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需要厘清改革目标的时候了,我们不需要再把它们混为一团。要不然,改革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执政党自身的危机感也将永远难以消除。
张赋宇/文
四中全会在即,全民期盼改革大动作之际,我却要建议,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调整改革目标:把改革目标由全社会回到自身。
很多人常常用一些耸人听闻的比喻,比如常用苏共的败亡来提醒中共不要像苏共那样丢掉政权。但依我看,这起码不应该是改革的目的。
中共应该对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目标适当调整。
改革的目的,不应该是如何牢牢控制住国家,尤其是牢牢地占据领导的位置,甚至也不是如何来带领这个国家发展经济,而应该把改革的目标转向自身:它应该从社会的改革领域慢慢退出,而进行自身的改革。
现在积重难返的、最需要改革的不是社会,而是中国执政党自身。由于先天的基因和治理结构的原因,越来越多的荒唐和腐败事件正在加剧执政党的负面形象。因此,我们不要弄错了改革的对象,首先要改革的是执政党自身,而不是这个社会。
把社会还给社会,不仅让执政党能够甩掉负重专注自身改革,而且,社会因为脱离了强控制而成长得更加健壮。按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社会不会因为没有领导而失序,相反,还会产生出一种良好的自发秩序。因为,最好的社会契约是在自发而自由的状态下签订的,有了这些自发的社会签约,社会运转就会步入良性状态。
现在,我们有两个误区:
一个是认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中国社会就会乱套。完全不是如此。政党本身不是来确定社会秩序的,而是在已经确定的秩序中扮演一个角色而已。
比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美国的社会秩序不是因为两党才存在,而是两党是这个秩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不是它确定了社会秩序,而应该是由社会秩序来确定它。美国曾经长达7年没有任何全国性政治领导,但并未失掉社会秩序。中国的问题刚好反过来,执政党往往越位来确定社会秩序,这违背了社会秩序生成的自发性原理,因而导致社会灾难不断: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些荒唐事背后,根本原因就是执政党作为一个政党的越位行为。它本来只应该是秩序的一部分,却变成了秩序的确立者。作个譬喻,即使中国执政党伟大如太阳,但太阳只是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秩序确定者,若如此,那必然是整个宇宙的灾难。
第二个误区是,我们把执政党需要进行的改革和社会需要进行的改革混在一起。这样,虽然执政党能够很好地隐身于后,很好地回避了自身的问题和危机,但这样的改革,两边都不能改得好。一是如果执政党继续扮演绑架者的角色,社会秩序就不能还原;一是执政党回避了自身的改革,就会越来越腐烂,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横蛮。
如果执政党现在的领导人高瞻远瞩,就应该果断把中共从社会改革领域中撤出,而专注于自身的改革,淡化它的社会领导者角色,回归为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秩序的确定者,这不仅能解放中国社会,也是促使执政党迈向健康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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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赋宇:执政党应调整改革目标
现在是需要厘清改革目标的时候了,我们不需要再把它们混为一团。要不然,改革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执政党自身的危机感也将永远难以消除。
张赋宇/文
四中全会在即,全民期盼改革大动作之际,我却要建议,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调整改革目标:把改革目标由全社会回到自身。
很多人常常用一些耸人听闻的比喻,比如常用苏共的败亡来提醒中共不要像苏共那样丢掉政权。但依我看,这起码不应该是改革的目的。
中共应该对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目标适当调整。
改革的目的,不应该是如何牢牢控制住国家,尤其是牢牢地占据领导的位置,甚至也不是如何来带领这个国家发展经济,而应该把改革的目标转向自身:它应该从社会的改革领域慢慢退出,而进行自身的改革。
现在积重难返的、最需要改革的不是社会,而是中国执政党自身。由于先天的基因和治理结构的原因,越来越多的荒唐和腐败事件正在加剧执政党的负面形象。因此,我们不要弄错了改革的对象,首先要改革的是执政党自身,而不是这个社会。
把社会还给社会,不仅让执政党能够甩掉负重专注自身改革,而且,社会因为脱离了强控制而成长得更加健壮。按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社会不会因为没有领导而失序,相反,还会产生出一种良好的自发秩序。因为,最好的社会契约是在自发而自由的状态下签订的,有了这些自发的社会签约,社会运转就会步入良性状态。
现在,我们有两个误区:
一个是认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中国社会就会乱套。完全不是如此。政党本身不是来确定社会秩序的,而是在已经确定的秩序中扮演一个角色而已。
比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美国的社会秩序不是因为两党才存在,而是两党是这个秩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不是它确定了社会秩序,而应该是由社会秩序来确定它。美国曾经长达7年没有任何全国性政治领导,但并未失掉社会秩序。中国的问题刚好反过来,执政党往往越位来确定社会秩序,这违背了社会秩序生成的自发性原理,因而导致社会灾难不断: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些荒唐事背后,根本原因就是执政党作为一个政党的越位行为。它本来只应该是秩序的一部分,却变成了秩序的确立者。作个譬喻,即使中国执政党伟大如太阳,但太阳只是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秩序确定者,若如此,那必然是整个宇宙的灾难。
第二个误区是,我们把执政党需要进行的改革和社会需要进行的改革混在一起。这样,虽然执政党能够很好地隐身于后,很好地回避了自身的问题和危机,但这样的改革,两边都不能改得好。一是如果执政党继续扮演绑架者的角色,社会秩序就不能还原;一是执政党回避了自身的改革,就会越来越腐烂,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横蛮。
现在是需要厘清改革目标的时候了,我们不需要再把它们混为一团。要不然,改革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执政党自身的危机感也将永远难以消除。
如果执政党现在的领导人高瞻远瞩,就应该果断把中共从社会改革领域中撤出,而专注于自身的改革,淡化它的社会领导者角色,回归为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秩序的确定者,这不仅能解放中国社会,也是促使执政党迈向健康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