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高压下）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限，我一生未逾越过。”
鄢烈山（杂文家）
个人写史、民间写史，已经形成空前没有的高潮，这当然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经济条件的普遍改善有关。有的是子女出钱为父母出一本传记留给后人做纪念，自编自印送亲友；有的是当事人及其子女心有千千结，要为父母鸣冤甚至翻案；也有单纯志在为历史留一份社会档案的。
要为后人留一份有价值的“写真”，应该怎么写？
粗略地说，亦无非要讲究史德、史识与史才。
所谓“史才”并不重要，体例如何，谋篇如何，文字是否精炼生动，都不重要，只要有文献价值就有存在意义。
这里主要讲史德与史识两方面。
讲史德，最重要的是存真，如实道来。
文学是“作品的形象大于作者立意”，历史是“事实纪录高于作者感受”——他人与后人的解读必定会超过作者本人的所思所想。
古人讲史德的箴言是“不虚美，不隐恶”。这是就总体而言，或者说是对史官而言，对他者写史而言；具体到个人写史，这个原则需要细化，可以辨析。
“不虚美”，重在一个“虚”字。不能像韩愈先生为赚润笔之资为人代笔写的那些“谀墓”之辞。今天大人物死了发布的追悼词，个个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卓越的革命家，谁信？
只要不是“虚美”，不是胡吹，不是自我镀金，个人写史又何尝不可以自美呢？
95岁的曾彦修先生今年出版了一本《平生六记》（各章依次题为：土改记异、打虎记零、镇反记慎、肃反记无、四清记实和反右记幸）。曾彦修不仅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还是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的“反右”动员报告都是他在作，“右派”名单也要经他之手上报。为了完成“派右”的指标，他不忍伤害无辜的部下，把自已的名字报上去，成了党内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
本书结尾，曾老问心无愧地说：“（运动高压下）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限，我一生未逾越过。”曾老把他的这些经历和这种自豪感记下来，于我们丰富对历史对人性的认识不是很有意义吗？
关于“不隐恶”，也不是绝对的，有些个人恩怨和好恶应该“隐”去，让它们沉没。正因为历史纪录不是虚构的文艺作品，人们会把个人根据变形的记忆改写的事实当真，所以需要审慎。
比如《南方周末》创办人左方先生，在香港正式出版了回忆录《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其中关于南周的部分，对比网上的访谈可知，书中只忆办报理念和过程，凡涉及个人恩怨的褒贬之词一字不留地删除了。这样内容更清晰，品位更高。
讲史识，关乎作品的思想深度和高度。有句哲学意味的话，讲生命的意义，叫“我思故我在”。写史者的识见也决定了作品的高下。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要强调两点：
一是对自己，只有自我省思才有境界的升华。
比如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他的自传系列有《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等，2014年又发表了《戴灰帽子的人》、《“找灵魂”补遗》。他从不回避自己在思想改造过程中的迷误，将自我检讨与批判等资料坦然地收入著作中，供大家认识这代人的心路历程。这种真诚固然令人尊敬，却也是建立在他总结历史教训，深刻体认昨日之非的思想认识基础上的。
二是涉及他人，在剖析前人的同时，要有同情性理解。既有今天的认识高度，也有对当时历史大背景的体察和宽宥。
刚读了李南央在香港大山出版社出的文集《我的父亲李锐》（与左方的回忆录一样，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在内地出呀），就是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作为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女儿，李南央对共产党的看法与父亲视角不同，父女之间也有争议，但双方都意识到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互相理解和尊重。因此，这种写实有思想深度，也有情感温度。
2014/11/21补记
此文系作者在“新历史合作社‘历史嘉年华2014’”演讲片断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