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雷：冤案申诉——中国特色刑辩律师的挑战

主持人：伍雷律师是我们现在死磕律师的重要代表，从北海案，到建三江案，他一直冲刺在死磕最前线，还做出了“给法官送红薯”、批评“首席大法盲”等事情，给了我们这个时代更多的希望。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伍雷，其实他的真名是李金星，但是作为律师，我更喜欢“伍雷”这个名字，它威武有力、于无声处见惊雷。有请伍雷律师！

伍雷：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

因为最近呢，说实话，在刑辩律师界弥漫着一股非常悲观的情绪，让大家都感觉到很恐惧，总有一种睁眼醒来，警察就在你旁边，说下一个就是你的感觉。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好像没做什么，又好像做了好些事情。总的来讲不如我早年做商业律师时快乐：我做商业律师的时候，赢了案子，家人快乐，我也快乐。但自从我选择了做刑辩律师，从此快乐的日子就没有了。今天就跟大家诉一诉苦，当然，主要也是放在现在的环境中来讲。

我讲的这个主题是“冤案的申诉”。

冤案是中国非常有特色的事情。总的来讲，你做一名律师，或做一名刑辩律师，或是在中国从事法律工作，或者你仅仅是一个网友，你都会感觉到极其可怕。全世界应当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你打开网上的微博，全都是喊冤的：有爹被抓的，有娘被抓的，有女儿被抓的，有枪毙错的，有亡者归来的，有真凶再现的，等等……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冤案？我大致做了一下梳理，中国式的冤案是一个假命题，它和我们通常讲的冤案是不一样的，有关国外的那些冤案的书我们也买了很多。有司法就有冤案，这是一个正确的理念，毕竟只要是人去做事情，就可能发生错案，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式的冤案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刚才王老师讲得非常好，中国式的冤案与法治国家的冤案重大区别就是：法治国家的冤案，法官真相信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是犯罪分子，是杀人犯；但中国式的冤案，检察官和法官一开始就认为这是假的，他们知道，否则根本就不能解释说，检察官和法官的智商一定比律师要差。你跟我解释，为什么都是一个老师教的、都是学的一本书，比如都是王老师编的一本书，王老师教出来三个学生，一个坐在检察官席上，一个坐在法官席上，一个像我这样坐在辩护席上。我就说，那个人不是他杀的，我有充分的证据；检察官说，是他杀的啊；法官也说，辩护人你说的都先不用说，你说的我都不相信。最后船掉头。一个老师，同一本书教出来的学生！在我们刚结束的刘义柏案中，一百多位辩护律师辩护说，这不是黑社会：他们没有暴力，没有组织，没有垄断。但不行，法院还是判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在判决的时候就明知道，就判处冤案。

第二呢，律师辩护普遍很难。这分两种，第一种就是确实存在无效的辩护，我知道一个概念叫“无效申诉”。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申诉案件，冤案申诉。我知道有的家属和律师十几年、二十几年在做无效申诉，他们面对的是铜墙铁壁，申诉几乎从来没有动静。同时呢，也有无效辩护，在辩护的过程中，我们律师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律师在拼命得辩护：吴昌龙案中，律师给领导写的信，如马会长所说，给领导写的信有三本卷宗，有国家主席、政法委书记……你可以看出，这是何等得残酷。重大冤案，我们律师辩护都没有掉水准，在重大死刑案件中，我们律师是非常有水准的。“死磕”不是现在就有的，现在的年轻律师有点瞧不起老律师，说老律师不会死磕——其实相反，老律师在二十年前的那个年代，死磕丝毫不亚于目前的反抗，极端的激烈，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但是不行，中国式的冤案就是法庭故意造成的，不是挂国徽的地方都是法庭。我们讲法庭其实是离不开基督教背景的，基督教背景的法庭设置是上帝安排的，就一定要有人来主持公道。但是，我们只是假冒了法庭的名义，很多冤案只是贯彻了领导的指示，盗用了法庭的名义，侮辱了法律。

中国式的冤案非常惨烈。吴昌龙案，吴昌龙在看守所渡过了十二年，他说，我在看守所就是目睹了中国看守所进步的十二年，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人文关怀越来越好，吃得越来越好。我认为十二年已经足够长了，但是最近黑龙江有一个案子，是张磊和周泽律师去办的，26年！审了26年！也就是说，如果判处无期徒刑或死缓的话，现在他应当已经出来了。但是，现在还在继续审。我不知道有没有超过26年的纪录。另外，惨烈的程度，还是以吴昌龙案为例，在侦察阶段最惨烈的是：警察把他拉到山谷里去，月黑风高夜，警察要把他推向峡谷，他听说警察在这个时候会开枪打死他，他就抓住警车，拼命抓住栏杆呼叫，最后，因为他比较有力气，那两个警察没有把他推出去。大家相信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吗？刚听他说起时，我也不相信，但是，他的姐夫，也同样被抓了七年，同样给我讲了这样的故事。所以，你要注意，极其残忍，刑讯逼供就不用说了。在湖南，四大法院，湘潭、娄底、湘西、衡阳正在发生的四大黑社会案件，极其残忍。律师就要取证，他（被告）在说，我们就要取刑讯逼供的证据，台上台下律师哭成一片。唯有法官和检察官把头深深地埋在卷宗里，不敢抬头。这就是我们法治湖南，96.6%，接近100%法治的湖南！

中国式冤案申诉非常难，太难了。为什么呢？启动申诉的那些人恰恰是阻碍申诉成功的人。这不得了！我见过美国的一篇文章，讲美国的一个死刑案发现是个冤案，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立即结束休假赶往华盛顿，立即清理这个案子，一天都不能耽误。他们认为“我知道了这可能是个冤案，良心会受到谴责”。但是在中国，大家知道，我们那么多冤案，展示在领导面前——福建高院，我们不停地跟他们斗争，跟他们拍桌子，但是，决定启动冤案申诉的人恰恰就是阻碍申诉成功的人。我们的公、检、法根本不是帮我们的。更痛苦的是，解决的时候，还在不停地制造冤案，这是更可怕的。一方面，我们在消解那些冤案，另一方面，怎么同时还在制造冤案，这什么时候才是头啊。

接下来，中国式的冤案总是突破我们的底线。（PPT）这是一些“冤二代”，这是念斌的姐姐，这是山东的李宁，这是河南杨金德的妹妹和母亲，杨立德的母亲裸身出现在司法部的门口，这是朱明勇办的一个案子，我们都参与了案子的论证。李宁的母亲到北京上访，被她家乡的人拖回去，然后就死在了宾馆里，实际上是怎么死的现在还没查清楚，公安说是上吊死的，然后她也上访，像她母亲一样，她也走上了上访的道路，也被抓进看守所，遭到暴打，刑讯逼供。她（杨金德妹妹）已经被抓了，构陷到监所里，河南的。念斌的姐姐随时有被抓的可能，念斌的案子，史无前例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八次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死刑案件！你看这些“冤二代”，中国特色，我们都不知道还有多少冤案。现在判十年八年的案子，你不要找我们，我们来不及，我们主要是救那些在监狱呆了二十多年甚至更严重的。

中国式冤案的沉重思考。未来十年，中国的冤案一定层出不穷，大家一定要有心理承受的底线。我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内容，我说你（最高人民法院）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未来的十年，一定是冤案暴发的十年，是因为前二十年埋下的冤案种子。这与互联网发展有关，并不是因为冤案（数量）上升了，而是因为信息透明了。在右倾扩大化时代，几十万右派都是冤案，但没有人关注这些；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冤案更多。当然，我在数据上没有去研究，但绝不意味着（现在）冤案绝对数量最多；或者多了，但没有被批露。现在互联网发达了，冤案在不断的突破底线，我们不知道哪些案件是最冤的，因为关了几十年、被杀的不停得在出现。

冤案的解决要上升到国家层次，我们呼吁：要作为一个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去考虑，一般的民间性的够不着。冤案的解决全社会都要参与，单靠律师界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单靠司法的力量，我更是高度警惕。马（长生）会长说根本上要靠国家，这是对的；要靠公、公检、法，也是对的。——但目前来看是靠不住的。我们为什么要做冤案？除了解决个案之外，它是一项“扒粪运动”。它的价值在于：促进司法改革，推动司法进程。我们并不是丑化它。我们也给福建高院的领导写信说：我们能不能在新闻界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地把事实给解决了？我们实在不想把每一起冤案的解决让外界认为是律师界的狂欢。事实是每一个冤案得以解决后，我们律师都悄悄的走了，包括吴昌龙的婚礼我们都不敢参加，我们不想让外界认为这是我们的狂欢，虽然我们做的时候有时靠行为艺术。但我们不想让司法被丑化，我们可以批评它。丑化司法，律师也没有颜面。我们不停地跟他解释，但人家还是气愤，没有办法。我们是在倒逼司法改革。司法改革如果人民不去倒逼，人民不行使批评的权利，司法没有任何希望。现在感觉不到有希望。

冤案的解决与律师的使命。冤案的解决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律师的责任。在这里，刑辩律师特别需要担当。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我接受了好多申诉求助，有些很年轻的人已经关了二十多年了，他的父母都八九十岁了，快死掉了（海南陈满案），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申诉成功。我下半年就开始不做其他案子了，研究这些东西。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项工作太难了……我们要到最高院去申诉，他们可能把我们扔出来，空谷回音，铜墙铁壁，这就是我们国家申诉的现实。当然，我们到有些高院，他们对我们已经非常好了，我们一去，他就说“好好好”，他们知道我们真正做案子的律师。当然有时也有误解，我们通过辩护行动让他们已经开始理解律师了。

冤案的解决是法治的推动过程，需要朝野互动。单靠律师像小丑一样地表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律师一思考，法官就发笑。我们在滔滔不绝的辩护，比如我在娄底法院的法庭上，我和刘黎（湖南刘义柏涉黑案被告人女儿兼其辩护律师），我说，审判长，我想大哭一场。他以为我又要搞行为艺术了，我说，不搞，在台上的每一位都是我们国家的公民啊，几乎每一个黑社会案子，我知道都有残酷的刑讯逼供，我心里极端的痛苦，极端的压抑。即使我们能够接受，这些材料传到社会上去，他们的父母、孩子知道了，他会对我们国家抱以仇恨啊！他们会恨那些侦查人员，会恨这个社会！我们为人父母，怎么向他们交待？我真在法庭上大哭一场，让他们认识到刑讯逼供是如此的残忍！在重庆，我们做了半年的申诉，那些被告人在铁椅上坐了三四十天，最后，他的屁股上、内裤和血肉混合在一块，需要镊子向外镊。我们经常读着读着痛哭失声，重庆唯一一个被拿掉的黑社会案件就是我们办理的，我在法庭上不停的读，读得台上哭声一片，台下也哭声一片。检察官终于说李律师你能不能不读了，我们准备改，这就是李俊家族系列案子中的那个案子，最后一个黑社会案件，因为其他黑社会案子都已经判了。在看守所中，他就是被指控黑社会参与者，但是到我这个案子中，末尾，就让他哭个够吧。然后他就没判黑社会，判寻衅滋事六个月。

冤案的解决既紧迫又不可一蹴而就，我们更需要走群众路线。就是老百姓都要关注，要立即行动起来。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需要随时做这项工作。这是使命。我想给大家讲我们在做什么，典型冤案的推动，我们在整理“十大冤案”：海南的陈满案，福建的陈夏影案，江西乐平的冤案等等，我们就靠这些冤案去推动。这些冤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时判死刑的，疑罪从轻，按照二十年前的情形他们必定是判死刑的。这些案子当时（审级）几上几下，有的案子审了十年，甚至当时有法学家出具意见说这是假案，我们的律师也进行顽强的辩护，刑讯逼供每个人都有遭受，这十大冤案都是这样的。我们要依靠研究——你们不能搞研究，你们搞研究就抓了你们。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要国外的钱，我们律师成立松散型协作组织，来拯救无辜者。我们的计划一开始叫吴昌龙法援基金，或者是拯救无辜者。徐昕老师给了我们很好的指导。我们所有的冤案材料在网上都有。原始判案的每一页纸，每一个字都上了互联网，就是洗冤网www.xiyuanwang.net。所有有兴趣的学者、律师、记者都可以看到。哪个记者来采访，我们就给他一个案卷包，你愿意要什么就给什么，都有。每次媒体的宣传、研讨会、写信都充满期待。我们想尽快取得一点突破来鼓舞我们这个团队的信心。我们有几十名志愿者、律师在参与这样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我们极需要一项成果，一个突破来证明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哪怕是花一千万的代价，我们一定要有突破。这些案子（海南陈满案），最高检也启动了对这些案子的调查，福建高院也明确的告诉我们陈夏影案这个案子是假案，在协调。但他们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公安厅我们已经不协调了，在协调别的部门——公安厅他们永远也协调不了。依靠律师协作，这是总的原则。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就依靠律师间的协作，和NGO的状大。但是我们做律师的时间上不稳定，中国最有能力、具有公益心的律师最忙，忙死了。忙着忙着就进一看、三看了，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很头疼的问题。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钱，但外国的钱坚决不要。我们向组织者承诺：我们没有外国的钱，减少了很多的烦恼。但我们需要用钱啊，所以我们在募捐。北海的案子我们募捐了七十多万，因为北海案是全国关注的案子。钱是一个主题，没有钱，我们做不了工作。还有志愿者的管理：我们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我们还需要信息：哪些记者、专家对我们是同情的，哪些是老干部，他愿意站出来说话，哪些是最高院、最高检的退休干部，他愿意帮我们说话。我们需要分门别类地梳理这些信息。哪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哪些是十八大代表，哪些我们给他写信管用，我们都需要这些信息。专家队伍：我们最近重点在建一个法医志愿者队伍，我们在于北京顶尖级有公益心的法医建立联系。我们现在做的案子以凶杀、强奸、爆炸这些普通的暴力刑事案件为主，这些都离不开法医。有一个案子，三个贼去偷电线，有一个贼从电线上摔下来，摔死了，然后经过刑讯逼供说是打死的，专家论证说肯定是摔死的，死亡解剖发现符合摔死的特征。但是，法院出了个鉴定意见说，综合各方面意见，倾向于是别人打死的。所以就判了死缓。有好些案子就是专家案子，法医案子。学界、媒体、有良心大V的合作是我们宝贵的资源，我们经常可怜地求他们。另外，我们需要寻找申诉方法。我们不知道什么申诉方法最重要。在中国，你不知道哪件事情启动了清官大老爷们的关注。

我们在摸索方法，国外资金不能用。我们要考虑怎么样活下去，我们要筹钱。我们要选案件，我们要建专家队伍。重要的是我们要契而不舍，只要顽强地做下去，我们就有希望。怎么样不做无效申诉呢？我们要做有效申诉。怎样募捐呢，我们在做募捐的方案。怎么争取公检法的支持，我们不要让他认为我们是他们的敌人，事实上我们就是他们的敌人，但我们还是一再表白，我爱你们，我爱你们的方式和你们的不一样。我们要让每一条死去的法律条文都要活着、醒着。等等。但是他们不是和我们一条线，我们连最高院的门都进不去。没有办法，我们就给他们寄信。最高检终于烦了，说你们不要寄信了，领导高度重视，我们每天收到你们这么多信很烦啊；我以性命担保，我一定去公安调查，如果是冤案我们一定给纠正。我们听了这个就很幸福了，他去没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害怕过了一段时间领导忘了怎么办，于是再组织一帮人继续写信。我们一写信就寄给最高检所有检委会的成员、最高院所有审委会成员，铺天盖地地给他们寄。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冤案。

结束语。这是吴昌龙案，十二年后被释放见他父亲痛苦的画面，第一张画面是我最后一次在看守所见他，他万分惊恐又万分期待的画面，我掏出手机拍下了一张。我想这就是中国刑事司法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这个案件没有查到真凶。用他的方法是没法制造爆炸物的。我们想，这几年，没有最好，只有坚持。我们像抓彩票一样，每天都在抓彩票，我们相信最终会解决。我们要树立公益归公的理念，不要只当成自己的事情，要靠有么有公益心的人贡献财智。我们接受大家的批评，长辈们的指导建议。

然后，拯救受害者就是拯救我们的良心。这是说给领导听的，你们放心，我们没有野心。救几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