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从圣
1930年代，随着左翼极端势力的崛起，废除君主制，建立社会主义，进行激烈社会改造等极端措施引发了西班牙激烈的社会冲突，终于导致了内战。佛朗哥在内战后成为新的独裁者。
佛朗哥明了自己独裁政权的暂时性，他通过恢复君主制等一系列措施既为自己能够全身而逝，也为未来西班牙民主转型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君主制的恢复解决了国家最高权力（平时名义，危急时刻实际）的归属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权力争斗，抑制了社会冲突的范围和烈度。
国王卡洛斯选定首相苏亚雷斯操盘民主转型。苏亚雷兹通过领袖间亲密的磋商寻求共识和民主转型的出路；各党派再将领袖共识推进到各党各派；最后这些民主共识成为全民共识。
西班牙通过了赦免法律，选择封存甚至遗忘独裁时期的人权罪行来减缓民主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以促进民主共识的实现。
随着新宪法全民公决的通过，西班牙建立了完善的宪法制度。西班牙真正成了一个正常国家，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稳步发展，已经稳居发达国家的行列。
正文：
有人说，每一个独裁者的死亡都是国家和民主的福音。我却要说：独裁者全身而退也许更是国家民主的福音！！！因为，独裁者之所以独裁虽然主要原因是他们想独裁，独裁有无可比拟的特权利益。但也应当看到，独裁者不下台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敢下台，担心人们追究他们独裁时期侵犯人权的罪行。我们应当设法让他们没有这样的恐惧。恐惧只能迫使他们加大压制的力度，从而使国家陷入僵局。
任何独裁者都不是孤立了，其身后都拥有巨大的特权受益者和支持者。如果我们不顾一切地要铲除独裁者及其支持者，我们势必把整个国家推入激烈冲突、分裂，甚至战争中去。这是我们非常痛苦地要给予充分认识的困境。也就是说，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正义的实现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恰恰相反，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良好的民主制度，而为了达到此目标，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对很多正义目标的追求。
1931年，首先在市政选举中共和派获得了压倒性胜利，然后在5月28日在西班牙举行大选中，社会主义——共和执政联盟获胜并取得执政权。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说：“我再也不要看到流出一滴西班牙的血了。”他无奈地宣布退位。
他们以为过去全都是君主的罪过，没有了君主他们就会幸福美满。不，他们错了！有君主的存在，即便最消极地说，他们也有确定而稳定的争斗目标，冲突的烈度也会相当有限。没有了君主，也将意味着西班牙失去了政治秩序、法律秩序，乃至道德秩序的最后依托，他们的争斗将漫无边际，血流成河！更不消说，君主制曾为西班牙民族和人民带来那么多辉煌和自豪。
1931年西班牙新宪法正式执行。他们不顾别人的意愿，仅凭着自己一时的优势而随意地修改国家的根本法。10月14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接任总理，他承诺将国家引入社会主义。
新宪法给予女性选举权、使离婚合法化。
宪法剥夺了西班牙王公贵族的法律特权。
宪法使得天主教会的财产遭到政府控制，同时禁止天主教会对教育部门的干预。
新宪法也使公共设施、土地、银行和铁路国有化。
宪法将国歌更改为西班牙立宪革命时期的《列戈颂》，红蓝紫三色旗成为新的国旗。
不作不死！西班牙，你就作吧！你快了！
西班牙即将要用死亡和鲜血去品尝苦果——无知无畏地废除君主制，建立社会主义的苦果。
他们要废除国王，他们要铲除教会，他们要将女人变成男人，他们要改变人性、建立公有制。不顾传统，甚至不顾天理人性，一意孤行的激烈改革将整个国家拖入激烈的冲突之中。
1932年8月，荷西·桑胡霍借反自治、反改革为由，发动政变，被阿萨尼亚政府平息；在1933年的西班牙大选中，右翼政党获胜，组成以亚历杭德罗为首的右派联合政府。新政府停止了前任政府的大部分改革。
10月4日，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了总罢工。罢工者占领了首府奥维耶多，刺杀官员和神职人员，并放火焚烧剧院和大学。动乱持续到10月19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等人带领军队平息了动乱，使约3,000人丧生、30,000至40,000人被捕，城市也被大规模毁坏。
土地改革政策被叫停以及动乱的失败，使得左翼反抗者变得更为激进，尤其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该党的新领袖主张社会主义革命。
1936年1月7日，西班牙大选再度开始。大选期间，右派政府取消了对一些媒体的管制。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员和加泰罗尼亚、马德里的左翼共和派组成了人民阵线获得胜利，左派再度统治西班牙。
7月17日，西属摩洛哥发生军事叛乱，叛乱很快蔓延到西班牙本土，西班牙内战爆发。到1939年4月1日内战结束。不到三年的内战导致50万人在战争中失去了性命。这在一个只有三千万左右人口的国家中是一个可怕的灾难！在内战的同时，左派对右派，右派对左派都进行了无数的屠杀、虐待等等侵害人权的暴行。曾经尊贵的人的命运不比夏天的苍蝇好多少！
人们不禁要问：不改革能死人啊？慢一点改革能死人啊！可是，历史不能假设，灾难已经发生，而且何止西班牙？苏联、中国、朝鲜、柬埔寨，死人更多，苦难更加深重！但愿未来的人们能够从这些历史中汲取足够多的教训。这甚至也警醒着今天的人们：如何从他们所托庇的专制政权下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
佛朗哥最终获得了内战的胜利。趟过五十万生命留下的深深血河，他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从1939年一直到1975年去世，长达三十六年，佛朗哥牢牢地控制着西班牙。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法西斯政党长枪党为唯一合法政党。他逮捕、枪杀共产党以及其他激进分子，迫使大批西班牙人流亡到欧洲及拉美各国。据估计，有超过20万西班牙人在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初期丧命。[1]真的，面对这样一个残暴的统治者，我们无论如何也爱戴不起来。可是，当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前后各国存在的更加残暴的政权：苏联斯大林政权、中国猫式政权、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这些政权与佛朗哥成功镇压的政权具有相同的性质，我们就会对佛朗哥至少是默默地理解了。
在共和派有苏联、共产国际、各国左派极端势力支持的情况下，佛朗哥不得不求助更有战斗力的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这使得他轻易地被归入法西斯轴心国一方。但佛朗哥却有自己的打算：他巧妙地周旋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但就是不真正投向纳粹的阵营。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西班牙加入战争并使西班牙奇迹般置身于二战战火之外。此举对西班牙人民来说真是需要千恩万谢的大德。他甚至还一度默许西班牙成为犹太人逃亡的一条通道。此举无疑使得英美等同盟国也对他另眼看待。二战终了，希特勒自杀了，东条英机、墨索里尼都被吊死了，法西斯成为过街的老鼠。可就这样，佛朗哥依然岿然不动，继续统治者西班牙直到去世。这真是一个绝顶智慧的独裁者。据说，法国强人戴高乐将军也对佛朗哥非常钦佩。戴高乐在位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敏感，他不敢与佛朗哥接近，一当卸下所有职位，老戴就找个机会向佛朗哥请教维持统治权的妙法。因为老戴虽然强悍，但还是经常被法国人赶下台
他更令人叫绝的智慧是对自己身后，以及西班牙未来的安排。
1947年，佛朗哥拒绝了让他自己登上王位的请求。但同年，他以公决方式通过《继承法》，宣布恢复君主政体，自己取得“摄政王”的称号，并任国家元首。他选中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9岁的胡安•卡洛斯为培养对象，招其回国接受教育。
1969年7月，佛朗哥主动提出卡洛斯一世为接班人，西班牙议会批准卡洛斯为未来的国家元首。
佛朗哥死后两天，1975年11月22日卡洛斯一世登基，王号为胡安•卡洛斯一世。
佛朗哥此举极为高明：他不仅为自己能够全身而逝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为西班牙走向政治现代化，民主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胡安·卡洛斯一世，1938年出生在意大利的罗马，是西班牙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其远祖可追溯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亨利四世。这个世系与欧洲各国王室，如英国王室、希腊王室、奥地利皇室等都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1947年，佛朗哥决定召卡洛斯回西班牙按照王室传统接受严格教育。1954年，卡洛斯毕业于马德里the San Isidro Institute学校，然后参军，并于1955年至1957年在the Military Academy of Zaragoza军事学院深造。1957年他又在Marin海军学校，San Javier空军学校学习。1961年他毕业于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1969年卡洛斯被佛朗哥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作为未来的西班牙国王。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近40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在佛朗哥的葬礼上，只有智利的皮诺切特前来出席。两天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正式宣誓并加冕为西班牙国王，英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大公、美国副总统、联邦德国的总统等各国政要，都前往出席。国际社会显然对这位新国王充满了期待。
然而，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当时整个政府中唯一的“新人”，全套班子都是佛朗哥留下的。他小心翼翼地遵从既有的佛朗哥时期的法律；发誓效忠于“民族运动”的原则；在佛朗哥的议会面前接受王冠；按照既有的组织法任命政府官员。
但胡安·卡洛斯清楚：自己最终的角色，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他必须利用佛朗哥留给他的权力来尽快地、和平地完成这个过渡。
卡洛斯最初按照组织法留任原来佛朗哥政权体系中的阿里亚斯·纳瓦罗为首相。但阿里亚斯·纳瓦罗拒绝改革佛朗哥体制并反对民主化。纳瓦罗明确表示：“只要我还在，只要我的政治生命不停止，我就是佛朗哥事业的执行者。”1976年7月，胡安·卡洛斯一世要求他辞职。之后，在王国理事会推荐的三个名单中，卡洛斯选定了阿道夫·苏亚雷兹作为新一届的政府首脑，寄望他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告别佛朗哥独裁体制。
国王不需要自己有妥帖的方案，娴熟的技巧。他的任务是选择合适的人，然后放手让他干。国王选择苏亚雷兹，因为他相信苏亚雷兹能够说服由佛朗哥主义者组成的议会能够改革佛朗哥体制。这样的改革必须在合法地在既有的佛朗哥体制下进行，并且还能避免军队对政治改革进程的介入。这是有极大难度的一项事业。卡洛斯漂亮地履行了国王的职责，他选对了人。苏亚雷兹虽然只有44岁，却不辱使命，创造性地完成了国王交给他的重任。
国王的使命就是给予首相必要的支持，并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且其他人都无法搞定的情况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力挽狂澜，拯救国家。
1981年2月23日，西班牙发生了未遂军事政变。由莫利纳等高级军官指挥的反叛军人把坦克开到了大街上，并占领了马德里的国家电台和议会，要求恢复佛朗哥时期的制度。胡安·卡洛斯国王在政变领导人来访时借故溜走。当天夜里亲自向各省的军区司令打电话，警告他们同叛乱分子保持距离。各军区司令知道国王对政变的态度后，明确表示不支持政变者。卡洛斯还亲自说服军队的高级领导人站在自己一边。他们中有许多是国王军校时的同学、战友（此时我们才理解传统国王军事教育和军队阅历的意义所在）。卡洛斯甚至披挂上阵，身穿军队总司令的戎装在电视台发表讲话，呼吁人民反对政变，支持国王和政府。他明确表示：“王室不能允许用武力破坏民主进程的企图，哪怕是最微小的行动。”卡洛斯面对政变者大义凛然地说：“除非把我枪毙，否则你们是达不到目的的。”气势汹汹的政变分子看到国王的态度如此坚决，俯首就擒，参加政变的部队也纷纷投诚。就这样，没动一发子弹，没流一滴血，卡洛斯就平息了一次军事政变。
危机结束后，西班牙各政党的领袖手挽手走在马德里游行队伍的前列。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利约还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上帝拯救了西班牙！”
不！不是上帝，是国王拯救了西班牙！西班牙需要国王，只有国王才能使充满敌意的各派领袖携起手来，面向未来。
1990年代末期，巴斯克恐怖分子策划一次死伤很严重的爆炸案。卡洛斯国王罕有地在电视上发表宣言：恐怖“应该够了！”。他这一亮相再次逼使国内各个分离组织重回谈判桌上。
2007年，在智利举行的第十七届伊比利亚——美洲高峰会议中，狂妄无比的查韦斯多番打断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的发言。卡洛斯忍无可忍，当场斥责：“为什么你不闭嘴？”当场就让这个独裁者灭了火。
每年有成千上万人骂查韦斯，但不如国王的一骂让人解恨。这一骂立刻成为全球的新闻焦点。
在近代世界各国实现民主的历程中充满着曲折和苦难，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死掉了。卢梭的民主主权学说原本想为人民带来福祉。但我真不好评估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人民承受的苦难和牺牲能否抵得过其得到的好处。人们犯了许多错误，其中之一就是错误地将君主当成了民主势不两立的敌人。
2011年4月29日，英国王子威廉的婚礼仪式，不仅吸引了英国，更吸引了全世界各国的目光。这一事实表明，君主制这一最为古老的政治体制到今天仍然是充满魅力和生命力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英国乃是开创了近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国家，我们就不能不反思：君主与民主宪政难道不是很好的共存着吗？如果民主与君主并非水火不容，推翻君主制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群居的动物都有一个王，蚂蚁有蚁王（后）；蜜蜂有蜂王；狼群有狼王，猴群有猴王。人类的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也都可以追溯到其先前的一个王。直到今天为止，人类绝大部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可以归结为“王国史”。这一事实表明，王的存在是一种“自然规律”，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更深刻的原因或许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认识。
一个基本的理解是，任何一个统一的社会都需要一种统一的秩序；而一个统一的秩序一定能够追溯到一个原点。秩序的建立离不开权力，权力的阶梯也必然要追溯到一个最高权力。“王”便是基于社会的这种需要而自然产生出来的秩序的原点，权力的最高点。
这就是说，无论现实社会中是否有一个头衔为“王”或“皇帝”的人，总有人会拥有着与君主地位和权力相当的一个人。
如果这个逻辑存在的话，废除君主制的意义就十分有限了。因为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君主制事实上已经身处一系列的规矩和惯例之中了；而新建立的“君主”，尽管其名称可能改成了总统或主席，却没有任何成规去约束他们。
因此，我们在现代社会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领袖，尽管他们没有君主的头衔，他们的权力却远远超出历史上君主，他们的暴虐程度也超过有史以来的任何君主，希特勒、斯大林、老猫、萨达姆、卡扎菲等等。
君主在一个国家内是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乃至道德秩序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保障者；推翻了君主，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马上就会进入了理想的民主社会中。推翻君主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并使一个国家迅速进入秩序重建的过程中。而在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暴力手段，并建立一个新型的专制政权，正如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
极其复杂的政治民主化，政治现代化在西班牙就这么简单：选择一个传统的，无可争议的世袭国王继承人。简单的原因是没有什么可争的：你不能做国王，我也不能做国王，因为我们都不具备这样的血统，这样的唯一性。（选择9岁的老国王的孙子，而不选前国王的儿子，也能看出这个独裁者的精明。）
英国和西班牙的经验表明：君主制可以与民主制度很好地兼容，非但如此，君主甚至可能成为民主制度的捍卫者。
事实上，不仅是英国和西班牙，还有其他的更成功，更令人惊异的历史经验。
1830年10月4日比利时从荷兰独立后，国会很是发愁，因为他们没有国王。于是他们满欧洲找王子，找到的是德国萨克森——科堡——萨尔菲德公爵的幼子，即后来的利奥波德一世。比利时国会问利奥波德是否愿意成为比利时国王，他答应了。他还真不是随便答应的，此前他就拒绝了希腊的同样请求。1831年7月17日利奥波德在比利时登陆，7月21日他向比利时宪法宣誓，这一天甚至成为比利时的国庆节。
瑞典发生的故事更有趣。1809年瑞典通过了宪法，此时的国王是卡尔十三世。可是这个国王没有子嗣，真愁杀人也。当时拿破仑势头正猛，看来与拿破仑为敌对打是没戏了。1810年，在大臣卡尔·奥托·莫尔奈的策划下，议会干脆选举法国元帅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做瑞典的亲王和摄政，统帅瑞典军队。11月，这个法国元帅被卡尔十三世收为养子，并更名为卡尔·约翰。一直到现在，瑞典的国王都是这个法国元帅的后代。
还有挪威。1905年，瑞典解除了与挪威的联邦关系。同年11月，挪威在一次全民公决中以压倒多数反对共和制，支持君主立宪制。大局既定，可挪威王室中却没有合适的男性子嗣来担当大统。挪威请求瑞典能派一位王子出任挪威国王，但被瑞典王室拒绝。无奈，挪威转而求助丹麦。全民公决之后，来自格吕克堡家族的丹麦王子卡尔以哈康七世的名义登基。同样，今天的挪威国王就是他的后代。
当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当人们为了追求民主而将一个个世系显赫的君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德国的霍亨索伦，俄国的罗曼诺夫，土耳其奥斯曼，中国的爱新觉罗，推翻在地的时候，瑞典挪威这些国家却让人费解，甚至如此牵强地建立君主制度。
今天，当我们查阅那些国际组织的各种指数：民主指数，自由指数，幸福指数，人均GDP，人类发展指数，廉洁指数……，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国家的指数都高高在上！在君主的护佑下，他的人民那个幸福呀，可就别说了！
在君主的护佑下，他们的民主过渡得平滑而柔和。在君主的护佑下，他们的人民默默地，悄无声息地幸福着。
然而，对于其他国家，这毋宁说是不幸的一个原因。他们的默默幸福产生不了惊心动魄的故事，没有人哪怕稍稍地正眼看一下，更别说去效仿他们了。当世界各国的人民看到追求民主革命的激情澎湃，跃马横刀的英雄豪杰，他们心神向往，却根本无视这些英雄背后由鲜血与泪水构成的滚滚波涛。
由独裁到民主，西班牙的政治转型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最成功的范例。它是怎么做到的呢？用一个字概括就是“谈”出来的。更具体地说，是通过各党派政治领袖之间密切磋商，达成默契，然后由各政党领袖将他们的共识贯彻到各自的政党中去，然后再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立法，或全民公决的方式加以固定并法律化。
这个顺序与通常、表面上理解的民主理论有很大的差距。无论人民主权学说，还是社会契约理论都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作为人民共同意志的契约是由人民自下而上一点一点达成的。但这个理论过于抽象和浪漫。在实际操作中则很容易将社会细部的差别与矛盾表面化，扩大化，从而使整个社会、国家难于达成共识和契约。毕竟一个国家有数以千万计，相互差异的个体组成，指望他们达成契约，谈何容易？而由三、五个政治领袖磋商并达成共识则要容易得多。
（1）通过信使与流亡共产党领袖“谈”。
首先是卡洛斯国王早在其成为国王之前就试图打破坚冰，通过“谈”来化解政治僵局。1975年，佛朗哥的生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卡洛斯开始筹划西班牙的未来：未来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怎样促成多党合作。而最困难的，是怎样让最为对立的共产党参与到和平的政治改革中来。卡洛斯想起了有一面之交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认识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卡洛斯极其秘密地派遣可靠的信使，通过齐奥塞斯库给卡利约捎口信，双方达成默契：卡洛斯加冕后将促使共产党合法化；在政治改革之前，卡利约领导的西班牙共产党不发动暴力革命。共同为政治改革争取时间和回旋的余地。
当然，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实际操盘手是国王选定的首相阿道夫·苏亚雷兹。国王之所以选定苏亚雷兹，看中的恐怕也正是苏亚雷兹非凡的沟通交际能力，超常的“谈”的能力。
苏亚雷兹是佛朗哥体制内的小字辈。他从参加青年组织开始，一步步向上攀升，30岁出头就担任了省长，后来担任官方电视台台长。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他是“民族运动”的副秘书长，掌管意识形态。他被看成是佛朗哥体制内可靠的接班人。
（2）同原体制内保守派将军谈。
民主转型就意味着原有享有垄断利益的政党和军队放弃特权。与虎谋皮，能成功吗？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政治改革计划，主要是政党合法化。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共产党是佛朗哥政权的死敌，将军们最关心政党合法化是否包括共产党。苏亚雷兹回答将军们，以共产党现在的状态，不可能合法化。这让将军们放下心来，他们承诺支持苏亚雷兹的政治改革。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没有反对。
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这些议员清楚：他们通过政治改革法就是要自己亲手断送自己的特权和利益。西班牙的经验表明：旧体制自身启动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对派来推翻是可能的。毕竟，人并不单纯是一个利益动物，独裁专制违背公义，必须改变！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为“政治改革法”举行全民公投，7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高达94.2％的人赞同。
（3）同温和反对派领袖谈。
为充分营造良好的，信任的政治氛围，苏亚雷兹同可接受的温和反对派沟通。其中，社会党是西班牙左派历史最悠久的党，但它的领袖是年仅32岁，有现代风格的年轻人。苏亚雷兹和冈萨雷斯多次会谈，双方都留下很好印象。会谈中，冈萨雷斯不拘于意识形态的束缚，明确表示：在现有政权框架下，只要能达成自由选举的国会，就是一种民主突破了。他为首相的谦卑、虚怀若谷的风度所折服。西班牙政坛上两位政治明星，选举上的对手，一个偏右一个偏左，却长久保持了友谊。民主制度下，竞争领袖之间，对立政党之间，不仅仅是敌对斗争的关系，更是合作共赢的关系。谁又能说，他们之间友谊不是西班牙整个国家的福祉呢？比较一下乌克兰政治领袖之间箭拨弩张的对立仇视，进一步导致国家的灾难，就能够理解他们的友谊对于西班牙是多么重要啊！
1976年12月23日，即公民表决后仅仅8天，苏亚雷斯首次正式会见反对派。
（4）同原政权的死敌共产党谈。
西班牙共产党是内战期间共和政府的中坚力量，是佛朗哥政权的死敌。这个党自从内战结束就一直没有中断组织活动的唯一政党。尽管它处于地下状态，受到镇压，但它有严密的组织、明确的纲领，有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员，它的活动小组甚至覆盖了角角落落的整个西班牙。流亡法国的总书记卡利约有效地领导着这个组织，而在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共产党更是迅速扩大，1975年发展到将近两万，1976年则增加有十万党员。就这样一个有强大组织能力的政党，由于体制内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还处于非法状态。
1977年2月27日，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密谈，达成协议。苏亚雷兹要求共产党公开宣布，承认君主制，采纳王室旗帜，放弃暴力革命，遵从法律和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这个前提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共产党合法化，让共产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
1977年4月的一个周末，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流亡国外38年的领袖们回到西班牙。
（5）就选举规则等谈出基本共识后进行奠基性的“第一次大选”
民主选举是分配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而权力的争夺常常是你死我活的。因此，大选搞得不好迅速就会引发新的全国性的动乱。西班牙能够转型成功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苏亚雷兹能够秉持公心推进改革，建立公平的规则，这就意味着他自己可能将在大选之后下台。他没有试图操纵选举把持权力。而能够做到这一点与西班牙此前采用的君主制密切相关。在君主之下，苏亚雷兹的权力本来就不是终身的，而是取决于于原体制的提名，国王的任命。
通过与体制内保守派谈，与温和反对派谈，甚至与原死敌共产党谈，这样在与民主选举主要参与各方领导人都达成了基本共识以后，下面的选举就水到渠成了。先前的密切磋商使得失败的一方能够平和地接受选举结果，而不是纠缠不清，再通过规则以外的街头运动谋取权力。
西班牙新选举法在1977年3月采用，该法保证了西班牙的选举系统与其他自由的议会民主制国家相同。
1977年6月15日，西班牙成功举办了民主转型后的第一次选举。首相苏亚雷兹带领的民主联合会，获得最多票34％，将继续负责政府；冈萨雷斯领导的社会党获得28.9％的选票；共产党只得到9.2％的民众选票。这是西班牙历史上值得骄傲的日子。选举结束后，西班牙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罕见的合作气氛：左翼卡利约、右翼佛拉加这两位老人，中间的冈萨雷斯和苏亚雷兹这两位年轻人，都称赞西班牙民众在选举中的表现。这与内战前的对立状态已经完全不同。
（6）选举后为了共度危机，与所有党派领袖再谈。
民主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通常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会伴随着经济萧条。刚刚脱胎的民主制度极其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夭折。不负责任的野心家可能利用经济困难向当权者发难夺权，这样民主制度十有八九就被葬送了。
几乎和苏亚雷兹开启政治改革同时，西班牙遭遇又一次经济危机。从1973年到1977年，西班牙通货膨胀率一直在15%左右，居高不下，失业率增加了两倍半。失业人口中，只有一半能得到福利救济。于是，民生困难、罢工增加，西班牙成为当时欧洲国家中罢工率最高的国家。
初生的西班牙民主能挺过去吗？谈！
1977年9月，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包括社会党的冈萨雷斯，共产党的卡利约，右翼人民联盟的佛拉加，以及加泰罗尼亚政党和巴斯克地区政党的领导人，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苏亚雷兹要防止经济困难造成政治分裂，他干脆把所有党派都请到家里来谈。10月，他们宣布，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四十页的文件，各党派的三十一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根据这个盟约：政府将本国货币本赛塔贬值；实施税收改革，增加个人所得税；工资调整不再根据现有通货膨胀率而是根据预期膨胀率等等。这些措施实际上是要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忍受经济困难。在野党承诺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和民众的失望来给执政一方制造麻烦，而是帮助政府说服群众忍让。当时，距离佛朗哥去世还不到两年，距离大选之后不过四个月，落选的各党，还在吞咽失败的苦果。最大的两个在野党，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攻击苏亚雷兹领导的政府，从而争取更多的民心。在西班牙失业率几乎接近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水平，民主改革最困难的时候，西班牙在野党及其领袖为了国家的未来，选择与执政党共度难关。蒙克罗阿盟约让我们看到两个在野党的成熟和伟大。
（7）怎么谈？“闲”谈，而不是正式的会谈。
苏亚雷兹是谈的高手。而苏亚雷兹擅长的谈，不是政治家们的正式会谈，而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另一个西班牙人的面谈，“闲谈”。这种谈，不能在会议室里，而通常是在饭店里、酒吧里。在场的不是秘书工作人员，而是饭店侍者。桌子上不一定有文件笔记，却一定要有香槟葡萄酒。还有，这样的谈没有时间的限制，喝着酒，可以无穷无尽地谈下去。最后，把政敌谈成朋友，把分歧谈成合作。
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所以，这种政治沟通方式在西班牙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他们甚至总结出经验：必须在饭店酒馆这种公开场所，必须随心所欲，没有议程，没有规定议题，没有非要达成的结果。还有，人不能太多，否则气氛出不来。
苏亚雷兹为西班牙开创了新的政治运作形式：就是坐下来谈，谈到能达成共识为止，此所谓“求同政治”。在真诚的愿望下，在良性的民主制度下，西班牙的政治不再是斗争的，而是竞争者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的政治。
没有谈不成的分歧；没有化解不了的仇恨。民主就是说服与包容；而没有妥协与合作的民主更是万万不能的。
（8）民主包容的底线：民主不容极端，民主不容暴力。
毫无疑问，民主也不能无条件、无限度地包容。这个包容的底线就是：民主制度不容许颠覆，毁灭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容许人民犯错误，容许人民昏头昏脑地做出错误的选择；但民主制度决不允许从此断绝了选举本身，民主必须给人民重新选择，改正错误的机会。
1930年代，德国人民将选票投给了纳粹，使他们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虽然没过半数），但纳粹却借着执政的机会铲除了一切政党，一切反对派，从此将德国引入了不可逆转的灾难之中。
1940年代，东欧国家的人民在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的帮助下将一个个反对派、反对党消灭殆尽，从此根绝了人民重新选择的机会，开启了长达四十余年的独裁统治。
信奉民主制度的人民必须牢记这些用鲜血、泪水和苦难换来的历史经验。
当一个政治领袖，一个政党执意宣传暴力，并致力于用暴力推翻民主制度时，他们必须率先被压制；
当一个政治领袖，一个政党执意宣传宗教极端，并致力于建立排他的宗教极端政权的时候，他们必须率先被抵制；
当一个政治领袖，一个政党执意宣传种族主义，并致力于建立排他的种族主义政权的时候，他们必须率先被控制；
当一个政治领袖，一个政党完全不顾他人意愿，宣传极端意识形态并致力于极端的社会政治改革，例如实行彻底公有制（其没收政策几乎等同于全面的抢劫），他们必须率先被抵制。
当一个政治领袖，一个政党邪恶地渲染阶级矛盾，宗教矛盾，种族矛盾，地区矛盾，必欲致国家于分裂，甚至于内战的境地，他们必须率先被控制。
当所有的手段已经不能制止国家和民主制度沦于灭亡，民主的忠诚卫士不得不采用暴力手段才能捍卫民主制度，那么，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如果内战不可避免，那就只好交由上天去做最后的裁断吧。
民主转型中最让人纠结和两难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独裁统治，如何处理过去大规模侵犯、甚至残害人权的历史。如果高调声明不追究独裁统治期间的人权犯罪，则可能纵容统治者无所顾忌，为所欲为；而如果高调声称追究人权犯罪，甚至就以某些人权犯罪事件作为施压和推进的手段，则统治者又可能更加强化独裁统治，将一切要求民主的努力都扼杀在萌芽之中。
西班牙的选择是封存，甚至是有意遗忘过去的不堪记忆。这种选择让人很不甘，但也很无奈。人们需要理解：在人类的大多数历史中，对正义的追求在最高权力层面上是很难实现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绝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对于那些成功地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奸雄、大盗，人们根本无力在他们身上求得公平正义。他们本身已经成了新的秩序，甚至是新的正义规则的起点。
仅仅在最近的一些年，情况才稍稍有了些许的进步：希特勒被逼自杀了；齐奥塞斯库被乱枪打死了；米洛舍维奇被关到监狱窝囊死了；萨达姆被抓住绞死了；卡扎菲被人像死狗一样地乱枪打死并拖来拖去。但是，我们都能看到：为了做到这一点，普通的人民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和牺牲！
即使在当今世界，人们很多时候仍不得不在这一追求正义的事业上无能为力。国际法庭已经宣布了巴希尔是屠杀人民的罪犯，但他还在那里当苏丹的总统。人人都厌烦金三胖的暴虐统治，但全世界人民依然眼看着他残害人民而无动于衷。包括阿拉伯各国，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谴责巴沙尔的独裁暴虐，但他仍然拒不下台。三年多的内战已经造成了十几万叙利亚人死亡，国家被炸得残破不堪。
1977年《西班牙大赦法》公布实施。根据这个法律，不再调查、起诉佛朗哥时期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尽管受到多方质疑，西班牙没有改变，该法至今仍然有效。
西班牙选择封存、遗忘佛朗哥时期的人权犯罪，在很大程度上与国王卡洛斯有关。卡洛斯不到十岁即被佛朗哥选定，并在佛朗哥的监护之下受教育。在王位继承顺序上，卡洛斯越过了他的父亲——胡安亲王，显然这是佛朗哥的安排。佛朗哥自己没有儿子，卡洛斯说长期的监护关系使得佛朗哥在感情上把卡洛斯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虽然沉默寡言的佛朗哥自己没有明说过。也正是依赖着佛朗哥的这个独裁体制，卡洛斯成为了西班牙的国王。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让卡洛斯去彻底清算、惩罚佛朗哥时期的人权犯罪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经历如此之多的苦难，西班牙的政治领袖已经更理智，更成熟了。卡洛斯一世说：为了伸张正义而坚持清算，却陷入复仇和个人仇恨，这绝非一个好主意。他不断强调，西班牙需要平稳过渡：“在旧制度和我们要的民主制度之间，不要有突然转折点和断裂点”。
民主过渡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巨大的工程。它必须缩减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否则，它可能在任何一个不起眼的枝节问题上翻车，倒退，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事政治改革的领导人必须慎之又慎。最近的乌克兰民主失败有一个原因是争吵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能否使用俄语。显然，相对于民主过渡这一大业，这是个屁事。但是，历史上，这样的屁事铸成大错可绝非个别。从一个角度看，历史上的许多民主变革都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把太多的国家改造，社会改造的任务统统地掺合了进来。就拿西班牙来说，1930年代的政治家不能说他们的民主理想不真诚，但他们既要民主，又要废除君主制，又要抛弃宗教，又要土地改革，又要妇女解放，又要公有制，又要……，他们要得太多了。结果欲速则不达，不但什么也要不到，还带来了一场死亡五十余万的内战惨剧。
那么民主转型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多党竞争选举。除此之外的目标和任务都可能是民主转型的干扰，甚至阻碍。
也就是说，清算历史，追究过去的人权犯罪不是民主转型的核心目标，至少不是一个紧要的目标。
具体到西班牙，如果坚持要清算历史，追究过去的人权犯罪，那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民主转型立刻变得复杂，纠结，困难重重。
卡洛斯领导的统治集团是一个历经死亡五十万人血腥内战夺得政权的，之后又经历了36年的独裁统治。卡洛斯加冕后选定的第一个首相那瓦罗在内战时期执掌右翼军事法庭，曾被左翼称为“马拉加屠夫”。
右翼政党的领导人佛拉加，是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内务部长，专管镇压，一直被左翼称为法西斯分子。
在独裁政权下受迫害的一方是否好一些？在一个杀红了眼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谁能保证理智地，按照人权法标准去对待仇敌？不，他们一样血腥。在1930年代西班牙左翼当权的时候，不仅右翼无法生存，左翼之异端也无法生存。连中层阶级也人人自危，大量看上去“非无产阶级”的无辜者被捕，被抓原因只不过是走在街上系了领带戴了礼帽。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内战时23岁，掌管战时马德里的治安。当时模范监狱关押了五千囚犯，其中有很多人在一个小村子被秘密屠杀。西班牙人一直认为，当时负责治安的青年卡利约必须对此负责。
如果当时的西班牙坚持清算，把这些人和事都翻腾出来，民主转型还怎么往下进行？
所幸，西班牙民主转型的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国王卡洛斯1938年生；首相苏亚雷兹1932年生；主要反对党领袖冈萨雷斯1942年生。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和最残暴的佛朗哥统治初期，他们三个人还很小，甚至还没有出生。也就是说，当1975年西班牙启动民主转型的时候三个最重要的领导人并没有历史负担。对原独裁大佬来说，苏亚雷兹这样的后辈晚生不会追究他们前任父辈的罪责；而对于西班牙在野的共产党等党派大佬来说，也不会认为选择不追究是为了逃避自己罪责。他们不必背负历史负担，可以轻松地充当对立仇杀的前辈们的中介和桥梁。
时间可以抚平人们的心灵创伤；时间也可以淡化人们之间的血海深仇。
1977年6月15日，佛朗哥死后仅一年半，西班牙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大选。互相之间仇杀了四十余年的佛朗哥党人和共产党人选进了同一个议会。这其中有专事镇压共产党的独裁政权的内务部长佛拉加；也有最具感召力，以“热情之花”名扬西班牙的共产党前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7月13日，新国会第一次会议开幕。首相苏亚雷兹满面笑容，亲自在门口迎接81岁高龄，流亡国外近40年的“祖母级”的热情之花，一路护送到议长席上。她宣布：西班牙国会开幕！
行笔至此，我泪流满面。人们之间，无论鸿沟有多深，仇怨有多大，一定能够找到弥合的办法。民主定能胜利；人类必有未来。
1978年12月6日，西班牙就新宪法进行了全民公决，有67.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高达91.8%的人支持新宪法。这个投票结果反映了西班牙人民对民主转型极高程度的“共识”。人们不要忘记，此前为达成共识，苏亚雷兹与各党派领袖进行了不计其数的密切磋商。人们也不要忘记，在此之前各党派经过了17个月的艰苦协商，克服了各自政见和意识形态等各种分歧，终于达成了最后的共识——宪法。至此，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基本完成了。
不，宪法与民主不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结果；宪法与民主乃是各个阶级、各个宗教、各个种族……，摒弃偏见，弥合冲突，抛弃仇恨而寻求共识的结果。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暴力革命乃是反抗压迫，荡涤丑恶，建立理想社会的正途。不，他们错了。在人类的各种丑恶与犯罪中，没有比杀人罪恶更大的了。暴力革命乃是大规模内战，大规模灭绝性的杀人犯罪。他们以实实在在地，大规模地杀人去追求虚妄的、无从实现的理想社会；他们以人间最残酷的犯罪行为去清除贪污、卖淫等等微不足道的小小过错，更不用说他们还要清除纯粹就是想象中的剥削了。无论从逻辑上，经验上，还是从结果上，他们都是颠倒的，荒谬绝伦的。暴力革命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带来更多、更大的新问题。
不用暴力革命，民主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说佛朗哥独裁统治比左翼极端政权更好，因为他们不像极左派满脑子理想社会，随意地根据自己的想象去改造国家和社会。只要你不威胁他的统治，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治大国若烹小鲜”，国家岂是面团，任由你们揉捏？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比较而言，佛朗哥独裁政权反而更道法自然。
一当独裁政权稳定下来，它也会设法发展经济。但西班牙面临的国际形势相当恶劣，顶着法西斯的恶名，国际社会都不愿意与西班牙交往。一直到1959年，西班牙的情况开始有所改观，这一年，佛朗哥政权制定了“稳定发展计划”。1960——1965年，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了8.6%；1965——1975年增长率则达到了6.3%。反而是民主转型以后的十年西班牙经济进入了徘徊发展的阶段，例如1975——1982年年均仅增长了1.5%。1986年以后，西班牙经济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增长率经常超过了周边欧共体国家，被称为“西班牙奇迹”。到2013年，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第13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9851美元（比较中国9844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稳居发达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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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独裁者全身而退也许更是民主转型的福音！
王从圣
摘要：
1930年代，随着左翼极端势力的崛起，废除君主制，建立社会主义，进行激烈社会改造等极端措施引发了西班牙激烈的社会冲突，终于导致了内战。佛朗哥在内战后成为新的独裁者。
佛朗哥明了自己独裁政权的暂时性，他通过恢复君主制等一系列措施既为自己能够全身而逝，也为未来西班牙民主转型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君主制的恢复解决了国家最高权力（平时名义，危急时刻实际）的归属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权力争斗，抑制了社会冲突的范围和烈度。
国王卡洛斯选定首相苏亚雷斯操盘民主转型。苏亚雷兹通过领袖间亲密的磋商寻求共识和民主转型的出路；各党派再将领袖共识推进到各党各派；最后这些民主共识成为全民共识。
西班牙通过了赦免法律，选择封存甚至遗忘独裁时期的人权罪行来减缓民主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以促进民主共识的实现。
随着新宪法全民公决的通过，西班牙建立了完善的宪法制度。西班牙真正成了一个正常国家，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稳步发展，已经稳居发达国家的行列。
正文：
1．引言。
有人说，每一个独裁者的死亡都是国家和民主的福音。我却要说：独裁者全身而退也许更是国家民主的福音！！！因为，独裁者之所以独裁虽然主要原因是他们想独裁，独裁有无可比拟的特权利益。但也应当看到，独裁者不下台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敢下台，担心人们追究他们独裁时期侵犯人权的罪行。我们应当设法让他们没有这样的恐惧。恐惧只能迫使他们加大压制的力度，从而使国家陷入僵局。
任何独裁者都不是孤立了，其身后都拥有巨大的特权受益者和支持者。如果我们不顾一切地要铲除独裁者及其支持者，我们势必把整个国家推入激烈冲突、分裂，甚至战争中去。这是我们非常痛苦地要给予充分认识的困境。也就是说，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正义的实现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恰恰相反，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良好的民主制度，而为了达到此目标，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对很多正义目标的追求。
2．废除君主制与极左势力崛起将西班牙引入战争的深渊之中。
1931年，首先在市政选举中共和派获得了压倒性胜利，然后在5月28日在西班牙举行大选中，社会主义——共和执政联盟获胜并取得执政权。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说：“我再也不要看到流出一滴西班牙的血了。”他无奈地宣布退位。
他们以为过去全都是君主的罪过，没有了君主他们就会幸福美满。不，他们错了！有君主的存在，即便最消极地说，他们也有确定而稳定的争斗目标，冲突的烈度也会相当有限。没有了君主，也将意味着西班牙失去了政治秩序、法律秩序，乃至道德秩序的最后依托，他们的争斗将漫无边际，血流成河！更不消说，君主制曾为西班牙民族和人民带来那么多辉煌和自豪。
1931年西班牙新宪法正式执行。他们不顾别人的意愿，仅凭着自己一时的优势而随意地修改国家的根本法。10月14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接任总理，他承诺将国家引入社会主义。
新宪法给予女性选举权、使离婚合法化。
宪法剥夺了西班牙王公贵族的法律特权。
宪法使得天主教会的财产遭到政府控制，同时禁止天主教会对教育部门的干预。
新宪法也使公共设施、土地、银行和铁路国有化。
宪法将国歌更改为西班牙立宪革命时期的《列戈颂》，红蓝紫三色旗成为新的国旗。
不作不死！西班牙，你就作吧！你快了！
西班牙即将要用死亡和鲜血去品尝苦果——无知无畏地废除君主制，建立社会主义的苦果。
他们要废除国王，他们要铲除教会，他们要将女人变成男人，他们要改变人性、建立公有制。不顾传统，甚至不顾天理人性，一意孤行的激烈改革将整个国家拖入激烈的冲突之中。
1932年8月，荷西·桑胡霍借反自治、反改革为由，发动政变，被阿萨尼亚政府平息；在1933年的西班牙大选中，右翼政党获胜，组成以亚历杭德罗为首的右派联合政府。新政府停止了前任政府的大部分改革。
10月4日，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了总罢工。罢工者占领了首府奥维耶多，刺杀官员和神职人员，并放火焚烧剧院和大学。动乱持续到10月19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等人带领军队平息了动乱，使约3,000人丧生、30,000至40,000人被捕，城市也被大规模毁坏。
土地改革政策被叫停以及动乱的失败，使得左翼反抗者变得更为激进，尤其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该党的新领袖主张社会主义革命。
1936年1月7日，西班牙大选再度开始。大选期间，右派政府取消了对一些媒体的管制。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员和加泰罗尼亚、马德里的左翼共和派组成了人民阵线获得胜利，左派再度统治西班牙。
7月17日，西属摩洛哥发生军事叛乱，叛乱很快蔓延到西班牙本土，西班牙内战爆发。到1939年4月1日内战结束。不到三年的内战导致50万人在战争中失去了性命。这在一个只有三千万左右人口的国家中是一个可怕的灾难！在内战的同时，左派对右派，右派对左派都进行了无数的屠杀、虐待等等侵害人权的暴行。曾经尊贵的人的命运不比夏天的苍蝇好多少！
人们不禁要问：不改革能死人啊？慢一点改革能死人啊！可是，历史不能假设，灾难已经发生，而且何止西班牙？苏联、中国、朝鲜、柬埔寨，死人更多，苦难更加深重！但愿未来的人们能够从这些历史中汲取足够多的教训。这甚至也警醒着今天的人们：如何从他们所托庇的专制政权下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
3．两害之中有益的独裁者：佛朗哥的智慧与遗产。
佛朗哥最终获得了内战的胜利。趟过五十万生命留下的深深血河，他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从1939年一直到1975年去世，长达三十六年，佛朗哥牢牢地控制着西班牙。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他取消其他一切政党，法西斯政党长枪党为唯一合法政党。他逮捕、枪杀共产党以及其他激进分子，迫使大批西班牙人流亡到欧洲及拉美各国。据估计，有超过20万西班牙人在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初期丧命。[1]真的，面对这样一个残暴的统治者，我们无论如何也爱戴不起来。可是，当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前后各国存在的更加残暴的政权：苏联斯大林政权、中国猫式政权、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这些政权与佛朗哥成功镇压的政权具有相同的性质，我们就会对佛朗哥至少是默默地理解了。
在共和派有苏联、共产国际、各国左派极端势力支持的情况下，佛朗哥不得不求助更有战斗力的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这使得他轻易地被归入法西斯轴心国一方。但佛朗哥却有自己的打算：他巧妙地周旋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但就是不真正投向纳粹的阵营。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西班牙加入战争并使西班牙奇迹般置身于二战战火之外。此举对西班牙人民来说真是需要千恩万谢的大德。他甚至还一度默许西班牙成为犹太人逃亡的一条通道。此举无疑使得英美等同盟国也对他另眼看待。二战终了，希特勒自杀了，东条英机、墨索里尼都被吊死了，法西斯成为过街的老鼠。可就这样，佛朗哥依然岿然不动，继续统治者西班牙直到去世。这真是一个绝顶智慧的独裁者。据说，法国强人戴高乐将军也对佛朗哥非常钦佩。戴高乐在位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敏感，他不敢与佛朗哥接近，一当卸下所有职位，老戴就找个机会向佛朗哥请教维持统治权的妙法。因为老戴虽然强悍，但还是经常被法国人赶下台
他更令人叫绝的智慧是对自己身后，以及西班牙未来的安排。
1947年，佛朗哥拒绝了让他自己登上王位的请求。但同年，他以公决方式通过《继承法》，宣布恢复君主政体，自己取得“摄政王”的称号，并任国家元首。他选中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9岁的胡安•卡洛斯为培养对象，招其回国接受教育。
1969年7月，佛朗哥主动提出卡洛斯一世为接班人，西班牙议会批准卡洛斯为未来的国家元首。
佛朗哥死后两天，1975年11月22日卡洛斯一世登基，王号为胡安•卡洛斯一世。
佛朗哥此举极为高明：他不仅为自己能够全身而逝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为西班牙走向政治现代化，民主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4．曾经流血成河的民主困局，西班牙选定一个国王便可轻松化解。
胡安·卡洛斯一世，1938年出生在意大利的罗马，是西班牙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其远祖可追溯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亨利四世。这个世系与欧洲各国王室，如英国王室、希腊王室、奥地利皇室等都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1947年，佛朗哥决定召卡洛斯回西班牙按照王室传统接受严格教育。1954年，卡洛斯毕业于马德里the San Isidro Institute学校，然后参军，并于1955年至1957年在the Military Academy of Zaragoza军事学院深造。1957年他又在Marin海军学校，San Javier空军学校学习。1961年他毕业于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1969年卡洛斯被佛朗哥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作为未来的西班牙国王。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近40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在佛朗哥的葬礼上，只有智利的皮诺切特前来出席。两天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正式宣誓并加冕为西班牙国王，英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大公、美国副总统、联邦德国的总统等各国政要，都前往出席。国际社会显然对这位新国王充满了期待。
然而，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当时整个政府中唯一的“新人”，全套班子都是佛朗哥留下的。他小心翼翼地遵从既有的佛朗哥时期的法律；发誓效忠于“民族运动”的原则；在佛朗哥的议会面前接受王冠；按照既有的组织法任命政府官员。
但胡安·卡洛斯清楚：自己最终的角色，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他必须利用佛朗哥留给他的权力来尽快地、和平地完成这个过渡。
卡洛斯最初按照组织法留任原来佛朗哥政权体系中的阿里亚斯·纳瓦罗为首相。但阿里亚斯·纳瓦罗拒绝改革佛朗哥体制并反对民主化。纳瓦罗明确表示：“只要我还在，只要我的政治生命不停止，我就是佛朗哥事业的执行者。”1976年7月，胡安·卡洛斯一世要求他辞职。之后，在王国理事会推荐的三个名单中，卡洛斯选定了阿道夫·苏亚雷兹作为新一届的政府首脑，寄望他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告别佛朗哥独裁体制。
国王不需要自己有妥帖的方案，娴熟的技巧。他的任务是选择合适的人，然后放手让他干。国王选择苏亚雷兹，因为他相信苏亚雷兹能够说服由佛朗哥主义者组成的议会能够改革佛朗哥体制。这样的改革必须在合法地在既有的佛朗哥体制下进行，并且还能避免军队对政治改革进程的介入。这是有极大难度的一项事业。卡洛斯漂亮地履行了国王的职责，他选对了人。苏亚雷兹虽然只有44岁，却不辱使命，创造性地完成了国王交给他的重任。
国王的使命就是给予首相必要的支持，并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且其他人都无法搞定的情况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力挽狂澜，拯救国家。
1981年2月23日，西班牙发生了未遂军事政变。由莫利纳等高级军官指挥的反叛军人把坦克开到了大街上，并占领了马德里的国家电台和议会，要求恢复佛朗哥时期的制度。胡安·卡洛斯国王在政变领导人来访时借故溜走。当天夜里亲自向各省的军区司令打电话，警告他们同叛乱分子保持距离。各军区司令知道国王对政变的态度后，明确表示不支持政变者。卡洛斯还亲自说服军队的高级领导人站在自己一边。他们中有许多是国王军校时的同学、战友（此时我们才理解传统国王军事教育和军队阅历的意义所在）。卡洛斯甚至披挂上阵，身穿军队总司令的戎装在电视台发表讲话，呼吁人民反对政变，支持国王和政府。他明确表示：“王室不能允许用武力破坏民主进程的企图，哪怕是最微小的行动。”卡洛斯面对政变者大义凛然地说：“除非把我枪毙，否则你们是达不到目的的。”气势汹汹的政变分子看到国王的态度如此坚决，俯首就擒，参加政变的部队也纷纷投诚。就这样，没动一发子弹，没流一滴血，卡洛斯就平息了一次军事政变。
危机结束后，西班牙各政党的领袖手挽手走在马德里游行队伍的前列。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利约还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上帝拯救了西班牙！”
不！不是上帝，是国王拯救了西班牙！西班牙需要国王，只有国王才能使充满敌意的各派领袖携起手来，面向未来。
1990年代末期，巴斯克恐怖分子策划一次死伤很严重的爆炸案。卡洛斯国王罕有地在电视上发表宣言：恐怖“应该够了！”。他这一亮相再次逼使国内各个分离组织重回谈判桌上。
2007年，在智利举行的第十七届伊比利亚——美洲高峰会议中，狂妄无比的查韦斯多番打断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的发言。卡洛斯忍无可忍，当场斥责：“为什么你不闭嘴？”当场就让这个独裁者灭了火。
每年有成千上万人骂查韦斯，但不如国王的一骂让人解恨。这一骂立刻成为全球的新闻焦点。
在近代世界各国实现民主的历程中充满着曲折和苦难，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死掉了。卢梭的民主主权学说原本想为人民带来福祉。但我真不好评估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人民承受的苦难和牺牲能否抵得过其得到的好处。人们犯了许多错误，其中之一就是错误地将君主当成了民主势不两立的敌人。
2011年4月29日，英国王子威廉的婚礼仪式，不仅吸引了英国，更吸引了全世界各国的目光。这一事实表明，君主制这一最为古老的政治体制到今天仍然是充满魅力和生命力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英国乃是开创了近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国家，我们就不能不反思：君主与民主宪政难道不是很好的共存着吗？如果民主与君主并非水火不容，推翻君主制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群居的动物都有一个王，蚂蚁有蚁王（后）；蜜蜂有蜂王；狼群有狼王，猴群有猴王。人类的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也都可以追溯到其先前的一个王。直到今天为止，人类绝大部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可以归结为“王国史”。这一事实表明，王的存在是一种“自然规律”，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更深刻的原因或许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认识。
一个基本的理解是，任何一个统一的社会都需要一种统一的秩序；而一个统一的秩序一定能够追溯到一个原点。秩序的建立离不开权力，权力的阶梯也必然要追溯到一个最高权力。“王”便是基于社会的这种需要而自然产生出来的秩序的原点，权力的最高点。
这就是说，无论现实社会中是否有一个头衔为“王”或“皇帝”的人，总有人会拥有着与君主地位和权力相当的一个人。
如果这个逻辑存在的话，废除君主制的意义就十分有限了。因为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君主制事实上已经身处一系列的规矩和惯例之中了；而新建立的“君主”，尽管其名称可能改成了总统或主席，却没有任何成规去约束他们。
因此，我们在现代社会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领袖，尽管他们没有君主的头衔，他们的权力却远远超出历史上君主，他们的暴虐程度也超过有史以来的任何君主，希特勒、斯大林、老猫、萨达姆、卡扎菲等等。
君主在一个国家内是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乃至道德秩序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保障者；推翻了君主，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马上就会进入了理想的民主社会中。推翻君主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并使一个国家迅速进入秩序重建的过程中。而在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暴力手段，并建立一个新型的专制政权，正如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
极其复杂的政治民主化，政治现代化在西班牙就这么简单：选择一个传统的，无可争议的世袭国王继承人。简单的原因是没有什么可争的：你不能做国王，我也不能做国王，因为我们都不具备这样的血统，这样的唯一性。（选择9岁的老国王的孙子，而不选前国王的儿子，也能看出这个独裁者的精明。）
英国和西班牙的经验表明：君主制可以与民主制度很好地兼容，非但如此，君主甚至可能成为民主制度的捍卫者。
事实上，不仅是英国和西班牙，还有其他的更成功，更令人惊异的历史经验。
1830年10月4日比利时从荷兰独立后，国会很是发愁，因为他们没有国王。于是他们满欧洲找王子，找到的是德国萨克森——科堡——萨尔菲德公爵的幼子，即后来的利奥波德一世。比利时国会问利奥波德是否愿意成为比利时国王，他答应了。他还真不是随便答应的，此前他就拒绝了希腊的同样请求。1831年7月17日利奥波德在比利时登陆，7月21日他向比利时宪法宣誓，这一天甚至成为比利时的国庆节。
瑞典发生的故事更有趣。1809年瑞典通过了宪法，此时的国王是卡尔十三世。可是这个国王没有子嗣，真愁杀人也。当时拿破仑势头正猛，看来与拿破仑为敌对打是没戏了。1810年，在大臣卡尔·奥托·莫尔奈的策划下，议会干脆选举法国元帅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做瑞典的亲王和摄政，统帅瑞典军队。11月，这个法国元帅被卡尔十三世收为养子，并更名为卡尔·约翰。一直到现在，瑞典的国王都是这个法国元帅的后代。
还有挪威。1905年，瑞典解除了与挪威的联邦关系。同年11月，挪威在一次全民公决中以压倒多数反对共和制，支持君主立宪制。大局既定，可挪威王室中却没有合适的男性子嗣来担当大统。挪威请求瑞典能派一位王子出任挪威国王，但被瑞典王室拒绝。无奈，挪威转而求助丹麦。全民公决之后，来自格吕克堡家族的丹麦王子卡尔以哈康七世的名义登基。同样，今天的挪威国王就是他的后代。
当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当人们为了追求民主而将一个个世系显赫的君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德国的霍亨索伦，俄国的罗曼诺夫，土耳其奥斯曼，中国的爱新觉罗，推翻在地的时候，瑞典挪威这些国家却让人费解，甚至如此牵强地建立君主制度。
今天，当我们查阅那些国际组织的各种指数：民主指数，自由指数，幸福指数，人均GDP，人类发展指数，廉洁指数……，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国家的指数都高高在上！在君主的护佑下，他的人民那个幸福呀，可就别说了！
在君主的护佑下，他们的民主过渡得平滑而柔和。在君主的护佑下，他们的人民默默地，悄无声息地幸福着。
然而，对于其他国家，这毋宁说是不幸的一个原因。他们的默默幸福产生不了惊心动魄的故事，没有人哪怕稍稍地正眼看一下，更别说去效仿他们了。当世界各国的人民看到追求民主革命的激情澎湃，跃马横刀的英雄豪杰，他们心神向往，却根本无视这些英雄背后由鲜血与泪水构成的滚滚波涛。
5．通过领袖个人间的磋商建立民主：包容，包容，再包容。
由独裁到民主，西班牙的政治转型被认为是二战以后最成功的范例。它是怎么做到的呢？用一个字概括就是“谈”出来的。更具体地说，是通过各党派政治领袖之间密切磋商，达成默契，然后由各政党领袖将他们的共识贯彻到各自的政党中去，然后再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立法，或全民公决的方式加以固定并法律化。
这个顺序与通常、表面上理解的民主理论有很大的差距。无论人民主权学说，还是社会契约理论都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作为人民共同意志的契约是由人民自下而上一点一点达成的。但这个理论过于抽象和浪漫。在实际操作中则很容易将社会细部的差别与矛盾表面化，扩大化，从而使整个社会、国家难于达成共识和契约。毕竟一个国家有数以千万计，相互差异的个体组成，指望他们达成契约，谈何容易？而由三、五个政治领袖磋商并达成共识则要容易得多。
（1）通过信使与流亡共产党领袖“谈”。
首先是卡洛斯国王早在其成为国王之前就试图打破坚冰，通过“谈”来化解政治僵局。1975年，佛朗哥的生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卡洛斯开始筹划西班牙的未来：未来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怎样促成多党合作。而最困难的，是怎样让最为对立的共产党参与到和平的政治改革中来。卡洛斯想起了有一面之交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认识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卡洛斯极其秘密地派遣可靠的信使，通过齐奥塞斯库给卡利约捎口信，双方达成默契：卡洛斯加冕后将促使共产党合法化；在政治改革之前，卡利约领导的西班牙共产党不发动暴力革命。共同为政治改革争取时间和回旋的余地。
当然，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实际操盘手是国王选定的首相阿道夫·苏亚雷兹。国王之所以选定苏亚雷兹，看中的恐怕也正是苏亚雷兹非凡的沟通交际能力，超常的“谈”的能力。
苏亚雷兹是佛朗哥体制内的小字辈。他从参加青年组织开始，一步步向上攀升，30岁出头就担任了省长，后来担任官方电视台台长。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他是“民族运动”的副秘书长，掌管意识形态。他被看成是佛朗哥体制内可靠的接班人。
（2）同原体制内保守派将军谈。
民主转型就意味着原有享有垄断利益的政党和军队放弃特权。与虎谋皮，能成功吗？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政治改革计划，主要是政党合法化。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共产党是佛朗哥政权的死敌，将军们最关心政党合法化是否包括共产党。苏亚雷兹回答将军们，以共产党现在的状态，不可能合法化。这让将军们放下心来，他们承诺支持苏亚雷兹的政治改革。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没有反对。
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这些议员清楚：他们通过政治改革法就是要自己亲手断送自己的特权和利益。西班牙的经验表明：旧体制自身启动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对派来推翻是可能的。毕竟，人并不单纯是一个利益动物，独裁专制违背公义，必须改变！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为“政治改革法”举行全民公投，7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高达94.2％的人赞同。
（3）同温和反对派领袖谈。
为充分营造良好的，信任的政治氛围，苏亚雷兹同可接受的温和反对派沟通。其中，社会党是西班牙左派历史最悠久的党，但它的领袖是年仅32岁，有现代风格的年轻人。苏亚雷兹和冈萨雷斯多次会谈，双方都留下很好印象。会谈中，冈萨雷斯不拘于意识形态的束缚，明确表示：在现有政权框架下，只要能达成自由选举的国会，就是一种民主突破了。他为首相的谦卑、虚怀若谷的风度所折服。西班牙政坛上两位政治明星，选举上的对手，一个偏右一个偏左，却长久保持了友谊。民主制度下，竞争领袖之间，对立政党之间，不仅仅是敌对斗争的关系，更是合作共赢的关系。谁又能说，他们之间友谊不是西班牙整个国家的福祉呢？比较一下乌克兰政治领袖之间箭拨弩张的对立仇视，进一步导致国家的灾难，就能够理解他们的友谊对于西班牙是多么重要啊！
1976年12月23日，即公民表决后仅仅8天，苏亚雷斯首次正式会见反对派。
（4）同原政权的死敌共产党谈。
西班牙共产党是内战期间共和政府的中坚力量，是佛朗哥政权的死敌。这个党自从内战结束就一直没有中断组织活动的唯一政党。尽管它处于地下状态，受到镇压，但它有严密的组织、明确的纲领，有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员，它的活动小组甚至覆盖了角角落落的整个西班牙。流亡法国的总书记卡利约有效地领导着这个组织，而在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共产党更是迅速扩大，1975年发展到将近两万，1976年则增加有十万党员。就这样一个有强大组织能力的政党，由于体制内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还处于非法状态。
1977年2月27日，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密谈，达成协议。苏亚雷兹要求共产党公开宣布，承认君主制，采纳王室旗帜，放弃暴力革命，遵从法律和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在这个前提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共产党合法化，让共产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
1977年4月的一个周末，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流亡国外38年的领袖们回到西班牙。
（5）就选举规则等谈出基本共识后进行奠基性的“第一次大选”
民主选举是分配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而权力的争夺常常是你死我活的。因此，大选搞得不好迅速就会引发新的全国性的动乱。西班牙能够转型成功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苏亚雷兹能够秉持公心推进改革，建立公平的规则，这就意味着他自己可能将在大选之后下台。他没有试图操纵选举把持权力。而能够做到这一点与西班牙此前采用的君主制密切相关。在君主之下，苏亚雷兹的权力本来就不是终身的，而是取决于于原体制的提名，国王的任命。
通过与体制内保守派谈，与温和反对派谈，甚至与原死敌共产党谈，这样在与民主选举主要参与各方领导人都达成了基本共识以后，下面的选举就水到渠成了。先前的密切磋商使得失败的一方能够平和地接受选举结果，而不是纠缠不清，再通过规则以外的街头运动谋取权力。
西班牙新选举法在1977年3月采用，该法保证了西班牙的选举系统与其他自由的议会民主制国家相同。
1977年6月15日，西班牙成功举办了民主转型后的第一次选举。首相苏亚雷兹带领的民主联合会，获得最多票34％，将继续负责政府；冈萨雷斯领导的社会党获得28.9％的选票；共产党只得到9.2％的民众选票。这是西班牙历史上值得骄傲的日子。选举结束后，西班牙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罕见的合作气氛：左翼卡利约、右翼佛拉加这两位老人，中间的冈萨雷斯和苏亚雷兹这两位年轻人，都称赞西班牙民众在选举中的表现。这与内战前的对立状态已经完全不同。
（6）选举后为了共度危机，与所有党派领袖再谈。
民主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通常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会伴随着经济萧条。刚刚脱胎的民主制度极其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夭折。不负责任的野心家可能利用经济困难向当权者发难夺权，这样民主制度十有八九就被葬送了。
几乎和苏亚雷兹开启政治改革同时，西班牙遭遇又一次经济危机。从1973年到1977年，西班牙通货膨胀率一直在15%左右，居高不下，失业率增加了两倍半。失业人口中，只有一半能得到福利救济。于是，民生困难、罢工增加，西班牙成为当时欧洲国家中罢工率最高的国家。
初生的西班牙民主能挺过去吗？谈！
1977年9月，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包括社会党的冈萨雷斯，共产党的卡利约，右翼人民联盟的佛拉加，以及加泰罗尼亚政党和巴斯克地区政党的领导人，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苏亚雷兹要防止经济困难造成政治分裂，他干脆把所有党派都请到家里来谈。10月，他们宣布，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四十页的文件，各党派的三十一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根据这个盟约：政府将本国货币本赛塔贬值；实施税收改革，增加个人所得税；工资调整不再根据现有通货膨胀率而是根据预期膨胀率等等。这些措施实际上是要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忍受经济困难。在野党承诺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和民众的失望来给执政一方制造麻烦，而是帮助政府说服群众忍让。当时，距离佛朗哥去世还不到两年，距离大选之后不过四个月，落选的各党，还在吞咽失败的苦果。最大的两个在野党，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攻击苏亚雷兹领导的政府，从而争取更多的民心。在西班牙失业率几乎接近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水平，民主改革最困难的时候，西班牙在野党及其领袖为了国家的未来，选择与执政党共度难关。蒙克罗阿盟约让我们看到两个在野党的成熟和伟大。
（7）怎么谈？“闲”谈，而不是正式的会谈。
苏亚雷兹是谈的高手。而苏亚雷兹擅长的谈，不是政治家们的正式会谈，而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另一个西班牙人的面谈，“闲谈”。这种谈，不能在会议室里，而通常是在饭店里、酒吧里。在场的不是秘书工作人员，而是饭店侍者。桌子上不一定有文件笔记，却一定要有香槟葡萄酒。还有，这样的谈没有时间的限制，喝着酒，可以无穷无尽地谈下去。最后，把政敌谈成朋友，把分歧谈成合作。
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饭店进行。所以，这种政治沟通方式在西班牙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他们甚至总结出经验：必须在饭店酒馆这种公开场所，必须随心所欲，没有议程，没有规定议题，没有非要达成的结果。还有，人不能太多，否则气氛出不来。
苏亚雷兹为西班牙开创了新的政治运作形式：就是坐下来谈，谈到能达成共识为止，此所谓“求同政治”。在真诚的愿望下，在良性的民主制度下，西班牙的政治不再是斗争的，而是竞争者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的政治。
没有谈不成的分歧；没有化解不了的仇恨。民主就是说服与包容；而没有妥协与合作的民主更是万万不能的。
（8）民主包容的底线：民主不容极端，民主不容暴力。
毫无疑问，民主也不能无条件、无限度地包容。这个包容的底线就是：民主制度不容许颠覆，毁灭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容许人民犯错误，容许人民昏头昏脑地做出错误的选择；但民主制度决不允许从此断绝了选举本身，民主必须给人民重新选择，改正错误的机会。
1930年代，德国人民将选票投给了纳粹，使他们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虽然没过半数），但纳粹却借着执政的机会铲除了一切政党，一切反对派，从此将德国引入了不可逆转的灾难之中。
1940年代，东欧国家的人民在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的帮助下将一个个反对派、反对党消灭殆尽，从此根绝了人民重新选择的机会，开启了长达四十余年的独裁统治。
信奉民主制度的人民必须牢记这些用鲜血、泪水和苦难换来的历史经验。
当一个政治领袖，一个政党执意宣传暴力，并致力于用暴力推翻民主制度时，他们必须率先被压制；
当一个政治领袖，一个政党执意宣传宗教极端，并致力于建立排他的宗教极端政权的时候，他们必须率先被抵制；
当一个政治领袖，一个政党执意宣传种族主义，并致力于建立排他的种族主义政权的时候，他们必须率先被控制；
当一个政治领袖，一个政党完全不顾他人意愿，宣传极端意识形态并致力于极端的社会政治改革，例如实行彻底公有制（其没收政策几乎等同于全面的抢劫），他们必须率先被抵制。
当一个政治领袖，一个政党邪恶地渲染阶级矛盾，宗教矛盾，种族矛盾，地区矛盾，必欲致国家于分裂，甚至于内战的境地，他们必须率先被控制。
当所有的手段已经不能制止国家和民主制度沦于灭亡，民主的忠诚卫士不得不采用暴力手段才能捍卫民主制度，那么，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如果内战不可避免，那就只好交由上天去做最后的裁断吧。
6．重要的是国家的未来：面向未来我们可以宽赦过去。
民主转型中最让人纠结和两难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独裁统治，如何处理过去大规模侵犯、甚至残害人权的历史。如果高调声明不追究独裁统治期间的人权犯罪，则可能纵容统治者无所顾忌，为所欲为；而如果高调声称追究人权犯罪，甚至就以某些人权犯罪事件作为施压和推进的手段，则统治者又可能更加强化独裁统治，将一切要求民主的努力都扼杀在萌芽之中。
西班牙的选择是封存，甚至是有意遗忘过去的不堪记忆。这种选择让人很不甘，但也很无奈。人们需要理解：在人类的大多数历史中，对正义的追求在最高权力层面上是很难实现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绝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对于那些成功地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奸雄、大盗，人们根本无力在他们身上求得公平正义。他们本身已经成了新的秩序，甚至是新的正义规则的起点。
仅仅在最近的一些年，情况才稍稍有了些许的进步：希特勒被逼自杀了；齐奥塞斯库被乱枪打死了；米洛舍维奇被关到监狱窝囊死了；萨达姆被抓住绞死了；卡扎菲被人像死狗一样地乱枪打死并拖来拖去。但是，我们都能看到：为了做到这一点，普通的人民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和牺牲！
即使在当今世界，人们很多时候仍不得不在这一追求正义的事业上无能为力。国际法庭已经宣布了巴希尔是屠杀人民的罪犯，但他还在那里当苏丹的总统。人人都厌烦金三胖的暴虐统治，但全世界人民依然眼看着他残害人民而无动于衷。包括阿拉伯各国，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谴责巴沙尔的独裁暴虐，但他仍然拒不下台。三年多的内战已经造成了十几万叙利亚人死亡，国家被炸得残破不堪。
1977年《西班牙大赦法》公布实施。根据这个法律，不再调查、起诉佛朗哥时期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尽管受到多方质疑，西班牙没有改变，该法至今仍然有效。
西班牙选择封存、遗忘佛朗哥时期的人权犯罪，在很大程度上与国王卡洛斯有关。卡洛斯不到十岁即被佛朗哥选定，并在佛朗哥的监护之下受教育。在王位继承顺序上，卡洛斯越过了他的父亲——胡安亲王，显然这是佛朗哥的安排。佛朗哥自己没有儿子，卡洛斯说长期的监护关系使得佛朗哥在感情上把卡洛斯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虽然沉默寡言的佛朗哥自己没有明说过。也正是依赖着佛朗哥的这个独裁体制，卡洛斯成为了西班牙的国王。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让卡洛斯去彻底清算、惩罚佛朗哥时期的人权犯罪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经历如此之多的苦难，西班牙的政治领袖已经更理智，更成熟了。卡洛斯一世说：为了伸张正义而坚持清算，却陷入复仇和个人仇恨，这绝非一个好主意。他不断强调，西班牙需要平稳过渡：“在旧制度和我们要的民主制度之间，不要有突然转折点和断裂点”。
民主过渡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巨大的工程。它必须缩减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否则，它可能在任何一个不起眼的枝节问题上翻车，倒退，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事政治改革的领导人必须慎之又慎。最近的乌克兰民主失败有一个原因是争吵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能否使用俄语。显然，相对于民主过渡这一大业，这是个屁事。但是，历史上，这样的屁事铸成大错可绝非个别。从一个角度看，历史上的许多民主变革都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把太多的国家改造，社会改造的任务统统地掺合了进来。就拿西班牙来说，1930年代的政治家不能说他们的民主理想不真诚，但他们既要民主，又要废除君主制，又要抛弃宗教，又要土地改革，又要妇女解放，又要公有制，又要……，他们要得太多了。结果欲速则不达，不但什么也要不到，还带来了一场死亡五十余万的内战惨剧。
那么民主转型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多党竞争选举。除此之外的目标和任务都可能是民主转型的干扰，甚至阻碍。
也就是说，清算历史，追究过去的人权犯罪不是民主转型的核心目标，至少不是一个紧要的目标。
具体到西班牙，如果坚持要清算历史，追究过去的人权犯罪，那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民主转型立刻变得复杂，纠结，困难重重。
卡洛斯领导的统治集团是一个历经死亡五十万人血腥内战夺得政权的，之后又经历了36年的独裁统治。卡洛斯加冕后选定的第一个首相那瓦罗在内战时期执掌右翼军事法庭，曾被左翼称为“马拉加屠夫”。
右翼政党的领导人佛拉加，是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内务部长，专管镇压，一直被左翼称为法西斯分子。
在独裁政权下受迫害的一方是否好一些？在一个杀红了眼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谁能保证理智地，按照人权法标准去对待仇敌？不，他们一样血腥。在1930年代西班牙左翼当权的时候，不仅右翼无法生存，左翼之异端也无法生存。连中层阶级也人人自危，大量看上去“非无产阶级”的无辜者被捕，被抓原因只不过是走在街上系了领带戴了礼帽。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内战时23岁，掌管战时马德里的治安。当时模范监狱关押了五千囚犯，其中有很多人在一个小村子被秘密屠杀。西班牙人一直认为，当时负责治安的青年卡利约必须对此负责。
如果当时的西班牙坚持清算，把这些人和事都翻腾出来，民主转型还怎么往下进行？
所幸，西班牙民主转型的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国王卡洛斯1938年生；首相苏亚雷兹1932年生；主要反对党领袖冈萨雷斯1942年生。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和最残暴的佛朗哥统治初期，他们三个人还很小，甚至还没有出生。也就是说，当1975年西班牙启动民主转型的时候三个最重要的领导人并没有历史负担。对原独裁大佬来说，苏亚雷兹这样的后辈晚生不会追究他们前任父辈的罪责；而对于西班牙在野的共产党等党派大佬来说，也不会认为选择不追究是为了逃避自己罪责。他们不必背负历史负担，可以轻松地充当对立仇杀的前辈们的中介和桥梁。
时间可以抚平人们的心灵创伤；时间也可以淡化人们之间的血海深仇。
1977年6月15日，佛朗哥死后仅一年半，西班牙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大选。互相之间仇杀了四十余年的佛朗哥党人和共产党人选进了同一个议会。这其中有专事镇压共产党的独裁政权的内务部长佛拉加；也有最具感召力，以“热情之花”名扬西班牙的共产党前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7月13日，新国会第一次会议开幕。首相苏亚雷兹满面笑容，亲自在门口迎接81岁高龄，流亡国外近40年的“祖母级”的热情之花，一路护送到议长席上。她宣布：西班牙国会开幕！
行笔至此，我泪流满面。人们之间，无论鸿沟有多深，仇怨有多大，一定能够找到弥合的办法。民主定能胜利；人类必有未来。
7．无需暴力革命：面包会有的，民主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978年12月6日，西班牙就新宪法进行了全民公决，有67.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高达91.8%的人支持新宪法。这个投票结果反映了西班牙人民对民主转型极高程度的“共识”。人们不要忘记，此前为达成共识，苏亚雷兹与各党派领袖进行了不计其数的密切磋商。人们也不要忘记，在此之前各党派经过了17个月的艰苦协商，克服了各自政见和意识形态等各种分歧，终于达成了最后的共识——宪法。至此，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基本完成了。
不，宪法与民主不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结果；宪法与民主乃是各个阶级、各个宗教、各个种族……，摒弃偏见，弥合冲突，抛弃仇恨而寻求共识的结果。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暴力革命乃是反抗压迫，荡涤丑恶，建立理想社会的正途。不，他们错了。在人类的各种丑恶与犯罪中，没有比杀人罪恶更大的了。暴力革命乃是大规模内战，大规模灭绝性的杀人犯罪。他们以实实在在地，大规模地杀人去追求虚妄的、无从实现的理想社会；他们以人间最残酷的犯罪行为去清除贪污、卖淫等等微不足道的小小过错，更不用说他们还要清除纯粹就是想象中的剥削了。无论从逻辑上，经验上，还是从结果上，他们都是颠倒的，荒谬绝伦的。暴力革命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带来更多、更大的新问题。
不用暴力革命，民主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说佛朗哥独裁统治比左翼极端政权更好，因为他们不像极左派满脑子理想社会，随意地根据自己的想象去改造国家和社会。只要你不威胁他的统治，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治大国若烹小鲜”，国家岂是面团，任由你们揉捏？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比较而言，佛朗哥独裁政权反而更道法自然。
一当独裁政权稳定下来，它也会设法发展经济。但西班牙面临的国际形势相当恶劣，顶着法西斯的恶名，国际社会都不愿意与西班牙交往。一直到1959年，西班牙的情况开始有所改观，这一年，佛朗哥政权制定了“稳定发展计划”。1960——1965年，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了8.6%；1965——1975年增长率则达到了6.3%。反而是民主转型以后的十年西班牙经济进入了徘徊发展的阶段，例如1975——1982年年均仅增长了1.5%。1986年以后，西班牙经济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增长率经常超过了周边欧共体国家，被称为“西班牙奇迹”。到2013年，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第13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9851美元（比较中国9844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稳居发达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