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国人和乡邻：冤案落到自家头上，呼天抢地喊不公，而落到别人头上，那就是“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这种“疑罪从无”之后了犹未了的“心狱”，岂不可悲复可恨？
鄢烈山（杂文家）
2014年冬天，在中国法治史上无疑是值得关注的。这几个月可称为“洗冤季”，公众关注多年的几起大案冤案有了初步结果：
河北省聂树斌案终于决定异地复查；
福建念斌案，念斌终于死里逃生，他提出的国家赔偿已被法院受理；
尤其是内蒙呼格吉勒图案，呼格人死不得复生，但名誉得到昭雪，当年制造冤案而后立功升职的冯志明等警官被追究刑责……
这些案例势必产生重大的影响，推动有助于遏制草菅人命的司法制度改革（比如检察官和法官独立办案、终身负责）。
笔者由这些案例想到“疑罪从无”之后的两个问题。
1
从司法权力机构角度讲，“疑罪从无”的审判原则，在中国确立于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可是要真正落实谈何容易？
这几年人们热议的重大案例，除了聂作斌案发和被处决在1996年之前，而赵作海、呼格、念斌等人的冤案都发生在1996年“疑罪从无”司法原则确立之后。
我们通常说“冤假错案”，其实冤案包括假案和错案。
假案就是存心整人的案子，呼格案中的冯副局长之所以被追刑责、赵作海和念斌出来后之所以坚决不肯原谅办案警察，就是因为他们严刑逼供，分明存心炮制冤案。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主要是技术性问题导致的误判，才叫错案。不论是奉命办案（或断案的审委会并不直接审案的制度缺陷），还是邀功心切，都与“疑罪从无”原则相悖离。
中国司法的传统，说起来早有“慎刑”的理念，也有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会审、“（死囚不立斩而待）秋决”等制度设计，而实际上一个县官就可能草菅人命，审案时动辄对疑犯“大刑伺候”一向被视为理所当然。
这就涉及根本的政治理念，将民命置于何地？司法最核心最优先的价值，是维护社会既有秩序，还是维护社会正义？是为了惩治犯罪，还是为了保障人权？
如果只是前者，那么重在威慑，何必“慎刑”？“从重从快”“严打”，冤杀几个人又有何不可？权当他们为顾全大局被“借”了脑袋！
如果是后者，将保障人权放在首位，真正相信“人命关天”，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宁纵勿枉，这才会遵从“疑罪从无”的原则。
应该承认自从“疑罪从无”在刑诉法确立之后，尽管没有完全落实，对减少减轻冤案还是起了作用的。去年年底报道的贵州省高院宣布王元松无罪释放案，照六盘水中院刑一庭庭长石某的说法，按当时的材料是可以认定王元松故意杀人罪的，但考虑该案证据有一定瑕疵和缺陷，实际上采用了“疑罪从轻”，判了他无期徒刑。这就为“真凶”落网后的平反，提供了可能。
2
从社会观念层面讲，牢固建立“疑罪从无”的概念又谈何容易？
福州念斌无罪释放后，不仅平潭警方不服输，仍然将他列入“犯罪嫌疑人”名单，限制他出境，一些网民（我觉得不一定是当地的所谓“五毛”）也仍然对他不依不饶。
这里最奇葩的是“资深媒体人”王志安，新年看他“置顶”的新浪长微博，仍是《念斌应该获得国家赔偿吗？》——虽然福州中院去年已受理念斌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仅重复念斌获释前他与网名“破破的桥”争论时的观点，而且这个一向反“普世价值”的CCTV评论员，这时却援引美国“有近一半的州根本就没有赔偿制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说“如果只要宣判无罪就可以自动获得国家赔偿，我觉得不公正”（这些话应该在我国制订《国家赔偿法》时说）。
他还似乎很有同情心地说：“更何况，很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在现有的制度下还没有获得任何救济呢。这样的（国家赔偿）制度，是否有些无视受害人家属的处境？就拿念斌案的受害案（者）丁云虾来讲吧，丁的丈夫多年前在海难中丧生，她一个孤苦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结果其中两个孩子在投毒案中死亡……”
他用“念斌案的受害案（者）”一语将念斌与丁云虾绑在一起，但其实是两回事。无论丁的亲人是被谁害的，又不管丁家有无被害情节，只要她的生活确有困难，民政部门就应当救助她。一句“更何况”，将两件事硬扯在一起，反对九死一生的念斌获得国家赔偿其心可诛。
以上歪理不难辨识，最有迷惑性的是，他说，再审判决书上写到：“原判认定上诉人念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念斌所犯罪名不能成立。”“按照再审判决书的理解，念斌虽然是平潭投毒案的犯罪嫌疑人，但现有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起诉的罪名，故而，只能认定为无罪，这种认定仅仅是在法律事实上的认定，而无涉客观事实。”他这是在普及“程序正义”的法律常识吗？他是在强调“疑罪从无”不等于“疑罪即无”，咬定念斌难脱犯罪嫌疑！
正如王志安此文第一句所说，念斌“历经八年五次审判最终被宣告无罪”。那么，还要怎么样呢？继续审下去？请包公来“探阴山”？照正常人的思路，顺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即“宁纵无枉”以保障人权的深层逻辑，帮助念斌回归社会并赔偿他被关八年的相关损失才是人道的呀。
在中国当下，不要说念斌案中的真凶没有找到，前述贵州王元松案，“真凶”徐丙权落网，王元松的改判词也是：“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此前二审和再审的裁定，发回六盘水中院重审。”不论“假案”还是“错案”，要司法机关“不留尾巴”谈何容易？
更令人心寒的是民间舆论。即便官方将人无罪释放了，熟悉的人仍然不相信TA的清白。
去年12月30日《南方日报》长篇报道了广东茂名市《两级法院法官接力寻凶为老农洗冤》的故事（2009），奸杀本村幼女的真凶（借住韩家的外甥罗某）被收监，已关三年终于释放回家的韩亚福，在接受回访时，《南方日报》记者问他“现在和乡亲关系如何？”“韩亚福：（叹气）很多邻居迎面走过来也会装作看不见，更不要说打招呼了。以后希望乡亲相信我是清白的，不再误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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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疑罪从无”了犹未了？
这就是国人和乡邻：冤案落到自家头上，呼天抢地喊不公，而落到别人头上，那就是“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这种“疑罪从无”之后了犹未了的“心狱”，岂不可悲复可恨？
鄢烈山（杂文家）
2014年冬天，在中国法治史上无疑是值得关注的。这几个月可称为“洗冤季”，公众关注多年的几起大案冤案有了初步结果：
河北省聂树斌案终于决定异地复查；
福建念斌案，念斌终于死里逃生，他提出的国家赔偿已被法院受理；
尤其是内蒙呼格吉勒图案，呼格人死不得复生，但名誉得到昭雪，当年制造冤案而后立功升职的冯志明等警官被追究刑责……
这些案例势必产生重大的影响，推动有助于遏制草菅人命的司法制度改革（比如检察官和法官独立办案、终身负责）。
笔者由这些案例想到“疑罪从无”之后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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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法权力机构角度讲，“疑罪从无”的审判原则，在中国确立于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可是要真正落实谈何容易？
这几年人们热议的重大案例，除了聂作斌案发和被处决在1996年之前，而赵作海、呼格、念斌等人的冤案都发生在1996年“疑罪从无”司法原则确立之后。
我们通常说“冤假错案”，其实冤案包括假案和错案。
假案就是存心整人的案子，呼格案中的冯副局长之所以被追刑责、赵作海和念斌出来后之所以坚决不肯原谅办案警察，就是因为他们严刑逼供，分明存心炮制冤案。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主要是技术性问题导致的误判，才叫错案。不论是奉命办案（或断案的审委会并不直接审案的制度缺陷），还是邀功心切，都与“疑罪从无”原则相悖离。
中国司法的传统，说起来早有“慎刑”的理念，也有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会审、“（死囚不立斩而待）秋决”等制度设计，而实际上一个县官就可能草菅人命，审案时动辄对疑犯“大刑伺候”一向被视为理所当然。
这就涉及根本的政治理念，将民命置于何地？司法最核心最优先的价值，是维护社会既有秩序，还是维护社会正义？是为了惩治犯罪，还是为了保障人权？
如果只是前者，那么重在威慑，何必“慎刑”？“从重从快”“严打”，冤杀几个人又有何不可？权当他们为顾全大局被“借”了脑袋！
如果是后者，将保障人权放在首位，真正相信“人命关天”，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宁纵勿枉，这才会遵从“疑罪从无”的原则。
应该承认自从“疑罪从无”在刑诉法确立之后，尽管没有完全落实，对减少减轻冤案还是起了作用的。去年年底报道的贵州省高院宣布王元松无罪释放案，照六盘水中院刑一庭庭长石某的说法，按当时的材料是可以认定王元松故意杀人罪的，但考虑该案证据有一定瑕疵和缺陷，实际上采用了“疑罪从轻”，判了他无期徒刑。这就为“真凶”落网后的平反，提供了可能。
2
从社会观念层面讲，牢固建立“疑罪从无”的概念又谈何容易？
福州念斌无罪释放后，不仅平潭警方不服输，仍然将他列入“犯罪嫌疑人”名单，限制他出境，一些网民（我觉得不一定是当地的所谓“五毛”）也仍然对他不依不饶。
这里最奇葩的是“资深媒体人”王志安，新年看他“置顶”的新浪长微博，仍是《念斌应该获得国家赔偿吗？》——虽然福州中院去年已受理念斌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仅重复念斌获释前他与网名“破破的桥”争论时的观点，而且这个一向反“普世价值”的CCTV评论员，这时却援引美国“有近一半的州根本就没有赔偿制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说“如果只要宣判无罪就可以自动获得国家赔偿，我觉得不公正”（这些话应该在我国制订《国家赔偿法》时说）。
他还似乎很有同情心地说：“更何况，很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在现有的制度下还没有获得任何救济呢。这样的（国家赔偿）制度，是否有些无视受害人家属的处境？就拿念斌案的受害案（者）丁云虾来讲吧，丁的丈夫多年前在海难中丧生，她一个孤苦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结果其中两个孩子在投毒案中死亡……”
他用“念斌案的受害案（者）”一语将念斌与丁云虾绑在一起，但其实是两回事。无论丁的亲人是被谁害的，又不管丁家有无被害情节，只要她的生活确有困难，民政部门就应当救助她。一句“更何况”，将两件事硬扯在一起，反对九死一生的念斌获得国家赔偿其心可诛。
以上歪理不难辨识，最有迷惑性的是，他说，再审判决书上写到：“原判认定上诉人念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念斌所犯罪名不能成立。”“按照再审判决书的理解，念斌虽然是平潭投毒案的犯罪嫌疑人，但现有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起诉的罪名，故而，只能认定为无罪，这种认定仅仅是在法律事实上的认定，而无涉客观事实。”他这是在普及“程序正义”的法律常识吗？他是在强调“疑罪从无”不等于“疑罪即无”，咬定念斌难脱犯罪嫌疑！
正如王志安此文第一句所说，念斌“历经八年五次审判最终被宣告无罪”。那么，还要怎么样呢？继续审下去？请包公来“探阴山”？照正常人的思路，顺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即“宁纵无枉”以保障人权的深层逻辑，帮助念斌回归社会并赔偿他被关八年的相关损失才是人道的呀。
在中国当下，不要说念斌案中的真凶没有找到，前述贵州王元松案，“真凶”徐丙权落网，王元松的改判词也是：“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此前二审和再审的裁定，发回六盘水中院重审。”不论“假案”还是“错案”，要司法机关“不留尾巴”谈何容易？
更令人心寒的是民间舆论。即便官方将人无罪释放了，熟悉的人仍然不相信TA的清白。
去年12月30日《南方日报》长篇报道了广东茂名市《两级法院法官接力寻凶为老农洗冤》的故事（2009），奸杀本村幼女的真凶（借住韩家的外甥罗某）被收监，已关三年终于释放回家的韩亚福，在接受回访时，《南方日报》记者问他“现在和乡亲关系如何？”“韩亚福：（叹气）很多邻居迎面走过来也会装作看不见，更不要说打招呼了。以后希望乡亲相信我是清白的，不再误解我。”
这就是国人和乡邻：冤案落到自家头上，呼天抢地喊不公，而落到别人头上，那就是“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这种“疑罪从无”之后了犹未了的“心狱”，岂不可悲复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