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文网:民权英雄郭飞雄

民權運動的歷史畫卷,正在今天的中國展開。正如美國民權運動之有馬丁·路德·金,今天中國的民權運動同樣湧現出眾多靈魂人物。周五被中國政府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推上被告席的良心犯郭飛雄,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說,美國的民權運動是為幾千萬美國黑人爭權利,那麼今天中國的民權運動,並非只為特定的種族爭權利,而是為全民,即為幾乎每個中國人爭權利——不僅體制外的中國人屬於無權者,就連體制中人哪怕當權者,一旦權斗落敗,其人身權利也會立即失去法律保護,而不能不任人宰割。幾乎每個中國人都屬於權利序列的黑人,比當初美國黑人的生存狀態更糟:既沒有自由,更沒有平等和公正。

這正是郭飛雄投身民權運動的原因。郭飛雄本名楊茂東,1966年生於湖北谷城, 1988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大。名校出身的他如果做馴服工具,會有很好的職業前程。即便後來告別體制,他作為民間出版商的事業也非常成功,以至於可以在廣州的繁華地段買下豪華公寓。但他選擇在事業高峰期的2001年結束這一切,義無反顧地踏上民權運動的荊棘之路。

2005年開始,作為北京智晟律師事務所的法律顧問,郭飛雄南下廣東,參與了南海、佛山、番禺等地的維權運動,從此跟廣東公民社會結下不解之緣。其中,番禺太石村罷免村官案最為轟動。太石村因發生嚴重財務問題,村民要求罷免被質疑貪腐的村委會,但區政府動用上千警力鎮壓,拘捕了幾十名村民,致使事態升級。作為維權村民委託的法律代理人,郭飛雄動員了知識界、輿論界、法律界的眾多精英投入其中,開創把公民社會的力量引入維權事件的先例,在基層政權層面跟體制展開激烈博弈。因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死於收容遣送制度發軔的維權運動,至此走向政治維權的高潮。

走向政治維權即事實上的民權運動。恰在太石村事件前後,北京有許志永、滕彪、郭玉閃創辦的「公盟」橫空出世,山東有赤腳律師陳光誠因維權被囚。三大維權事件聯翩而至,2005年成了中國政治維權即中國民權運動的元年。郭飛雄則是政治維權最早的定義者、構形造勢者和「炮灰級」直接行動者。

他為此遭受殘忍報復,付出了巨大代價。從2005年4月至今,先後四次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等罪名刑拘,其中第三次被判入獄,坐牢五年。對他的審訊多達二百餘次,包括十三天十三夜不讓睡覺的車輪戰提審。毆打、拔頭髮折磨,乃至電刑。這些真實的、並非電影情節的極限考驗,都是為了摧毀他的意志,迫使他屈服,迫使他退出民權運動。

但加害者顯然低估了他的意志力,他不僅不就範,不低頭,反而愈挫愈勇,以至創下總共186天絕食抗議的驚人記錄。2011年出獄之後,他迫不及待地再度投入民間抗爭,和廣東公民社會同仁一道,扎硬寨,打死仗。最經典的一幕,是震撼世界的2013年初南周新年獻詞事件中的街頭聲援。這次街頭聲援是1989年之後中國第一次成功的政治集會實驗,是公民以主權者身份積極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的大膽嘗試。郭飛雄是當之無愧的領軍者。而後,他又馬不停蹄地籌划了敦促全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公民聯署。並組織「八城快閃」,派小團隊到八個城市巡迴宣傳,再度開創公民政治集會的新紀錄。

作為民權活動家,郭飛雄的無畏、決絕固然鮮有人及,但他清明的理性更難能可貴。這在南周新年獻詞事件中也有經典體現。2013年1月7日上午,街頭抗議者剛剛聚集,就接受了現場警察的建議,從廣州大道幹道和南方報業大門口撤出,全部退入人行道走廊,廣州大道同往日一樣暢通無阻。人行道走廊也絕沒有發生因過度擁擠而無法通行的情形,持續三天的街頭集會始終和平有序。這一點已為諸多在場者的證詞,包括南方報業諸多編輯記者的證詞所證實。而這一切,跟郭飛雄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發起街頭集會之初,他就清醒地限定了行動的目標和區域。他更在現場直接發揮作用,1月7日下午5點即主動勸說抗議者離開。正如郭飛雄後來所稱:「我們的政治目的是嚴肅的,我們的行動目標是節制的,我們的運作手法光明磊落、寬和恭謹。」其後的「八城快閃」,仍然目標有限、手段平和、高度節制,採用的仍是國際例行的公園——人行道活動模式,對公共場所秩序沒有構成任何衝擊擾亂。

事實證明,郭飛雄是勇者,更是智者。雖受盡折磨、九死一生,但沒有仇恨,沒有戾氣和偏執,仍保持着美好的人性和健康的心態,超越了敵我意識、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他堅決伸張民權,卻並非如當局惡意猜度的那樣是為報復、奪權甚至顛覆。在他看來,這猜度實在是一種侮辱,無非「以極權專制主義者之心度自由民主者之腹」。他對民權、對憲政懷有宗教般的信仰,他追求的是這大地之上的理想性,而不是數年即逝的個人權力。他堅決主張公民行動並身體力行,但他同時強調自我規制,強調自由與秩序的均衡。他是堅定的反對派,但更是負責任的反對派,建設性的反對派,更着眼於以文明理性的和平反對,為中國下一步必將到來的政治轉型做出優良示範;而不是不惜玉石俱焚,不是唯恐天下不亂。

都是民權運動,但中美兩國民權運動的制度環境完全不同。美國的憲政體制與民權是兼容的,民權運動不僅不跟體制對立,反而只是民主的深化。所以馬丁·路德·金並不孤獨,有最高當局的合作包括艾森豪威爾、包括肯尼迪和約翰遜三屆總統的合作,包括國會和最高法院的合作。美國民權運動因此容易形成合力。中國則恰恰相反。郭飛雄堅定地信任人性,包括信任體制內的人性。這當然是對的。但無法否認的是,無論人性多麼頑強,都無法改變專政體制的剛性。體制中人可能會走向郭飛雄期待的良心起義,但專政體制本身絕無出路,絕無可能與人性尤其與民權兼容。這就註定了中國民權運動的坎坷與悲壯。專政體制不容許任何挑戰,不接受任何壓力,不容忍任何社會資本包括智力資本和道德資本的聚集,而不惜扼殺於萌芽狀態。中國的民權運動只能屢仆屢起,屢敗屢戰。說中國的民權事業、中國的憲政轉型是人類歷史上最艱苦的工程,絕無半分誇張。

敢於以有限的人生投入這幾乎是無限的轉型工程,需要驚人的毅力與意志。郭飛雄不僅無畏而決絕,而且有着巨大的平衡能力,有着清明的理性。必須要有這樣的人投入,中國的轉型進程才可能最堅決同時最穩健,才可能把社會成本減至最小,也才可能克服對轉型失控的莫名恐懼,建立起成功轉型的全民自信。

如果說民族、民生、民權是百年來中國的基本問題,在民族獨立、人民溫飽基本解決之後,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民權問題,中國急待民權補課。必須讓億萬無權者告別制度性隔離,不再被代表被僭越,被歧視被侮辱,而是成為真正的主權者,因擁有真正的主權而對國家有認同感和責任感,這國家才會是共同體,才會真的有和平,有和解,有合作,有未來。否則一切無解。技術解決最多起到局部緩衝的作用,何況這作用越來越遞減而抵達極限。必須從民權入手才有望根本解決。現在已經到了這關鍵時刻。

郭飛雄曾經有過斷言:反憲政者,皆國賊也。同樣可以說,迫害郭飛雄和他的戰友們,亦國賊也。郭飛雄們面對的專政體制確然強悍,但問題是,這體制正遭遇一種更強悍的力量即趨勢。這趨勢即民權運動的趨勢,這趨勢即億萬無權者覺醒的趨勢,這趨勢即億萬無權者要站起來成為主權者的趨勢。手無寸鐵的郭飛雄們在物質意義上再弱小不過,但他們的理想和追求合於趨勢,世俗意義上的強者不該無視這一點。

笑蜀,本名陳敏,曾是《南方周末》報紙高級評論員和《炎黃周刊》雜誌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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