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审查的艺术

法兰克福书展上演的闹剧，是中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一次集中展现。

　　米克洛斯·哈拉斯特写道：“弥尔顿有一种天真的自信，对他来说，全盘审查既引人厌恶，也不可能实现。这种看法一定让今天的很多人倍感荒诞。”

　　这是一九八零年代初的匈牙利，米克洛斯是一位异议作家和活动家。他指的弥尔顿正是那位著名的英国诗人，除去《失乐园》以外，他还在一六四四年出版了小册子《论出版自由》，其中充满了对人类渴望自由的信心。

　　但在米克洛斯眼中，这种洋溢的信心在此刻的匈牙利已不存在。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之后，艺术家、知识分子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心理模式——“审查不再仅仅是国家的干涉。一种新的审美已经形成，审查者和艺术家相互拥抱、纠缠在一起了。它不再是过去的批评者想像的令人作呕的审查方式。国家已经教化了艺术家，艺术家也把国家当自己的家园。”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柏林墙也已经倒塌了二十年，很多中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站出来继续验证米克洛斯的判断。“审查？什么审查？艺术家在中国享有极大的自由”，作家铁凝对《明境周刊》的记者说：“我们期待在法兰克福的自由交流。” 铁凝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大约有七千名成员，他们仍可以每月领取到津贴，尽管它的数目仅仅是象征性。但是，象征性却不意味着不重要，它表明了谁依靠着谁。而在九月中旬法兰克福的一次研讨会上，黄平说他主编《读书》杂志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莫言和其他很多著名的朋友，在看到戴晴、贝岭等到场后，集体性的退场。这是官方代表团对异议作家的抗议。

　　现场的细节已难还原，但法兰克福的书展，最终变成了一场闹剧。它是中国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一次集中展现。是的，我们已不再身处毛泽东时代，艺术家仅仅是党的意识形态与最高权力的工具。你也可以为铁凝、莫言、黄平作出辩护，他们只是被迫之举。他们当然不至于“天真”或“愚蠢”到不了解中国的现况，或许私下也会对戴晴、贝岭心生理解，台面上发生的一切这仅仅是一种“表演”，他们在“表演”自己对官方立场的支持。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重新国有化的运动。中央企业吞并私营企业，青年人拼命要考取公务员，国家主义拥挤入公共生活，娱乐明星争先恐后的为国家唱赞歌，而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则为政府的文化控制而辩护。

　　这个国家已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贫穷落后，也不再是彻底的自我封闭，它也不要求每个人都过清教徒的生活，或者一言不合就把你关入监狱，让你感慨“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爱我吗？”……这个国家变得强大、富有，它在全世界激起谈论和好奇，它可以委任你作它的代表，给你提供大笔金钱去周游世界；它也可以向你展开市场，让你频繁的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收获一个艺术家渴望的认可，享受到种种便利和自由；国家比昔日更慷慨了，但是它也有某种原则，其实也谈不上某种原则，它只是某种模糊的地带，如果你触碰了这些地带，它不一定立刻用某种残暴的方式惩罚你，他甚至仍然允许你继续写作、绘画、拍电影，甚至允许你把它们在国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能被本国的观众看到。它让你成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时候，你生活在这里，描述这里的一切，你周围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国家已经制造了足够多的噪音，让你的声音轻易的淹没其中。

　　是戴晴说的吧，你在中国可以读到任何东西，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书的存在，我们有了互联网，但它没有带来太多的改变。如果你想在中国出版，作家知道哪些历史和政治题材是敏感的，他们会绕过去，出版商都是国有的。戴晴说的对，二十年前她在中国无人不知，在过去二十年中，她仍旧勤奋的写作，四处活动，但是年轻一代已经很少知晓她了，她只能停留在一个微小的国际社区之中。而那些没有她幸运的作家，甚至连国门都没机会踏出。

　　戴晴的话只有最后一句稍有出入。事实上，中国很多出版商已是私人企业，但它们必须向国有出版社购买出版权。这些私人出版商或许比国有出版社更富有、更高效，但它们仅仅是寄生的，他们的商业权力不足以和政治权力做出哪怕稍许的抗衡，这既是真实的现状，也经常是自我恐吓的结果。或许，这也是那些退场的作家与学者们的感受吧，他们的名声、自由、读者似乎都脆弱不堪，他们比二十年前得到得更多了，也因此更怕失去。

　　《天鹅绒监狱》，米克洛斯·哈拉斯特的书有一个让人难忘的名字。它仍是监狱，但是天鹅绒的表层，让很多人觉得温暖和舒适。然后，我们躺在天鹅绒上一起脸不红、心不跳的说谎，一起其乐融融的表演。这些谎言是新的黏合剂，让这本已脆弱的监狱更加牢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