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专论：逼梁振英辞职不合时宜

在这种态势下，作为香港特首，又对暴力弹压负有重要责任的梁振英是否应该立即辞职，理所当然的会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议题。而学生们的诉求或许自有理由，除了在今次学生和平示威中涉嫌滥用暴力，梁振英的施政能力和施政方式也一直在香港社会饱受各界批评。自梁振英上台以来，陆港两地间矛盾冲突越发尖锐，香港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越发严重，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和意识冲突也越发扩大。对所有这些问题，梁振英政府要么束手无策，要么都采取简单化的应对措施，既没有向中央反映香港的真实情况，也没能落实执行好中央的治港思维。在不少人看来，梁振英就没有履行好一个特首的职责，香港社会所以出现今天的乱局，梁振英当然应负最大责任。

梁振英确实不是一个受香港民众欢迎的特首，从过去两年的执政情况看，甚至都难说是一个合格的特首。但是，虽然如此，也必须要承认的是，梁振英毕竟是依《基本法》规定经过合法程序产生的特首。运动学生必须认识到，逼梁振英限期辞职下台是不可能达成的单方意愿。香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就以这种方式草草收场，如果梁振英在这个时候辞职下台，不管是中央政府勒令为之，还是梁振英迫于形势主动为之，都会传递错误信息，会被激进力量利用，这对香港未来政局的稳定来说，百害而无一利。

运动学生必须认识到，对程序的尊重，是香港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香港社会所以被称为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尺，也是香港社会能在混乱中继续运转的重要原因。针对香港社会两年多来的乱局，特别是针对这次弹压和平示威中滥用暴力的错误行为，尽管梁振英负有最大责任，中央政府也可能反思当初的特首遴选决定，对特首的管治能力重新评估，甚至于对特首“爱国爱港”的标准重建认识，但至少在目前这个敏感时期，中央政府不可能将梁振英免职，而梁振英本人就更不会主动辞职。在明知不可行的情况继续硬逼，受益者只能是梁振英本人。或许有人说董建华当年也因为示威而辞职，但须知董建华当年也不是在示威后就立刻辞职。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中央对梁振英的不满已经显而易见。中央近年对港澳厚彼薄此的变化，就是梁振英不受中央待见的体现，而执意于强势弹压并拒绝对话的梁振英在发射催泪弹后能即刻收手停止使用暴力，开始就政改问题和学联展开设置前提的对话，就更说明北京的背后主导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从任何角度看，北京都不希望香港问题激化，尤其是在习近平的任期之内，就更不希望看到政治碰撞成为香港社会的主题，不希望看到香港社会呈现暴力化趋势，不管这种暴力是来自于激进力量的运动暴力，还是来自港府特首的弹压暴力。习近平不可能允许激进势力主导香港政治社会，而学生们要求梁振英限期辞职的做法，就已经有了政治激进的嫌疑。

在如何为目前僵局找到出路的问题上，也许学生、港府和中央政府都要反思。中央政府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当初把梁振英推到了特首位置，为什么香港问题在人大普选《决定》“落闸”后被突然激化，为什么在回归了十七年后，香港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演化得更加复杂尖锐。港府梁振英要反思的是，香港特首到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人民的特首，还只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特首，或者是只会处处听命于他人的政治傀儡。学生也必须反思的是，除了这种街头政治和最后通牒式的胁迫性表达，还有没有其他更合理表达诉求方式，像这种情绪化的做法，把矛头对准梁振英本人，要求他必须限期辞职，这样做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这还到底是不是这场运动的最初动机。

无论是学生、港府和中央政府，都必须认识到，对抗性思维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情绪化的极端做法就更容易把事情搞砸，如果要为香港问题找到出路，各方都必须坐下来，在透彻反思的基础上认真对话。各方都要认识到，香港问题的产生与爆发，正是对抗性思维所致，相关各方如果都能把眼光放到问题本身，放弃对抗性思维，采取建设性心态，共同致力于为解决问题寻找出路，香港问题就算不能得到彻底解决，最起码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尖锐激化。

对于学生，就更要认识到，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要解决香港面临的问题，而不是要让特首辞职，更不是为了运动而运动；运动方式是要遵循和平方式，而不是要采取激进暴力。所以，当运动诉求从解决问题向要求特首辞职转移，运动方式从和平向激进转变，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们都必须及时停下来，回到发起运动的原点，冷静检视运动到底有无跑偏。进一步说，既然“占中”的目标已经阶段性达成，学生抗议已经让港府和梁振英感到了政治压力，已经让中央政府认识到了香港市民学生对民主普选的珍视，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对香港政治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过犹不及”，就立即停止对抗，启动对话沟通，也未尝不是最恰当的斗争方式。

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必须清楚，街头政治运动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它的编剧人必须有极大的政治定力，要既能投身其中，又能抽身事外，不能随着剧情的起伏渐变为剧中之人，而香港这场学生运动就具有这种危险趋势。除此之外，就香港这场学生运动更要注意，不光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参与者容易陷入政治激情，不同力量的暗中博弈更可能让运动偏离其预设目的和方式，让学生们扮演了为他人火中取栗的角色，受益者却是梁振英本人以及火上浇油的激进民主势力和暗中推动的建制派内保守势力。

要认识到香港问题的实质是在特定时期由特定事件引发的公民集体抗命运动。它既有长期积累的，社会对民生和发展前景的担忧，也有近期人大常委会就2017年特首普选的《决定》所引致的社会怨气，还有“9·28”香港政府对和平示威人士使用严重过度暴力引发的极大不满。但归根结底，香港的主要矛盾是经济而非政治，是民生而非民主。尽管香港学运的焦点看起来已经从经济和民生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又从单纯的政改方案转为更广泛和更有针对性的政治诉求，但这个矛盾的性质并没有转变，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没有解决。解决香港问题，如果不从这个主要矛盾入手，不着眼于解决更根本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只是在浅层次的政治诉求上打转，就算是梁振英辞职，换一个特首也于事无补。

学生们的幼稚与激情很容易被利用，当他们喊出让梁振英辞职的口号，主要是基于对梁振英管治能力的长期质疑，以及他滥用暴力的弹压方式破坏了香港社会温理性的基础。当然，激进民主派的火上浇油和建制派保守势力等既得利益集团的暗中推动也是重要原因。在香港问题可能陷入僵局的时刻，中央政府不能被这样的情绪感染，更不能被激进民主派和建制派保守势力等劫持，而是要继续保持冷静，令事态尽快平息，而不是继续为梁振英个人背书，或是像某些媒体喉舌一样继续固守人大决定不能调整、运动学生不“爱国爱港”等陈词滥调。

香港社会出现今天的乱局，具有非常复杂的成因。香港问题的源头在内部，香港社会弥漫的怨气与经济低迷、对未来发展的迷茫和现实生活的艰难感受让很多人无所适从，这些都是香港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遗憾的是，这个难题一直等不到“解题”之人。香港回归十七年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年轻人越来越看不到希望，内地做出巨大牺牲的惠港政策也多被富商劫持而未能真正惠及到香港市民。香港人希望有人能够为其解决这些问题,但港府却严重缺乏领导能力，梁振英更是充满私心。

香港的政治版图曾经是以“建制派”与“民主派”来区分，但在近期正朝着“温和”与“激进”之分重构。近年来这种“建制派”与“民主派”的传统划分模式正随着香港政治大环境的改变发生转变，“建制派”开始分化为罔顾香港民生极端自私的“既得利益者”和只知道紧跟中央的“政治保守力量”；而“民主派”的转变更为明显，它愈来愈清晰地分化为“温和”与“激进”两股力量。不幸的是，对于民主派的分化，中共并没有注意到这种转变的积极意义，不能够在2010年的政改共识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对港策略。在各方势力重新组合的背景里，北京却依然像原来那样一面倒地支援一派，打击另一派，不仅显得对自己不够自信，对民主派就更是缺乏基本信任，不久前人大出台的《决定》就潜藏着这样的暗示。香港问题的产生与激化，梁振英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让梁振英承担全责显然并不合理。梁振英作为特首，确实应该为香港乱局负责，但如果中央对香港问题的认识不变，下一任特首也仍然要面对同样的难题。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梁振英辞职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寻找香港问题的出路上，相关各方都要立足于香港的政治社会现实，立足于香港问题本身；都要摒弃对抗性思维，采取建设性态度。天下事的难易，即取决于事情本身的难易程度，又取决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解决能力。就好像邓小平在香港回归谈判的迷雾中能透过枝节困扰抓住问题的根本，提出了“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政治主张，顺利促成香港回归一样，香港问题的相关各方如果能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继续发挥解放思想的力量，推动相关各方在困局和混沌中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既坚持原则，又懂得妥协，也知道如何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价值追求，香港的问题或许根本就不成问题。

 (据2014年10月4日多维新闻网。作者木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