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赵思乐在问责收容教育第一案开庭日10月23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前的留影）
早年间，老谋子还是拍了一些好片的，从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一个个独立的女性形象从银幕倔然而出。尤其是巩俐扮演的秋菊，几乎开创了中国近30年来最早的女性维权形象。
而秋菊式的维权，直至今天还被许多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以为领90年代维权运动的先河，也是女性权利和法治意识觉醒的标志。他们也曾经以类似的心态热烈欢呼、研究村级选举、居委会选举，热衷温岭式的“协商民主”。当然，亦如老谋子自己最后还是走上了蕾妮·瑞芬斯塔尔之路，借助十二钗的大腿、宏大排场甚至雾霾中的烟火，讨好着极权、民族主义和庸众，这些公知们今天照样痴迷于国家治理、儒家伦理、和法治社会。
诚然，现实生活当中，也许真的有许多人，尤其是秋菊一样的底层人民，怀揣秋菊意识，走上了“要个说法”的中国式维权道路，而且这条道路通常是不断上%访，冀望着上一级官员直至中央政府的英明，这或许也是中央政府政治信任度高居不下的重要心理来源。
只是，对秋菊们来说，与电影结局不同，几乎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悲剧：他们从县城到省城再到北京，露宿或者寄居在北京南站周边，每日在国信办、最高院等上%访机关签到，然后被地方截%访力量带走、关进黑监%狱、送回原籍、劳动教养，女性访民还要遭受被强奸的风险。。。然后一次次重复、循环，无数男女秋菊们都将自己的人生和希望葬送在这条不归路上。
当然，这条秋菊式上%访之路，显得那么循规蹈矩，所求无多，往往是那些最“良民”不过的底层民众的唯一选择，他们依旧怀抱包青天的传统幻想，自身多不具备起码的权利意识、法律知识，事实上也被法律救济和权力机关屏蔽在外，接触不到媒体、援助网络，也不敢或无力相互组织，陷于正义资本的最底层。这本来才是底层社会对正义资本的匮乏本质。
所以，这条秋菊式的维权道路，虽然是维权的主流，却不是维权运动的主流。因为每年约有七百万起上%访、其中又约70%为涉法案件，乍一看，似乎规模超过每年约20万起的群体%性抗争，而后者实际卷入民众规模更大，更有组织，媒体和公共影响也更大，尽管大多数可能属于“无领导”的组织。可是，即使这些集体性的抗争也不代表维权运动全部，但凡具有了维权意识、且与媒体、律师和社运网络发生关系后，就进入了运动的范畴，有了运动的自觉性，完成了访民向维权者的转变，并且团结在一个运动的框架下。
这样一种维权运动，发展到今天，既有集体的自发抗争、也有有组织的抗争，既有偶发性的聚集，也有通过司法途径的诉讼，既有媒体的参与，也有政策的游说。只是，现实政治的残酷早已昭示着运动窗口的狭窄逼仄，充满着困难和危险，多少人已经或者正在遭受迫害、或者身陷囹圄，甚至死亡，如北京维%权领袖曹顺%利女士。
如此背景下，一位90后小女生，赵思乐，如女堂·吉珂德一般，向整个制度发起了挑战，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公开有关收容教育的信息，甚至发起行政诉讼，指向这个罪恶的针对妇女的暴力制度。
收容教育制度，源于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惩处卖淫嫖娼人员的处理办法》，是继1950年代末开始实行收容审查、劳动教养之后又一个赋予公安机关无须审判即可限制公民人身权利最长至两年的行政处罚手段，也是1992年开始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加强社会控制的努力之一。
在实际运行中，女性是这一制度的主要受害群体，特别是底层女性，她们缺乏劳动技能，缺乏莞式服务背后的庇护，只能以站街、廉租房等为性工作场所，每每成为公安机关为完成扫黄运动的目标数字而沦为牺牲品。
对这些每天生活在我们身边、却容易视而不见的底层女性来说，日常生存便如秋菊上%访一般，忍受着社会歧视、男性威权和警%察暴力，处在正义资本的最底层，几乎没有人为她们发声，少有的为之公开代言的叶海燕女士，也多次经历被公权力驱逐、构陷、甚至拘留的对待。而思乐，一个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女生，却勇敢地站出来，向各地公安机关发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各地收教所状况，这是怎样的一种阶级团结和姐妹情谊？
很难想象，她到底承受了多少来自公权力部门的压力。作为一名女权工作者，她以个人之力，面对整个公权力体系，从信息公开到实地探访收教所，直至发动行政诉讼，结果，自然不出意料。10月23日，思乐诉广东公安厅一案，败诉。她的目标却不仅仅是胜诉，她誓言，如果明年不能废除收教制度，绝不剪发。
广东中院宣布她败诉的那一天，也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审议中国执行《消除针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的日子。她所在的女权机构提出的中国妇女遭受歧视的多条证词被审议采纳。
一个月后，11月25日，又值联合国“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再看收教制度对中国女性的伤害，不能不说，这种针对底层妇女的国家暴力滥用，真是一种制度化的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的产物。打破性别区隔和阶级壁垒就成为女性维权运动的必经之路，与国家暴力对峙不可避免，除了对抗和斗争，几无其他选择。
至此，从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到2014年的思乐诉广东省公安厅，维权运动走过了22年，女性也终于走到了运动的最前线。尽管这一挑战仍是依靠着合法的信息公开手段和司法诉讼机制，却完成了一个女性运动的转型，从张艺谋视角下的执着村妇上%访向中产高教育青年女性为主体的行动主义，从为自身维权向为所有姐妹代言的女权运动，从要个说法的模糊正义转向了要求废除国家压迫制度的正义呐喊。
在这个意义上，正义的到来，也许不是时间早晚问题，那不过是宿命论者的虚假希望，而可能是以性别正义的出现为标志，团结着最大多数的正义资本，也就是正义女神的降临。
吴强/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职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期关注女权运动
（此文写于2014年11月，赵思乐发起的全国问责收容教育第一案被判败诉后。此案更多相关信息，参见@赵思乐feminist 早前微博。赵思乐的丈夫、公益人士柳建树于11月26日被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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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秋菊到思乐，女性公义抗争之崛起
（图为赵思乐在问责收容教育第一案开庭日10月23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前的留影）
早年间，老谋子还是拍了一些好片的，从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一个个独立的女性形象从银幕倔然而出。尤其是巩俐扮演的秋菊，几乎开创了中国近30年来最早的女性维权形象。
而秋菊式的维权，直至今天还被许多知识分子们津津乐道，以为领90年代维权运动的先河，也是女性权利和法治意识觉醒的标志。他们也曾经以类似的心态热烈欢呼、研究村级选举、居委会选举，热衷温岭式的“协商民主”。当然，亦如老谋子自己最后还是走上了蕾妮·瑞芬斯塔尔之路，借助十二钗的大腿、宏大排场甚至雾霾中的烟火，讨好着极权、民族主义和庸众，这些公知们今天照样痴迷于国家治理、儒家伦理、和法治社会。
诚然，现实生活当中，也许真的有许多人，尤其是秋菊一样的底层人民，怀揣秋菊意识，走上了“要个说法”的中国式维权道路，而且这条道路通常是不断上%访，冀望着上一级官员直至中央政府的英明，这或许也是中央政府政治信任度高居不下的重要心理来源。
只是，对秋菊们来说，与电影结局不同，几乎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悲剧：他们从县城到省城再到北京，露宿或者寄居在北京南站周边，每日在国信办、最高院等上%访机关签到，然后被地方截%访力量带走、关进黑监%狱、送回原籍、劳动教养，女性访民还要遭受被强奸的风险。。。然后一次次重复、循环，无数男女秋菊们都将自己的人生和希望葬送在这条不归路上。
当然，这条秋菊式上%访之路，显得那么循规蹈矩，所求无多，往往是那些最“良民”不过的底层民众的唯一选择，他们依旧怀抱包青天的传统幻想，自身多不具备起码的权利意识、法律知识，事实上也被法律救济和权力机关屏蔽在外，接触不到媒体、援助网络，也不敢或无力相互组织，陷于正义资本的最底层。这本来才是底层社会对正义资本的匮乏本质。
所以，这条秋菊式的维权道路，虽然是维权的主流，却不是维权运动的主流。因为每年约有七百万起上%访、其中又约70%为涉法案件，乍一看，似乎规模超过每年约20万起的群体%性抗争，而后者实际卷入民众规模更大，更有组织，媒体和公共影响也更大，尽管大多数可能属于“无领导”的组织。可是，即使这些集体性的抗争也不代表维权运动全部，但凡具有了维权意识、且与媒体、律师和社运网络发生关系后，就进入了运动的范畴，有了运动的自觉性，完成了访民向维权者的转变，并且团结在一个运动的框架下。
这样一种维权运动，发展到今天，既有集体的自发抗争、也有有组织的抗争，既有偶发性的聚集，也有通过司法途径的诉讼，既有媒体的参与，也有政策的游说。只是，现实政治的残酷早已昭示着运动窗口的狭窄逼仄，充满着困难和危险，多少人已经或者正在遭受迫害、或者身陷囹圄，甚至死亡，如北京维%权领袖曹顺%利女士。
如此背景下，一位90后小女生，赵思乐，如女堂·吉珂德一般，向整个制度发起了挑战，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公开有关收容教育的信息，甚至发起行政诉讼，指向这个罪恶的针对妇女的暴力制度。
收容教育制度，源于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惩处卖淫嫖娼人员的处理办法》，是继1950年代末开始实行收容审查、劳动教养之后又一个赋予公安机关无须审判即可限制公民人身权利最长至两年的行政处罚手段，也是1992年开始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加强社会控制的努力之一。
在实际运行中，女性是这一制度的主要受害群体，特别是底层女性，她们缺乏劳动技能，缺乏莞式服务背后的庇护，只能以站街、廉租房等为性工作场所，每每成为公安机关为完成扫黄运动的目标数字而沦为牺牲品。
对这些每天生活在我们身边、却容易视而不见的底层女性来说，日常生存便如秋菊上%访一般，忍受着社会歧视、男性威权和警%察暴力，处在正义资本的最底层，几乎没有人为她们发声，少有的为之公开代言的叶海燕女士，也多次经历被公权力驱逐、构陷、甚至拘留的对待。而思乐，一个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女生，却勇敢地站出来，向各地公安机关发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各地收教所状况，这是怎样的一种阶级团结和姐妹情谊？
很难想象，她到底承受了多少来自公权力部门的压力。作为一名女权工作者，她以个人之力，面对整个公权力体系，从信息公开到实地探访收教所，直至发动行政诉讼，结果，自然不出意料。10月23日，思乐诉广东公安厅一案，败诉。她的目标却不仅仅是胜诉，她誓言，如果明年不能废除收教制度，绝不剪发。
广东中院宣布她败诉的那一天，也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审议中国执行《消除针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的日子。她所在的女权机构提出的中国妇女遭受歧视的多条证词被审议采纳。
一个月后，11月25日，又值联合国“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再看收教制度对中国女性的伤害，不能不说，这种针对底层妇女的国家暴力滥用，真是一种制度化的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的产物。打破性别区隔和阶级壁垒就成为女性维权运动的必经之路，与国家暴力对峙不可避免，除了对抗和斗争，几无其他选择。
至此，从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到2014年的思乐诉广东省公安厅，维权运动走过了22年，女性也终于走到了运动的最前线。尽管这一挑战仍是依靠着合法的信息公开手段和司法诉讼机制，却完成了一个女性运动的转型，从张艺谋视角下的执着村妇上%访向中产高教育青年女性为主体的行动主义，从为自身维权向为所有姐妹代言的女权运动，从要个说法的模糊正义转向了要求废除国家压迫制度的正义呐喊。
在这个意义上，正义的到来，也许不是时间早晚问题，那不过是宿命论者的虚假希望，而可能是以性别正义的出现为标志，团结着最大多数的正义资本，也就是正义女神的降临。
吴强/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职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期关注女权运动
（此文写于2014年11月，赵思乐发起的全国问责收容教育第一案被判败诉后。此案更多相关信息，参见@赵思乐feminist 早前微博。赵思乐的丈夫、公益人士柳建树于11月26日被刑事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