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民主是绕不过的坎——评《中国震撼》

近年来，国内“左派”一直批评自由派拿中国的缺点比别人的优点，自己则反其道而行之，竭力突出中国成就、夸大别国缺陷。今年早些时候，国内媒体同时抛出两篇文章，一篇警告“西式民主陷阱”，一篇“论证”“中国民主模式”。稍后，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发表《澄清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认知盲点》（刊于《北京日报》2014年7月7日）一文，宣称这些普世价值在西方长期是“少数人的特权”，只是近50年来才逐渐为不同种族和性别所共享。这些言论一面继续大唱“中国模式”赞歌，一面则想方设法渲染“民主危机”，竭力营造“风景这边独好”的氛围。其实，这些短篇评论自说自话、空泛无力、漏洞百出，只能算是舆论造势。迄今为止，在这个方面的最系统的代表作仍然是张维为自己的《中国震撼》。注1 

《中国震撼》的中心论点是民主转型的国家全军覆没――从东亚到东欧，西方宪政模式没有复制出一个成功的例子，而“论证”工具则可以说展示了国内左派的“百宝箱”。在这本不时“用数字说话”却通篇没有一个注释的通俗读物中，西方法治国家显得老态龙钟、回天乏力，照搬西方模式的转型国家更是水土不服、哀鸿一片，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生机盎然的中国正不可阻挡地“文明崛起”。据说作者走了100多个国家，结论是“总体上说，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注2不仅华沙、布达佩斯比上海“至少落后十年”，连地铁又破又烂的纽约都不如上海，注3最后甚至“论证”出“许多上海市民拥有的财富和生活水平高于瑞士”的惊世骇俗之语。注4 

这些反常识结论是如何产生的？我浏览了这部大作，大致梳理出以下七种方法，仅供那些不想被忽悠的读者参考。 

一是在评价标准选择上避重就轻，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并以此概括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部。GDP无疑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显然并非是唯一指标。且不说这个指标本身可能带有相当水分，在贪污腐败横行、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今天，其积极意义早已受到质疑。然而，全书通篇拿中国的GDP总量说事，而即便官方也知道这个数字没有太大意义。不仅经济增长速度远不能涵盖文明程度乃至生活水准的各个方面，其实即便用迄今为止中国最拿得出手的人均收入或GDP增长，即便用作者力挺的人均购买力（PPP）来衡量，也得不出中国“风景独好”的结论。据世界银行2012年统计，中国在213个经济体中排位113，确实明显领先于印度和菲律宾；但是被作者描写得一团漆黑的匈牙利排名72，人均购买力是中国的2倍；更为“不堪”的保加利亚排名91，人均购买力超出中国一半。注5 

二是在对象选择上以偏概全，专门“捡软柿子捏”。印度免不了是一个靶子，因为这个1950年立宪独立的国家几乎和当代中国同龄，却一直未能摆脱贫困。不仅印度，其他东南亚国家似乎也难逃西方民主的“厄运”。菲律宾是另一个经济发展速度不如中国的“软柿子”：“美式民主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繁荣与富裕，而是动荡与贫瘠，国运也迅速由盛变衰。”注6最后得出结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多数民众认为“民主转型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注7作者避而不提的是，英国、美国、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起飞恰和政治民主化同步，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并未阻碍其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更多取决于民主化的质量和社会稳定度。专制固然可以一时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但是长远而言危机四伏；民主化可能会产生社会动荡，但是只要民主成果得以巩固，那么由此营造的长治久安必然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在因果归责上简单片面，把经济落后的过错统统归咎于民主制度。书中列数了印度民主的种种问题，譬如低效率――印度政府5年才改造了6000户贫民窟；譬如民主政体下的选民和政客受制于短期利益，不能从印度社会的全局长远利益出发，孟买的基础设施就因为局部利益牵制而长期滞后。再譬如民主政府心慈手软，为了赢得选举取悦选民，不敢控制人口增长，不能铁腕打破“既得利益”。注8种姓制度无疑制约了印度社会发展，而作者认为民主政治不如铁腕政治，无法消除罪恶的种姓制度，注9断言西方政治制度但求个性、不求共性，导致民粹主义盛行，印度社会分裂和严重失序，印度教派和穆斯林教派“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大规模冲突”。注10 

民主政治确实容易受制于短期利益的掣肘，但是并不能对社会发展滞后承担全部责任。同样的体制，在不同文化的国家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的经济实绩。种姓制度和宗教文化造就了印度的国民性，人民习惯于安贫乐道的生活，而这是民主改变不了的。事实上，如秦晖教授指出，印度经济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长期推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注11而和民主政治没有直接关系。作者自己也承认，种姓制度与族群割裂并非民主政治本身的罪恶。从印度、美国等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宪政民主往往只能防止政府自身歧视，却无力杜绝社会自发的歧视。不妨换个角度，即便民主无力矫正传统之恶，威权专制的结果会更好吗？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彻底颠覆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本身即已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印度这样的多族群、多信仰、多语言国家，维护了60多年的和平统一已是极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大饥荒”“大革命”及各种折腾人民的政治运动；如果在印度实行威权政治，只怕早已内战频仍、分崩离析。 

四是用个人观感代替客观判断，用一两个事件、一两次聊天、一两组不靠谱的数据，就给民主转型整体打不及格。作者断言印度教育落后，许多选民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很好骗，只要小恩小惠就可以搞定，因而民主不适合印度这样的落后国家，但是支持这一结论的似乎只有自己的主观想象。如果看到最近的印度大选，一个人口接近中国的大国、1000多个政党，却平稳淡定地选出自己的总理和550多人的“人民院”，作者是否会改变结论呢？注12在《中国震撼》里，不仅泰国、印尼等转型国家是“劣质民主”，甚至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也缺乏“司法独立”和“公民文化”，“民主品质实在无法令人恭维”，注13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无非是台湾大选的“枪击案”等个别突发事件。对于没有去过台湾或只是去旅游几天的国人来说，台湾民主似乎就只剩下枪击、黑金政治、立法院打架…… 

在这种涂鸦式描写下，东欧的情景也好不到哪里。作者引用一位不知名不知姓的“匈牙利资深政治学者”，表达了对东欧转型的极度失望。据说民调显示，“60%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幸福的时期”，注14但是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调查结果。转型让这些倒霉的国家大部分财产都被西方财团攫取，“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政客在那儿争权夺利，导致百姓对政府的普遍失望”注15。但是说来说去，这里的“百姓”似乎就是那位匈牙利“政治学者”。匈牙利还算幸运，基础比较好。加入欧盟的东欧十国中最差的保加利亚更是不堪，“警察、司法体系都与黑社会勾结，使之成为欧盟新成员中最腐败的国家”；据说各级选举的选票街上就能买到，从基层到总统选举都有明码标价，注16也不知这种说法的依据何在。假如保加利亚真这么滥，欧盟居然还能让其加入，真是匪夷所思。 

其实，民主的腐败再严重，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而之所以民主政治看上去腐败，专制政治却看上去“清廉”，往往是因为后者没有前者的新闻自由，挖掘腐败很难、风险很大。即便如此，公开发表的数据也不支持民主一定导致腐败的结论，尤其是在对照我们自己的情况之后。根据“透明国际”2013年统计的175个国家、地区的清廉程度排名中，中国排在第80位，处于中间位置，印度和菲律宾则并列第94名。说印度和菲律宾政治“腐败”，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照《中国震撼》的说法，东欧民主政治黑得暗无天日，但是数据显示并非如此：匈牙利排名47、保加利亚排名77，所有东欧转型国家都比中国领先。注17作者说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腐败”，那么对中国的非民主政治该如何评价呢？更何况腐败调查难度很高，腐败“指数”主观随意性较大。如果被调查者知道中国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就能挪用上亿资金，一个能源部副司长就家藏数亿现金，中纪委现场核查竟烧坏好几部点钞机，注18恐怕中国腐败指数还会大幅滑坡。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并不为过。注19 

五是单边抹黑、拒绝对照，在大肆抨击别人的时候闭口不谈自己的问题。譬如书中说到印度的“绿色指数”很差，却对中国自己的大规模生态环境破坏轻描淡写。我查了耶鲁大学公布的“环境表现指数”（EPI）。注20在2014年调查的178个国家、地区中，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瑞士、澳大利亚、卢森堡、新加坡、捷克。印度排名155，确实很落后，但是中国排名118，也好不到哪里。事实上，中国之所以综合指标优于印度，主要是因为环境的健康影响得到较好控制，气候与能源大幅度领先印度，而农业、森林、渔业资源均落后于印度，空气污染更是倒数第三（176名，印度174名），但是这些在书中均不置一词，或即便提到也都作为“前进中可以克服的困难”一带而过。 

《中国震撼》把转型民主与法治说得一无是处，却从不对照中国自己的民主与法治状态――也无法对照，因为GDP是中国唯一的强项，民主和法治则相比于东亚弱国也是我们的弱项。和民主相比，法治指数更乐观一些。据“世界正义项目”2012―2013年的评估，中国司法公正指数在97个国家中排名69，排在越南后面。相比之下，被描写得混乱不堪的泰国排名46，韩国则排名19，仅在美国之后。作者竟大言不惭，把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与法治批得一钱不值，但调查数据的结论恰好相反。英国《经济学人》2012年的统计表明，韩国在参与调查的167个国家中排名20，竟然在美国（21）、日本（23）之前。中国台湾和印度分别排在35、38，属于“瑕疵民主”，但是瑕不掩瑜，仍不失为整体健康的民主，尤其是印度人口众多、经济贫困、教育落后，却仍然和平维持了60年的周期性选举，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国家或地区才是实至名归的东亚骄傲，到了《中国震撼》却全成了负面形象。东欧转型国家一般排名在40～50之间，最末一位保加利亚排名54。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名次（第141位）实在让人乐观不起来。 

六是曲解别国制度，混淆视听。《中国震撼》诋毁新闻自由，为的是说明哪个国家的新闻自由都不是绝对的：“美国不允许报道本・拉登讲话，英国不允许歌颂希特勒，日本不允许批评天皇，泰国不允许开国王的玩笑。”注21但事实上，美国并没有禁止报道本・拉登讲话的法律；之所以看不到拉登讲话，是因为主流媒体不会长篇累牍地报道一个恐怖分子头目的原话。英国禁止的则是否认犹太大屠杀存在的事实，而不是歌颂希特勒的评论；歌颂还是谴责任何人，是公民自由选择的价值取向，是国家不能禁止或强求的。日本和泰国确实不允许批评天皇或国王，但那只是一条单独的禁令而已，能否和全面管控媒体、直接给媒体下指令控制内容相提并论呢？以此来论证“哪个国家的新闻都不自由”，只能是混淆视听。而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在新闻自由和网络言论上的排名比民主指数更靠后。 

七是不择手段自我美化，用管制下的舆论来吹捧管制。作者引用皮尤中心（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2010年的调查显示，高达87%的中国人对国家“满意”，而美国和法国的数字则分别只有30%和26%。注22在舆论受到严格管控的环境下，此类国内民意调查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国外机构来做也改变不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查了这个网站，注23发现这组数据是很不靠谱的。问卷问的是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而从2002年至今的数据稀稀落落，不少国家只有一两个数字。2013年，中国“满意度”仍然居高不下。该年超过80%的只有两个国家，另一个是马来西亚，而它除了2007年之外就没有别的调查数字。如此“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调查有多大公信力？在新闻受到高度控制，百姓不能质疑主流舆论的状态下，这种数字究竟有多大意义？ 

如果引用比较可靠的幸福指数，中国的优越性远非那么明显。2010―2012年间，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曾全面调查156个国家的幸福程度，并发布了《2013世界幸福报告》。注24中国排名93，在匈牙利（110）与印度（111）之前，但是排在菲律宾之后，而卡萨克斯坦、克罗地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为57、58、59、60）、阿尔巴尼亚（62）、白俄罗斯（66）、俄罗斯（68）、立陶宛（70）、爱沙尼亚（71）等中东欧转型国家都排名相对靠前，甚至乌克兰、拉脱维亚、吉尔吉斯斯坦、罗马利亚（分别为87、88、89、90）也排在中国之前。如果带着深度“有色眼镜”选择材料，对自己形象有利的就用，不利的就不用，那么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 

《中国震撼》一书问题实在太多。我不是要一概否定《中国震撼》或任何一种国内左派观点。《中国震撼》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其观点的说服力，而在它可以让我们反思民主体制本身的问题，尤其是为什么印度民主发展得相当不错，却不仅长期陷于贫困，而且也未能保护环境？事实上，西方学者也在不断反思和批评自己的体制。这种现象本身表明宪政体制的健康。无论设计多么完美的制度，在实践过程中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会有缺点、弱点，因而需要批评监督，如此才能纠正错误、不断进步。不幸的是，国内不少“左派”投机取巧，把民主体制所容忍的自由批评当作抹黑民主的污点，抓住一点、无限夸大、混淆视听。其实要写问题，中国的公权腐败、强征血拆、环境破坏……能写出多少本书来？一旦国内的批评声音遭到压制，民众对国外的情况又不明就里，诸如《中国震撼》及国内某些媒体所带来的舆论误导就尤其值得警惕了。 

不论国内“左派”对民主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民主都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绕不过的坎儿。与其诋毁民主、弘扬“国粹”，刻意找一些民主不成功的国家作为逃避民主的心理安慰，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来“论证”某个既定的结论，不如正视自己的问题并对症下药。毕竟，别人好不好终究是别人的事；自己得了病却拒绝吃药，到头来害的还是自己。 

（作者为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