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荣杰：美国如何处理冤假错案？

一个美国学者曾经戏谑地说：“在法律领域，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包括制造冤假错案。”这其实并不是开玩笑。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根据密歇根大学洗冤登记中心（The 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的统计，自1998年以来，全美已经有1473名蒙冤入狱者得以平反，其中仅2013年就有87起。相比美国200多万的在押犯，这个数字似乎并不多。不过任何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是：除了已经确认的冤案，究竟还有多少人蒙冤在押？一个更为艰难的问题则是：究竟有多少人已经蒙冤死亡？科学家常说，我们只知道我们知道多少，却永远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多少。这句话放在冤案的背景下，却总是让人有不寒而栗之感。

冤案何以发生？如果就中国而言，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刑讯逼供。不过在美国，因为沉默权制度的确立，只有不到15%的案件存在虚假的认罪供述。然而这并不是说美国的警察没有问题，实际上，有将近一半的冤案与侦控人员滥用权力有关，其中既包括对被告人的逼供和诱供，也包括炮制虚假的物证、书证乃至证人人言，或是隐匿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除此之外，冤案的一大诱因是目击证人的错误指控，占比达到35%以上。当然，一起冤案的产生往往不能归因于单个因素，而经常是警察权滥用、检察官渎职、证人作伪证和物证检验有瑕疵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冤案又是如何得以平反呢？就中国的情况看来，冤案曝光几乎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真凶落网，二是死者复生。前者如杜培武、聂树斌乃至呼格吉勒图等案，后者如佘祥林和赵作海等案。至于像念斌、吴昌龙等因为证据不足而最终被判无罪者，一是为数不多，二是因为最近几年司法机关的观念转变，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

就美国的冤案统计来看，最典型的平反方式是DNA检测，尤其是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众多杀人、强奸等恶性案件进行补充DNA比对。截止2014年11月，全美共有321起案件因DNA检测而平反，其中20名被告人正在等候执行死刑。在这321人当中，蒙冤入狱时的平均年龄是27岁，待到平反时，平均年龄已经超过40岁，人均冤狱时间为13.5年。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依赖DNA技术平反的案件已经逐年减少，2013年仅有18起。毕竟在九十年代以后，DNA检测已经成为重罪案件的标准程序，警方犯错的几率因此大幅降低。

然而并不是每个案件都有DNA证据。比如在大量的枪杀案中，罪犯与被害人并无身体接触，也不曾留下任何血迹或毛发等DNA样本。一旦客观证据缺乏，警察办案的难度必然增大，不得不更多依靠证人证言等主观证据定案。但是一旦被告人被错误定罪，想要翻案的难度也大增，除非找到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证人说谎。比如最近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平反的一起冤案，被告人罗根（Roger Logan）17年前因为枪杀他人被判刑25年，检察官今年对案件复查时发现，唯一声称目击罗根杀人的证人在案发当天居然被押在看守所，几乎不可能目击该案，而且侦查实验也表明，她所描述的目击经过“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检察官提请法院撤销对罗根的定罪，让其得以在17年后重获自由。

乍一看来，类似罗根的案件在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似乎都非常草率，当初完全可以避免错误的发生。然而历史不能假设，正如布鲁克林区检察长汤普森（Ken Thompson）所言，八九十年代的布鲁克林简直就是犯罪的天堂，年均凶杀案高达六七百件，一方面固然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警察和检察官们也是疲于应付。为了破案，对侦控权力的约束也就比较松散，一些取巧的手法也得到容忍。即使案子到了法院，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陪审团和法官往往也倾向于严惩犯罪。各种因素叠加之下，冤案的发生几率自然大增。

冤案已经发生，批评和反思固然重要，然而最为紧迫的任务却是洗冤，尤其是对那些依然在押的被告人而言。然而不管在哪个国家，要让司法机关自己纠正过去的错误，尤其是可能牵涉到个人责任和巨额赔偿的严重错误，往往都是万分艰难。就以布鲁克林区为例，前任检察长海尼斯（Charles Hynes）在任二十余年，在其早年任期中，犯罪高发再加上DNA未普及，不少案件可能都有瑕疵。进入新世纪以后，全国性的洗冤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不少案件当事人及亲属也频频提起申诉。然而自我纠错总非易事，海尼斯虽然任命两位检察官组建案件复查小组，但或多或少只是装模作样，以致被批评为“时尚装饰品”。正是因为诸多争议，海尼斯在2013年的检察长选举中败阵，刑辩律师汤普森成为布鲁克林第一任黑人检察长。

汤普森上任之后，一方面迅速“打扫屋子”，把一些争议缠身的检察官扫地出门，另一方面痛下决心，正视前任乃至前前任可能办下的冤案，逐一复查并及时提请法院撤销有问题的判决。短短十个月之内，已有九名被告人获得平反，另有上百起案件正在审查当中。一时之间，布鲁克林被称为全美洗冤行动的中心，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关注。从当事人及公众的反应看来，虽然对于司法系统之前的错误愤怒不已，但也纷纷赞扬新任检察长的勇气和效率。或许正如汤普森所言，洗冤的目的固然是归还蒙冤者应得的自由，但更重要的是恢复公众对于司法系统的信心。

但是稍有社会经验者均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声称蒙冤的人都是无罪的。有学者说道，罪犯也许啥都没有，但却有的是时间，一旦发现有一丁点机会，可能都会蜂拥而上主张自己无罪。其实在布鲁克林检察署已经复查完毕的案件中，虽然有九起案件被认定为冤案，却有17起案件确认没有问题。那么，布鲁克林检察署是如何甄别真假冤案的呢？

首先，汤普森在检察署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案件复审小组，专司申诉案件和存疑旧案的审查工作。该小组原有两人，汤普森一上任就增加到10人，而且主要是外来力量，避免因人际关系影响复查工作。于是当别的检察官都在尽力将犯人送进监狱的时候，这10名检察官的唯一目的却是把人从监狱里捞出来。除此之外，为了协助案件复查小组的工作，检察署还为其专门配备充分的调查员和技术专家。

其次，汤普森聘请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名终身教授萨利文（Ronald Sullivan）担任案件复查小组的特别顾问，负责设定复查标准、总结复查经验、提出改进措施等，并承诺确保其独立性。萨利文在哈佛就主持其刑事司法项目，并有长期的刑事指控及辩护经验。按照汤普森的说法，萨利文的背景和经验使其成为案件复查工作的不二人选。

再次，汤普森在案件复审小组之外，还专门设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三人评估委员会，由知名刑辩律师组成。该委员会负责评估案件复审小组的结案报告，再向汤普森提出具体建议。如此一来，复审小组的工作本身也受到严格且专业的监督。

最后，必须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只有检察署一家在从事洗冤工作。对于冤案介入最深入、最广泛的力量，可能要数美国的诸多大学和非政府组织（NGO）。以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为代表的顶尖法学院不仅建立起全国性的冤案数据库，还直接参与众多冤案的平反过程。比如在伊利诺伊州，几乎每一起平反的冤案背后都有法学院志愿者的身影。众多律师也纷纷参与各地的洗冤项目，为蒙冤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在此过程中，媒体的呼吁和报道也是功不可没。可以说，过去20余年间能有1400多人重获自由，完全是司法机关、法学院、律师、媒体乃至全社会的合力所致。

当然，洗冤的目的不仅仅是纠正错误，更重要的是避免未来再犯同样的错误。如何从冤案中反思，进而完善刑事司法系统，正是当下全美的一个热门话题。从学术界到实务界，关于DNA证据的使用、目击证人证言的甄别、列队指认或照片指认的瑕疵、讯问技巧的把握等，都有一系列的反思和改革。甚至于在伊利诺伊州，很大程度上因为冤案导致的错杀，使得该州最终于2011年决定废除死刑。

站在中国的立场，反观美国处理冤狱的经验教训，有些东西固然无法照搬，比如通过选举让“屁股决定脑袋”的检察长下台，换人来查办前任留下的烂摊子。但是至少有以下几点可供我们参考：一是透明性，既允许法学专家、刑辩律师等力量直接介入个案的审查和制度的重建，也允许媒体深度报道个案并促进整个社会的反思。二是独立性，对冤案的审查最容易遭到冤案制造者或责任者的阻挠，自己人查自己人终归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如果能像布鲁克林检察署那样，在内设单独的案件复查机构之外，再加上完全独立的专家顾问和评估小组，可能才会更有成效。三是多元性，即在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之外，广泛动员法学院、律师、媒体和NGO的参与，既能充实办案力量，也能强化对刑事司法的监督，更能逐渐转变全社会的严刑峻法观念，提升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正义理念的接受程度。

(据财新博客“兰语充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