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对知青50周年的历史与哲学反思

今年是我们江永知青1964年大批下放的50周年，在此前后也有部分知青下放江永，也和大家一起记念这个日子，一起来反思这场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我们个人来说，这也是我们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我们在这里转向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充满坎坷的道路，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所启动的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它关系到我们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在50年后的今天，与当时相关的诸多恩怨都已经淡化，我们才有条件来对这场运动做一番远距离的冷静的审视，这种审视也才能有可能是客观的、贴近真相的。

(一)

首先我们要进行一种历史的反思。刚才讲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史无前例?是由于当时的领导人的突发奇想，更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能政府”。现在一般认为，60年代的大规模上山下乡主要原因是当时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工业凋敝，经济崩溃，城市就业困难，为了社会的稳定，必须将大批待业青年和刚刚毕业的中学生赶到广阔的农村，让农业生产消化掉剩余劳动力。这些当然不算错，有大批文献和事实作依据，但是非常表面，还应该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历史上，有哪一个政府解决失业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是采取这样一种方式的?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这本质上不是政府的问题，而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小民百姓从来都不是靠政府“安排工作”，而是自谋生路，各显神通，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而且一般说来，城里总比乡下的机会多。读书人呢，有科举的路，科举不第，也还可以当幕僚、教私塾，帮人写对联、写信和写状纸，算命看相行医，做乡绅和“喊礼”，也可以经商做生意。像“孔乙己”那样穷困潦倒的毕竟不多。

到了现代社会，城市发达，科学昌明，专业分工明确，开始有了“失业”问题。这或者是由于专业设置不当，或者是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当局解决这类问题，通常是通过调整专业培训和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税收、扶持中小企业的办法，或者是政府投资兴办公共工程的办法，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把有文化的剩余劳动力赶到农村去的办法，这相当于一个国家的自杀，断绝了未来发展的前途。

中国当时的情况，是刚从三年饥荒中走出来，百废待举，第三产业极端匮乏，人民生活极端不便，各行各业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才。那个时候在城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工资极低，只求有口饭吃。有的家庭靠母亲在街道工厂糊个纸盒什么的，就能够供家里几个孩子念书，虽然非常困难，也能勉强度日。文革后期赶人下乡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城里吃闲饭，只要赖在城里，总能找到工作。

所以我认为，当年中国城市并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过剩和失业的问题，相反，只要放开让大家去各自谋生，只会有劳动力不足、特别是有文化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然而，为什么的确又有大批中学毕业生无法安排工作呢?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政府不愿意放开让百姓自谋生路，而要把就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保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压制街道工厂和市场的自然发展。60年代的街办工厂和小集体单位自负赢亏，搞物质刺激，被视为如同农村的“三自一包”那样的非社会主义企业，是绝对不容许其坐大的。这就使得街道企业和小集体吸收劳动力的容量大大受限。

另一方面，由于要贯彻“阶级路线”，那些家庭“有问题”的学生的确面临如何处置的问题，必须把一部分学生打入“另册”，以制造“阶级矛盾”，巩固和加强红色政权的合法性。这两方面都是极左意识形态的实践效应。文革后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这一套办法也成为解决红卫兵造反派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现成手段。

再加上，政府通过户口制度，对百姓、特别是有文化的人掌握着绝对的人身控制权，因而能够对成百万的知识青年任意驱使，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成这件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都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对极左意识形态控制整个社会、为所欲为的制度上的保证。

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极左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为什么在当时对这种不合常理的倒行逆施不但没有清醒的意识，反而有很大一部分人真心拥护，自觉自愿地以极大的热情把自己的青春投入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还觉得自己特别光荣、特别真诚?即使是那些对于上山下乡抱有反感、恐惧、无奈和痛恨的知青，也觉得自己没有正当的理由来抵制这种强加于自己的命运，反倒觉得自己有种想当“逃兵”的不光彩?这就涉及到我们从小所受到的那种格式化的教育和洗脑，是必须彻底反思的。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人反思了49年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极左的意识形态，有的追溯到苏联模式，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有的追溯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的追溯到了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必须清理的，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把这种极左思潮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惯性。

我历来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农民起义，而农民意识里面浸透着的是皇权意识。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民国家，这是中国皇权专制体制的深厚的基础。每个农民出自本能地想当皇帝，或者是梦想着有一个好皇帝从上面赐给他阳光和雨露。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首先就牢牢抓住了最底层的农民、特别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的心，以中国贫苦农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并且很自然地与现代世界的民主运动大潮混为一谈。但国际上的民主思潮讲的是自由和平等，而东方包括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民粹主义则极容易从大众崇拜转为个人崇拜和英雄崇拜。因为农民讲平等，不过是要由一个他们所佩服的、为他们说话的领袖带领他们“闹翻身”，把他们上面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夺过鞭子揍敌人”。整个过程都需要仇恨，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就是“革命”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

但传统的皇权专制一旦坐稳了天下，通常都要从这种农民革命的仇恨激励转向社会和谐，所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必须将儒家伦理的“忠恕之道”重新抬出来，对老百姓施“仁政”。而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什么几十年一直沿用着“马上治天下”的思路来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呢?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当今的“天下”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世界”。在世界没有统一以前，毛始终只能是“王”，甚至只能是“山大王”，而不能称“霸”。为了继续“反霸权”或者说“争霸”，还只能以“马上得天下”来治国。所谓“输出革命”不过是毛的“合纵连横”争当国际霸主(世界革命领袖)的策略。

因此，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中，有几个因素是最关键的。一个是“革命”，革命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从小就要干革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献身于革命事业。其次是仇恨，就是“阶级仇，民族恨”，因为革命必须有革命的对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苦大仇深”的就是革命的依靠对象。第三就是大众崇拜、底层崇拜，或者“劳工神圣”。我们吃着农民种出的粮食，穿着工人生产出的衣服，不为他们服务、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对不起衣食父母”，就是“忘本”。

所以，上山下乡的意义，一个在于这是一桩“革命事业”，是为世界革命作贡献的壮举，是反修防修、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有效的措施;再一个就是“返本”，回到工农群众中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块。”这些话语在我们当时看来，占据着天经地义的道德至高点。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教育，它决不能通往现代民主，而只能通往大众崇拜和个人崇拜(两极相通)。我们最崇拜的是那个站在天安门上喊“人民万岁”的人。

所以，上山下乡是在一个由底层农民革命夺取政权之后，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而始终保持底层那种“泥腿子”的革命精神，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养的特殊时代，所诞生出来的一个极左意识形态的畸形怪胎。它的那些打着道德旗号的宣传口号由于符合中国传统底层文化的“正义”性和仇恨心理，特别是符合《水浒传》中的那种痞子文化传统，而具有极大的欺骗作用。

(二)

因此，我们今天来反思上山下乡，有一个最好的历史条件，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为这种民粹主义实践作了定论，证明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这场巨大的社会实验是一场“浩劫”(不仅仅是文革)，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则是一种利用传统文化惯性所进行的系统的洗脑和欺骗。

作为个人来说，我特别不能同意对待上山下乡的这样两种偏向。一种是把上山下乡仅仅看作我们知青的“受迫害”，因而停留在对上山下乡政策的单纯控诉和诉苦的态度上，这种态度并没有超出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也是经不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反驳的。农村出身的作家刘震云曾经质问：你们知青下乡是“受迫害”，那广大农民世代在乡下生活又算什么呢?你们可以回城、算工龄，农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对于这样的质疑，我们将无言以对。

我们的确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而受到了迫害，但我们所受的迫害并不在于吃了多少苦头，而在于我们完全是被愚弄被强制地驱赶到了一个远离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让我们正在继续的学业受到中断和荒废，这是对个人人权的粗暴践踏。当然，在早年知青回城潮时，用“反迫害”作为旗帜是可以的，但在今天，我们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反思，这不单纯是一个知青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都还停留在中世纪，不知人权为何物。

另一种倾向则是把上山下乡尽量美化，觉得那是我们青春时代的一种美好回忆，甚至渴望回到那种没有心计、互相坦诚、天真纯洁的时光，那是我们的“激情燃烧的年代”。于是在我们这个年纪上，一些人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并且将这种情绪毫无反思地表现出来，甚至到舞台上去公演，唱红歌，跳红卫兵舞，都成了炫耀我们那个时代青春激情的一种公开的方式。我简直觉得这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

我不否认，每个人的青春都有它值得纪念的地方;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历史记住。或者说，人的青春只有附着于历史的反思之下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能够反思我们当年“由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康德语)，我们的回忆就具有人类经验的价值。否则我们就只好自己私下里纪念一番，自我陶醉于几个朋友的回忆中，而不足为外人道。而在我们身后，这些美好的回忆都将烟消云散，不留痕迹。我们等于不曾活过。

所以，只有经过这样的反思，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才会不仅仅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而且对下一代和子孙后代而言，都具有历史意义。现在有些年轻人对我们这一代十分瞧不起，虽然也唱红歌，但远没有我们当年的虔诚，而是故意用摇滚的、调侃的态度在唱，他们与歌词的内容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表达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我们不要慨叹所谓的“代沟”，这不过是历史的进步而已。这种看不惯只不过表明我们被遗留在历史的滩头，我们搁浅了。

也许有人会说，你老是说历史历史，历史和我有什么相干?但是这样说的人，我要反问一句：你的儿女和你有什么相干?你的孙子辈和你有什么相干?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要给后代带个好样，要把我们一生的经验、我们做人的感悟和觉醒留给后代，不要让人指着后背说：你看，这就是被毁掉的一代。50年前的知青下放经历，足以让年轻一代人肃然起敬，只看我们自己如何对待。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走出知青情结》，意思是让我们走出单纯的怀旧和自恋，放眼我们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所处的境遇，反思人性从朦胧到觉醒的艰难历程，这样来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提供某种深化的契机。只有这样，我们所受的苦才不会白受，我们青春的激情才不会虚掷，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经历才不会毫无痕迹地烟消云散，而会在中国当代启蒙思想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三)

最后，我想在这知青下乡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进行一种人生哲学的回顾和反思。我们的生命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我们的朋友中有的已经提前离开了我们，他们所面对的死亡不久也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对自己的这一生究竟如何评价?在面对死神或上帝的时候，我们能够问心无愧吗?我们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成功人士”，而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但我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有一个平等的灵魂。

我知道有的知青朋友们到了这个年龄，已经心灰意冷，再也不想事情，不想自寻烦恼。他们拥有了人生阅历这份精神财富，却不知道拿它有什么用。他们开始遗忘，消极地对待人生，相当于等死。但是，我还是希望每个经历过来的人都始终能够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抓住我们剩下不多的生命来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我们好不容易到人世间来走了一遭，如果草率从事，匆匆忙忙，还没有来得及看清生活的真相，就撒手而去，那就太花不来了。

我体会人生越到后来，越有嚼头，当你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你再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道路，你会看得更透，你对自己就把握得更深。年轻时候我读哲学，一位朋友的父亲对我说，哲学是要到45岁以后才读的。虽然我并没有听他的劝告，但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要反过来理解：哲学到了老年以后才会有切身的体会，才知道它的用处何在。

不论对哲学有没有兴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而已。哪怕你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是你的哲学。我们平时忙于生活，无暇顾及思考生活，但其实我们是有机会接触到哲学的。在我们的人生中，第一个接触哲学的机会是我们在乡下感到绝望，前途一片渺茫，时常百无聊赖的时候，那时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怎么打发这些暗淡无光的日子。我本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到哲学中来寻求光明的，一旦找到，就不离不弃地走到了今天。

第二个机会就是当前了。在我们这个年纪上，生活的重担已经逐渐卸下，我们的眼光更多地不是展望未来，而且回顾过去，我知道有许多朋友们会感到人生的破碎，一地鸡毛，不堪收拾。当然也有得意的，觉得自己混到今天有这样，也算是不错了。但毕竟现在有更多独处的时光，从50年前的那个日子开始，生活像一条红线一般把自己的记忆一直牵引到了今天。如何将这条红线理出个头绪来，而不至于变成一团乱麻，这就是哲学的功用。

幸好，哲学不是某个人的专利，而是人的本性。当你在孤独的时候，当你在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需要进行一番思想清理的时候，你会知道，只有哲学能够帮你走出迷惑，将破碎的人生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生。你最后的这个完整的形象，就是你一生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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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文为长沙市2014年11月2日作者在纪念长沙知青下放江永县50周年论坛上发言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