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李零新书《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02-01)之《太阳不是无影灯——从一个展览想起的》。
中国的启蒙是什么?这是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问,中国是不是经过启蒙?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
一种说法是根本没有。如果你说启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事,与其他地区无关,如果你拿西方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我们当然没有: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科学,没有哲学,没有宗教,没有国家……有也等于没有,就像崔健唱的,我们一无所有。既然没有,咱们就不用讨论了,倒也省事。
另一种说法是有。启蒙波及全世界,西方的影响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能说没有!比如咱们这个北京城,金元明清是古都,当然有很多旧宫旧苑。但故宫、太庙、社稷坛、天地坛、日月坛、先农先蚕坛、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玉泉山,民元以来,绝大多数都成了对民众开放的公共设施,不是改博物馆,就是变公园。博物馆和公园就是打外国传入的。
中国的新,有些是全新,比如天安门广场。我见过的汉学家都说是学苏联老大哥。但叫我看,怎么看都像美国的华盛顿:人民大会堂像国会山,中国国家博物馆像史密森学会(围着大草坪一圈的美国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华盛顿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像林肯纪念堂。除方向不同,一个坐西朝东,一个坐北朝南,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个广场是中国人的集体设计,连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出过主意,根本没苏联什么事。
另一种新是翻新,比如北京的马路。有个法国朋友说,这也是学苏联老大哥。他说,这都是共产党的设计。你们的马路又宽又直,让人迈开步子就刹不住脚,无心在路边坐下喝咖啡,当然也就无法交头接耳谈政治了。我认识的汉学家,谁听了都说有道理。但中国人,谁听了都莫明其妙。其实,北京的棋盘街,那是古人的设计,近现代只是在上面铺了柏油,下面修了下水道,路边竖了电线杆子和路灯,有些加宽,有些打通,如此而已。
古今的关系,一般是这样,但大家总是分不清,连我们的老师都分不清。
我理解,中国的启蒙是个大词,不光是北大、清华,不光是商务、中华,不光是知识分子,不光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它也包括革命,它也包括战争,它也包括全民族的动员和劳苦大众的觉醒。
中国的启蒙运动,过去都说是五四运动。这事在辛亥革命之后,不在辛亥革命之前,和西方的顺序不一样。非当革命背景,只能排在另一场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过去,大家都这么讲。
五四运动的背景是战争与革命,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是十月革命。当时,大家的共同点是弃旧图新。弃旧图新是为了救国。其领军人物,既有李大钊、陈独秀这号人,也有鲁迅、胡适这号人。启蒙是为了凿破混沌,但启蒙本身也是混沌。我们和欧洲一样,保守和激进同样来自启蒙,都是启蒙的遗产。中国的启蒙,其实不止一次。“文革”后的启蒙也如此,当时大家都是启蒙派。现在怎么样?左右分化之局已定,剑拔弩张的气氛又出现。五四运动是个伟大的运动,缺点当然有,而且不少。它也和西方的启蒙一样,同样有阴暗面,但我还是要说,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当年,但丁用意大利文写《神曲》,马丁·路德用德文译《圣经》,这就是他们的白话运动。中国没有统一的国教,儒教没有群众基础,不像基督教,一开始就起于大众,因此根本不是宗教(耶稣会也不认为它是宗教),更不是普世宗教,但它在中国影响太大,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想当官或已经当官的人)影响太大,确实是个主流意识形态,就像马克思说黑格尔哲学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欧洲比较,只有一件事差为近之,这就是打倒宋以来的那个孔家店(注意:不是打倒孔子)。
现在,全世界都风靡保守,我们这儿也一样,闻“左”色变。洋务可以叫启蒙,立宪(君主立宪)可以叫启蒙,“五四”不能叫,“五四”以后不能叫,1949 年后更不能叫,所有左翼文学和左翼史学都在推翻打倒之列。这股风从台湾来,从蒋家王朝的遗老遗少来,从某些美籍华人学者来,从国际大气候——“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来。
1957 年,胡适当“中研院院长”,蒋介石祝贺,大骂“五四”,说“五四”导致赤化。胡适当面反驳,说你错了,“五四”是文化运动,不是政治运动。五四运动是不是纯粹的文化运动,这个问题可以讨论。蒋介石说“五四”导致赤化,也未必错。但五四运动的主题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弃旧图新、救亡图存。共产党的成立还在其后。如果你连自由和爱国也否定,连胡适本人也搁里边,别说共产党不接受,胡适也不接受。现在,大陆骂“五四”,时髦成风,跟蒋介石一个说法。难怪美国的陶涵(Jay Taylor)写《蒋介石传》,其结束语说,蒋虽赍志而殁,但他的反攻大陆,其实已经成功。
台湾意识形态,逃于共者归于蒋,逃于蒋者归于美,出不了这两类。“五四”不是启蒙,你说什么是?是不是只有宋明理学加美国基督教才是?比如蒋介石夫妇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国民党理解的启蒙运动。“新生活运动”,下场如何?1949 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他自己都说了,停办。咱们这儿倒好,有人接着办。
另外, 还有一种说法, 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和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叫“救亡压倒启蒙”。此说影响很大。他俩争发明权,我们不必管,重要的是,它迎合了中国的文化气氛。《启蒙的艺术》这本图录,中方学者高毅和徐前进对此说有评论,属于委婉否定,读者可参看。其实,这话搁当年,大家听得懂吗?我不明白,列强瓜分中国,日本侵占中国,中国人起而反抗,怎么就挡了启蒙的道?
现在卖后悔药的,吃后悔药的,真是扯得没边儿。英国人疼皇上,日本人疼皇上,疼也不是替中国人疼。凡是想回大清朝的,日本人早就把皇上请回东北老家去了,你直接回满洲国得了。
有人说,现在应该重新启蒙,我说对呀。我看,中国的启蒙运动,时间可以放宽,范围可以拓广,就是讲到现在也不过分。
问题在于什么叫“蒙”。是不是这一百年,中国人都是糊涂蛋,现在才活明白。还是相反,大家又糊涂了,应该重新启蒙。
启蒙,读书很重要。
中国的出版物,有三本书影响很大。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23 年),一本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1848 年),一本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 年),都是19世纪的书。
这三本书,《战争论》传入最早,1910 年从日文翻译,起名《大战学理》。此书是欧洲的《孙子兵法》,中国的讲武堂和军校很重视。《物种起源》是1919 年翻译出版,讲生物战争。《共产党宣言》是1920 年出版,讲阶级战争。这三本书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其作者都是斗争哲学的先知,人呼“三卡尔”(英文的查尔斯就是德文的卡尔)。其中两卡尔都是德国人。
《物种起源》本来是讲博物学的书,但影响超出自然科学。此书不仅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在中国也是石破天惊。它的译出虽然晚一点,但介绍却在前头。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早在1897 年,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当时引起轰动,主要不在宗教,而在救亡。这是中国和西方的大不同。
救亡图存也是启蒙,而且是很重要的启蒙。
(据:李零/ 思想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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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中国人怎么就挡了启蒙的道?
本文节选自李零新书《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02-01)之《太阳不是无影灯——从一个展览想起的》。
中国的启蒙是什么?这是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问,中国是不是经过启蒙?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
一种说法是根本没有。如果你说启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事,与其他地区无关,如果你拿西方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我们当然没有: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科学,没有哲学,没有宗教,没有国家……有也等于没有,就像崔健唱的,我们一无所有。既然没有,咱们就不用讨论了,倒也省事。
另一种说法是有。启蒙波及全世界,西方的影响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能说没有!比如咱们这个北京城,金元明清是古都,当然有很多旧宫旧苑。但故宫、太庙、社稷坛、天地坛、日月坛、先农先蚕坛、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玉泉山,民元以来,绝大多数都成了对民众开放的公共设施,不是改博物馆,就是变公园。博物馆和公园就是打外国传入的。
中国的新,有些是全新,比如天安门广场。我见过的汉学家都说是学苏联老大哥。但叫我看,怎么看都像美国的华盛顿:人民大会堂像国会山,中国国家博物馆像史密森学会(围着大草坪一圈的美国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华盛顿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像林肯纪念堂。除方向不同,一个坐西朝东,一个坐北朝南,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个广场是中国人的集体设计,连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出过主意,根本没苏联什么事。
另一种新是翻新,比如北京的马路。有个法国朋友说,这也是学苏联老大哥。他说,这都是共产党的设计。你们的马路又宽又直,让人迈开步子就刹不住脚,无心在路边坐下喝咖啡,当然也就无法交头接耳谈政治了。我认识的汉学家,谁听了都说有道理。但中国人,谁听了都莫明其妙。其实,北京的棋盘街,那是古人的设计,近现代只是在上面铺了柏油,下面修了下水道,路边竖了电线杆子和路灯,有些加宽,有些打通,如此而已。
古今的关系,一般是这样,但大家总是分不清,连我们的老师都分不清。
我理解,中国的启蒙是个大词,不光是北大、清华,不光是商务、中华,不光是知识分子,不光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它也包括革命,它也包括战争,它也包括全民族的动员和劳苦大众的觉醒。
中国的启蒙运动,过去都说是五四运动。这事在辛亥革命之后,不在辛亥革命之前,和西方的顺序不一样。非当革命背景,只能排在另一场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过去,大家都这么讲。
五四运动的背景是战争与革命,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是十月革命。当时,大家的共同点是弃旧图新。弃旧图新是为了救国。其领军人物,既有李大钊、陈独秀这号人,也有鲁迅、胡适这号人。启蒙是为了凿破混沌,但启蒙本身也是混沌。我们和欧洲一样,保守和激进同样来自启蒙,都是启蒙的遗产。中国的启蒙,其实不止一次。“文革”后的启蒙也如此,当时大家都是启蒙派。现在怎么样?左右分化之局已定,剑拔弩张的气氛又出现。五四运动是个伟大的运动,缺点当然有,而且不少。它也和西方的启蒙一样,同样有阴暗面,但我还是要说,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当年,但丁用意大利文写《神曲》,马丁·路德用德文译《圣经》,这就是他们的白话运动。中国没有统一的国教,儒教没有群众基础,不像基督教,一开始就起于大众,因此根本不是宗教(耶稣会也不认为它是宗教),更不是普世宗教,但它在中国影响太大,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想当官或已经当官的人)影响太大,确实是个主流意识形态,就像马克思说黑格尔哲学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欧洲比较,只有一件事差为近之,这就是打倒宋以来的那个孔家店(注意:不是打倒孔子)。
现在,全世界都风靡保守,我们这儿也一样,闻“左”色变。洋务可以叫启蒙,立宪(君主立宪)可以叫启蒙,“五四”不能叫,“五四”以后不能叫,1949 年后更不能叫,所有左翼文学和左翼史学都在推翻打倒之列。这股风从台湾来,从蒋家王朝的遗老遗少来,从某些美籍华人学者来,从国际大气候——“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来。
1957 年,胡适当“中研院院长”,蒋介石祝贺,大骂“五四”,说“五四”导致赤化。胡适当面反驳,说你错了,“五四”是文化运动,不是政治运动。五四运动是不是纯粹的文化运动,这个问题可以讨论。蒋介石说“五四”导致赤化,也未必错。但五四运动的主题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弃旧图新、救亡图存。共产党的成立还在其后。如果你连自由和爱国也否定,连胡适本人也搁里边,别说共产党不接受,胡适也不接受。现在,大陆骂“五四”,时髦成风,跟蒋介石一个说法。难怪美国的陶涵(Jay Taylor)写《蒋介石传》,其结束语说,蒋虽赍志而殁,但他的反攻大陆,其实已经成功。
台湾意识形态,逃于共者归于蒋,逃于蒋者归于美,出不了这两类。“五四”不是启蒙,你说什么是?是不是只有宋明理学加美国基督教才是?比如蒋介石夫妇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国民党理解的启蒙运动。“新生活运动”,下场如何?1949 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他自己都说了,停办。咱们这儿倒好,有人接着办。
另外, 还有一种说法, 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和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叫“救亡压倒启蒙”。此说影响很大。他俩争发明权,我们不必管,重要的是,它迎合了中国的文化气氛。《启蒙的艺术》这本图录,中方学者高毅和徐前进对此说有评论,属于委婉否定,读者可参看。其实,这话搁当年,大家听得懂吗?我不明白,列强瓜分中国,日本侵占中国,中国人起而反抗,怎么就挡了启蒙的道?
现在卖后悔药的,吃后悔药的,真是扯得没边儿。英国人疼皇上,日本人疼皇上,疼也不是替中国人疼。凡是想回大清朝的,日本人早就把皇上请回东北老家去了,你直接回满洲国得了。
有人说,现在应该重新启蒙,我说对呀。我看,中国的启蒙运动,时间可以放宽,范围可以拓广,就是讲到现在也不过分。
问题在于什么叫“蒙”。是不是这一百年,中国人都是糊涂蛋,现在才活明白。还是相反,大家又糊涂了,应该重新启蒙。
启蒙,读书很重要。
中国的出版物,有三本书影响很大。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23 年),一本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1848 年),一本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 年),都是19世纪的书。
这三本书,《战争论》传入最早,1910 年从日文翻译,起名《大战学理》。此书是欧洲的《孙子兵法》,中国的讲武堂和军校很重视。《物种起源》是1919 年翻译出版,讲生物战争。《共产党宣言》是1920 年出版,讲阶级战争。这三本书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其作者都是斗争哲学的先知,人呼“三卡尔”(英文的查尔斯就是德文的卡尔)。其中两卡尔都是德国人。
《物种起源》本来是讲博物学的书,但影响超出自然科学。此书不仅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在中国也是石破天惊。它的译出虽然晚一点,但介绍却在前头。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早在1897 年,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当时引起轰动,主要不在宗教,而在救亡。这是中国和西方的大不同。
救亡图存也是启蒙,而且是很重要的启蒙。
(据:李零/ 思想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