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缶 : 上海踩踏事件無關群體素質

上海外灘踩踏事故已經過去近一周,幾天來,關於該事故的報道和分析都不少。就官方層面的工作,一個是救治傷者,安撫遇難者家屬,此外就是對事故原因進行調查。事故調查目前還未有定論,但從事故善後工作來看,上海方面的應對尚算積極。

事故為何發生在上海?幾天來網絡上瀰漫著一種聲音,很多人認為事故發生和這些去外灘跨年的人的素質有關。甚至有人提出,上海人就愛斤斤計較,誰也不讓誰,所以當時在樓梯上對向人流互不相讓最後導致踩踏事件發生。這件震驚世界的踩踏事件的落腳點居然又成了一場「群體素質論」,不能不說頗讓人驚詫。
「群體素質論」在很多事情上都很有市場。任何事情似乎只要拉出「素質」就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釋。但是,上海踩踏事件真的和中國人或上海人的素質有關嗎?就我個人來看這是轉移視線,弱化公共群體事件中政府的責任和承擔,反而將大部分責任轉移到了個體的身上。

首先,踩踏事件遍布世界各地,社會學家早已有結論,在某些特定的場景下很容易發生踩踏事件,這和若干特定自然要素有關,但和群體的素質無關。即使公認的發達國家如美國人在面對公共事件上的素質較高,也不可避免發生踩踏悲劇,如2008年美國沃爾瑪商場踩踏事故,如2010年德國的音樂節踩踏事故,都造成人員死亡的悲劇。

 其次,去上海外灘跨年的人群並非就是上海人,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早已容納來自全世界各地的外來人口,誰說只有上海人才去外灘跨年?而且據媒體報道,在遇難者中就有來自馬來西亞、台灣、雲南、江西等各地的人。拿「上海人素質論」套在外灘遭遇踩踏事件的群體身上,是一種狹隘視野的表現。
 而且,通過一些親歷者的回憶不難發現,當時在現場,個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因為沒有專屬的疏散通道,很多人只能隨著人流向一個方向移動,完全無法掌控自我。在這種情況下,危險隨時可能發生,但和這群體中的任何一個人的素質無關,因為你素質再好再差,也只能和人群中的其他人一樣,盲目前行,困惑無助。
 很多人要問,為何紐約時代廣場跨年、香港維港兩岸跨年人數甚至比上海還多,別人為何就沒有發生悲劇呢?這和群體物質無關那和什麼有關?其實香港已經告訴了我們答案。1993年香港中環蘭桂坊踩踏事件不可謂不慘烈,當時造成21死63傷,事後港府委任大法官展開獨立調查,「警方沒有試圖控制聚集人數,因為不想破壞節日氣氛。」成為事故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因為蘭桂坊悲劇,香港此後在任何大型活動舉行前都有嚴格的例行人數評估和人流管制措施方案。
 而上海外灘事故發生後,上海警方承認,當晚並沒有對車輛和人流進行限流,更別說詳細的風險預測方案和應急預案等。由此可見,人群聚集其實並不是危險,只有當公共人口管理缺乏準備導致人群失去控制才是真正的危險。而公共人口管理如何做到有所控制,這需要政府的承擔和智慧,制訂相應的法律法規,讓大眾有清醒的認知和必要的安全培訓等等。
 因此,危險的發生,和群體素質毫無關係,只和政府的公共管理素質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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