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方强：请问，有人叫黄凯平吗？

世上可能有黄凯平，也可能没有。谁知道呢，中国的facebook上有48个“黄凯平”，但你要找的那个“黄凯平”不在其中。

你说就是那个中国google里，输入“黄凯平”三个字之后，搜索结果排名第一的那个。谁知道这是不是一条狗建的账号啊。你给他的中国twitter留言已经82天了，收到一条回复了么？

你说你有他的电子邮箱——这82天来，他给你回信了吗？

你说你有他的手机号码——这号码已经关机82天了，你确定不是在耍我？

中国的wikipedia说他是民间智库“传知行研究所”的执行所长——你确定中国有民间智库？

传知行研究所是一家工商注册的……——等等，你不是说它是个研究所吗？

比较复杂，你可以看传知行的网站http://zhuanxing.cn ——打不开！

它的创办人是郭玉闪——他能证明黄凯平是他的同事吗？

可以，但是他已经被刑事拘留83天了——他们机构还有谁可以证明黄凯平？

还有一个叫杨子立的研究员——他在哪？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他说他在他的祖国躲起来了——你还敢说这一切不是你虚构的？！

他有一个快两岁的孩子——他知道“黄凯平”三个字怎么写吗？

他妻子说他被北京市公安带走了——给我看公安部门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件。

没有，但是有公安说在看守所——那就去看守所要人。

去了，但是看守所说没有这个人——你继续编。

他爸爸还在他生日的时候给他妻子打过电话——给我电话，我直接和他爸爸沟通。

我不能给你，怕他知道这个消息接受不了！%￥&*%&……！！

现在，一想起凯平，我脑海中就会浮现这段荒诞的对话。像是卡夫卡的小说，又像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但它不是小说，它就发生在我的朋友黄凯平身上。

网上有一张凯平的照片，流传甚广。留着迂腐的八字须，梳个上世纪90年代的二八分头，穿着理工科单身汉特有的灰白T恤，右手叉腰，左手凭栏在一仿古长廊内，一脸坚毅的表情，身后是一排不知写的什么的阴刻石碑。由于他独特的气场，我常常猜测他此时斜跨的背包应该是路边小贩常用的那种小小的、便于放零钱的黑色小包。

这张照片经常被同性恋者拿来讥讽。因为他2012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同性恋可以变成异性恋吗？》，不小心说错了一些话，结果被同性恋社群骂的狗血喷头。其实，这起事故纯粹是无心之失。他自2009年前后加入“被精神病”话题的研究，对“同性恋是精神病”一直持强烈反对态度，怎么可能刻意污名化同性恋人群？只不过，在网上一搜“黄凯平”，他这张饱含天然乡土直男气息的照片就扑面而来，凭添了同性恋社群的几分轻蔑。

虽然09年的时候就和凯平联系过，但大概到了2011年，我们才第一次碰面。在北京。那时候，他刚从网易离职，正式加入传知行。我直到那时才真正见识到一个有态度的网易编辑究竟长啥样——就是网上那张照片的样子，并且延续至今。因为我一直是做反歧视工作的，那次同性恋风波之后，每次见面他都要和我主动讨论一些同性恋的话题，或者生涩地开开这方面的玩笑。比如：方强，我是不适合当同性恋的，你倒是挺适合的。你长的帅！我只能尴尬地笑笑，心想：不长记性，你就是因为这样乱说话才被骂的。

但凯平就是这样的人。说了就说了，做了就做了，哪来那么多的弯弯绕子？可能这就是湖南人性格，我们江浙人不太懂。跟我见过的大部分湖南人一样，他对于自己是湖南人这件事特别自豪，以致于在社交媒体账号上都不忘加上“湘军”二字，好像他真的是曾国藩的子弟兵，想要干点什么。不过，听说他来自娄底，曾国藩的老家，没准祖上还真的是湘军。

传说他出事的那晚，我迅速查看他的新浪微博。果然，发了“不该发的图片”。尽管无法证实这些“不该发的图片”和他出事有什么关系，但看到了图片，我就会在心里确认一下，嗯，这就是凯平会做的事。

因为年龄相仿而又同样不善于表达，在几次会议碰面之后，我们就开启了私聊模式。我不知道凯平的太太清辉是否知道我和凯平的这段不同寻常的友谊，但这三年中的几次见面，我竟然都没见过清辉嫂子。别问我为什么，说不清楚，总之都是凯平安排的。不知道他失联的这段时间里，这一细节有没有被审问过。如果漏掉了，等他出来后，还非得好好审审。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私聊的场景：先在一家小饭店吃饭，吃完饭后他竟然带我去逛国子监。虽然我早就想去，但是万万没想到会和一个男人去。我们很认真地付了60元门票钱，很认真地查看了各种古迹。真的是很认真，认真到碑文上的每一个字好像都看了一遍。也就是在这次，我才感受到，原来凯平是我认识的80后一代中最有文化的一个。国子监的每一处他都能说到让我走神。终于，当他站在193块石碑中也说了这么久的时候，我忍不住夸奖了他一番。他像回答数学题一样认真地告诉我说，他以前来过一次。我心想，你让我来100次我也记不起来那么多啊。我们这是来旅游，不是考古！

回去后我就认真查找了凯平的背景：北师大心理学硕士。这专业做“精神卫生法”研究……还说得过去。但是去了网易，那就太那个什么了一点。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去传知行做税收研究，我本来以为他就是玩玩而已，结果竟然还搞出了一本非常轰动的书《税的真相》。了解了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湖南娄底这地方应该没几个人想要去读心理学硕士吧，心理学硕士应该没几个人会去互联网公司吧，互联网公司的人应该没几个会去干NGO吧，干NGO的人80后应该没几个人会出书吧？但凯平就是这么过来的。我想，他这条路一定走得非常孤独。如果不是他的湖南人性格，估计不会坚持到今天。

从那以后，凯平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渐渐高大了起来。尽管一到夏天，他还是会穿上他那标志性的理工科屌丝T恤，说着非常浓重的湖南普通话，延续着他和北京NGO圈那种伪白领的气氛格格不入的气质。直到有一次，我在地铁站出口茫然地寻找淹没在各种摊贩中间的凯平，脑中瞬时想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这才意识到，凯平其实是个农民。无论他在哪，写了多少报告，获得了多少学位，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他有发自内心的真诚，也很老实，没什么惊天动地的理想，他不过是被知识武装了的农民，并且正在努力为那些没有文化、没有说话机会的农民代言。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大学期间，他一个学心理学的，竟然成了知名学生社团“农民之子”的骨干。

这也让他看起来与北京这座城市格格不入。他的房间里，满满当当摆的都是书。就一个北漂来说，已经近乎奢侈了。我在北京生活的那几年，尽量不买书，忍不住入手了几本，也都存在办公室。凯平似乎感受不到北京的房价，居然还在自己巴掌大的屋子里保留着好多宏大艰涩的社会哲学、经济学书籍。他的那些书，你没法按照《社会契约论》或者《国富论》的速度来阅读，光听书名就知道得准备好笔记本。

在凯平家留宿的那晚，我躺在凯平执意让给我的大床上，努力想弄明白他能把同辈人甩在身后的原因。凯平没有超常的智慧，也不风流，社交圈子也不大，语言表达甚是一般，连笑话都讲得不那么放肆，更别提听起来像吃枪子的湖南普通话了。他在全民用电脑的时代，还在坚持练毛笔字。他慢慢吞吞地读那些难懂的书，完全不顾“出名要趁早”的诱惑。大家28岁都还单着，他竟然小学时代就锁定了未来的老婆。

那天晚上，他给不会做菜的我烧菜吃，还炒了二两肉。给我们准备了法国红酒自己却不喝，说身体不好。在我们一帮单身汉在交流身处帝都如何扩展女性朋友圈的经验时，他也凑过来，假装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他装得好像心里非常痒，真的想要找个新欢似的。

没想到，这竟然是凯平“失联”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刚才，就在纽约广场到处都是“Happy New Year”的呼号的时候，我特别强烈地希望他可以回湖南过羊年春节。

于方强 于2015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