福建首个居民自治孵化器——四民家园（民声倾听室、民情调查队、民智议事厅、民心服务站），并依托“民智议事厅”组建成立“社区同驻共建理事会”、“社企同驻共建理事会”。
海沧区甚至还将“微自治”机制和模式延伸到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居民楼和家庭，每栋楼都有自己的楼长，由社区居民推荐产生，以“楼长会议”为载体，社区建立了一套自治体系。
“这相当于把每个社区的自治力量都充分调动起来，自己管好自己。”海沧区宣传部部长张谷说。
任何改革本身都要有相应机制作为配套，海沧区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部门是一个临时机构——“共同缔造办公室”。
“缔造办”来源于王蒙徽主政厦门时提出的“美丽厦门，共同缔造”施政理念，是一个推动新政的临时性机构。市委、市政府层面成立了“厦门市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办公室”后，海沧区作为厦门推行该理念的“试验区”，率先成立区级“缔造办”，并且从各个单位临时抽调相关工作人员，统筹和协调相关改革工作。目前，海沧区“缔造办”常设人员七个左右，区政府下辖的镇、街道也均配备了三五个相应人员。
摆在“缔造办”面前的首要工作是“转变干部思想”。他们不但邀请外地专家学者到海沧区培训干部，实地指导、授课，还把干部选派到各个做得好的地方考察，让他们经历头脑风暴。
“思维惯性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都要一个过程。”江根云说。
每个基层官员头顶上都悬着很多根“指挥棒”——招商引资、征地拆迁、经济发展……在传统政绩考核指标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要从原先“一声令下”变成“反复协商”，其所附带的“效率低下”本身就是对官员的挑战。
海沧区“缔造办”的骨干人员、海沧区纪委的张骏承认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被“反复洗脑”。
作为西山社驻村干部，为了搞某项建设，他需要反复征求意见，然后交给乡贤理事会，包括各种村民代表来决议，这让他有些不习惯，但后来他意识到了工作的价值。
“乡贤理事会成员通常在当地都有一些名望或者实力，是思想比较开放的人。碰到什么大事，他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在推行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张骏表示。
他说，“刚开始我也没深入理解，做的过程当中逐渐调整过来了。”
很多官员都经历了从不理解到逐渐理解的过程。
“如果做好事先沟通，后来的决策效率反而会有所提高，也不会有什么后患，反正都是大家决议的，大家要为这个决议负责。”海虹社区宣传委员吴久林说。
政府角色也发生了改变，原来是“独唱”，现在是“领唱”。
“‘你们’变成了‘我们’”，这是张骏认为“微自治”模式带给政府的最大变化。通过“众议民评”这个平台，每个社区将原来的“你要我做什么”变成了“我们一起做什么”。
——据《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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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雨亭：台湾义工到厦门，地方“微自治”样本
一场由传统的社会管制到“互动共治”的社会管理模式变革，已经在厦门海沧区两年多的实验中获得初步的成果。这种由基层政府推动的地方治理模式被称为“4.0版本”，它的改革实验极有可能为中国接下来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一种参考样本。
在去年11月于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地方改革创新新闻发布会暨‘全面深化改革’地方经验报告会”上，厦门海沧区和山东省东平县、湖北省巴东县、广东省蕉岭县一起，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案例。
社区的“台湾义工”
台湾人陈怡仁刚到厦门不久，住在海沧区。她的丈夫在厦门大学读博士学位，她想借陪读的机会为当地社区“做点贡献”。
机会来自偶遇。有一次，陈怡仁和丈夫吃完饭闲逛到海虹社区居委会前的下沉广场时，发现这个社区广场竟有手工坊展示厅、舞蹈室、形体室、乐器室、练歌房、书画室、亲子室等多间教室。
她直觉“有点像台湾的社区大学”。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海虹社区居民大学”刚挂牌不久，作为厦门首家注册的社区大学，它主要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音乐、绘画、舞蹈和育儿等十余门培训课程。
陈怡仁通过海沧两岸义工联盟成为了海虹社区居民大学的一名义工。她在台湾是一名从事儿童教育的老师，主修语言和儿童脑力开发相关的课程，已经工作了快20年。
没过多久，她发现这个社区的年轻家长和孩子们已经离不开她了。
有一次，她有事迟到，当她匆匆忙忙从外面赶回社区教室时，竟然发现家长和孩子没有一个离开，等了她一个多小时，这令她十分感动。
在她看来，这就是“社区”的价值和意义，大家在一个共同生活空间里“彼此信任、彼此依存”。
她现在所服务的海虹社区和中国大陆许多城市社区一样，只是一个“进步中”的社区，它远没有台湾社区那么成熟，社区大学课程也没有台湾那么多元。海虹社区大学开设的多是才艺类课程，这和台湾有很大的不同，台湾不仅有才艺课程，还有心灵成长和运动课程，而且会兼顾到各个阶层的社区居民。
但毕竟已经开始了。
通过和社区孩子们相处，她发现了应试和填鸭式教育在孩子们身上留下的后果——比较自我，没有创意性，很多孩子喜欢模仿，不喜欢冒险和挑战。
她认为这一切都与大陆的教育方式有关系，大陆传统的教育体系更多是为了培养“螺丝钉”，而不是“一个个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人”。况且，很多幼儿园老师都偏年轻，“通常老师的学历层次也不够，在台湾，越是教育年龄小的孩子，对老师要求越高，大陆是反着的。”
学校教育的缺失，让家庭教育显得十分重要。可是，通过和家长们的接触，陈怡仁很快从年轻家长们身上发现了问题。
她的结论是：“还没有家庭教育的概念。”
“年轻家长很容易让孩子吃零食和甜食。为了让孩子不吵闹，就让他们玩iPad、手机、看电视。这会让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损害孩子的智力。可家长们不知道，他们还停留在给孩子提供物质的层面。”陈怡仁说。
这也正是厦门海沧区推动“互动共治”的价值和意义。
“不管是社会还是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要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寻找方案，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海沧区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江根云说。
从台湾取经
此前海沧区政府也是一个“全能政府”，每年政府将大量财政支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管理和服务、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习惯样样“包办”。
这样做的问题是民众不认可。
最知名的是厦门PX事件，它的发生地点就在海沧区，这是当地政府首次领教到了民意的力量。迄今为止，厦门很多政府官员都不明白为何大力抓经济建设，造福一方，市民却不领情？这催生了厦门市政府自上而下的反思。
2013年，王蒙徽履新厦门市委书记，他上任不久便提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施政理念。通俗一点说，就是要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而且要全民参与，不是政府“包办”。
“以前我们的执政经常吃力不讨好，民众无法参与其中，经常‘被幸福’或者‘被服务’，这种管理模式存在很大缺陷，最后让政府和民众之间形成隔膜。”江根云说。
作为福建省最大的台商投资区，海沧区政府的领导班子自然想到了从海峡对岸获取经验。在社区治理方面，台湾拥有很多值得大陆借鉴的地方。海沧区政府从台湾聘请了“社区营造”的研究团队。
海沧区的政府官员们发现，台湾研究团队的作风很不一样，他们在提出方案前，将大量时间花在了调查和论证上，仅仅做这个部分的工作，就花了四五个月。
不少耐不住性子的官员着急了，他们认为这么搞“效率太低了，磨了半天都磨不出来”。以前官员的做法很简单，让几家公司先递交方案，最后官员们投票，只要大多数人赞成，这个事儿就定了。
江根云认为，他们从台湾“社区营造”研究团队身上学到的最大经验就是“过程大于结果”。早期，官员们在施政过程中，太过于注重结果，而事实证明，让民众参与进来的过程更加重要。
“其实很多难题在共同参与过程中已经解决了，因为官员和民众双方在沟通过程中，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信息对称和共识，而不像以前那样互相猜。”江根云说。
“你们”变“我们”
近两年，海沧区一直在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横交错、互动共治”的社区治理体系，为的就是让社会管理真正延伸到社区的“最后一公里”。
从海沧区构建出的新的治理结构能看出，它包括两个方面，纵向上理顺区—镇（街）—村居—小区（楼院）之间的关系，横向上理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工作站之间的关系。
为了实现“互动共治”，海沧区提出了“微自治”的管理模式，即海沧区政府根据城市社区、“村改居”社区、农村社区、外口集中社区等不同特征，制订差异化实施方案。
乡村是熟人社会，就通过培育乡贤理事会，构建与社区党支部、村委会的互动平台，让村民参与村庄自治。乡贤理事会成员每天忙着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由村民共商村庄“建什么”、“谁来建”、“怎么建”，解决了政府一直悬而未决的村庄矛盾、村民服务等问题。
对于城乡结合部这样的陌生人社会，海沧区建立了福建首个居民自治孵化器——四民家园（民声倾听室、民情调查队、民智议事厅、民心服务站），并依托“民智议事厅”组建成立“社区同驻共建理事会”、“社企同驻共建理事会”。
海沧区甚至还将“微自治”机制和模式延伸到社会最基层的细胞——居民楼和家庭，每栋楼都有自己的楼长，由社区居民推荐产生，以“楼长会议”为载体，社区建立了一套自治体系。
“这相当于把每个社区的自治力量都充分调动起来，自己管好自己。”海沧区宣传部部长张谷说。
任何改革本身都要有相应机制作为配套，海沧区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部门是一个临时机构——“共同缔造办公室”。
“缔造办”来源于王蒙徽主政厦门时提出的“美丽厦门，共同缔造”施政理念，是一个推动新政的临时性机构。市委、市政府层面成立了“厦门市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办公室”后，海沧区作为厦门推行该理念的“试验区”，率先成立区级“缔造办”，并且从各个单位临时抽调相关工作人员，统筹和协调相关改革工作。目前，海沧区“缔造办”常设人员七个左右，区政府下辖的镇、街道也均配备了三五个相应人员。
摆在“缔造办”面前的首要工作是“转变干部思想”。他们不但邀请外地专家学者到海沧区培训干部，实地指导、授课，还把干部选派到各个做得好的地方考察，让他们经历头脑风暴。
“思维惯性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都要一个过程。”江根云说。
每个基层官员头顶上都悬着很多根“指挥棒”——招商引资、征地拆迁、经济发展……在传统政绩考核指标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要从原先“一声令下”变成“反复协商”，其所附带的“效率低下”本身就是对官员的挑战。
海沧区“缔造办”的骨干人员、海沧区纪委的张骏承认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被“反复洗脑”。
作为西山社驻村干部，为了搞某项建设，他需要反复征求意见，然后交给乡贤理事会，包括各种村民代表来决议，这让他有些不习惯，但后来他意识到了工作的价值。
“乡贤理事会成员通常在当地都有一些名望或者实力，是思想比较开放的人。碰到什么大事，他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在推行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张骏表示。
他说，“刚开始我也没深入理解，做的过程当中逐渐调整过来了。”
很多官员都经历了从不理解到逐渐理解的过程。
“如果做好事先沟通，后来的决策效率反而会有所提高，也不会有什么后患，反正都是大家决议的，大家要为这个决议负责。”海虹社区宣传委员吴久林说。
政府角色也发生了改变，原来是“独唱”，现在是“领唱”。
“‘你们’变成了‘我们’”，这是张骏认为“微自治”模式带给政府的最大变化。通过“众议民评”这个平台，每个社区将原来的“你要我做什么”变成了“我们一起做什么”。
——据《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