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2年的故事。与梅仲协、江平并称“中国民法三杰”的谢怀栻先生，当时还是一个青年，他自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毕业不久，从重庆步行至延安，在那里生活了一个月。“一方面，他在延安感受到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他对那些‘统一思想’的标语感到困惑，他难以理解人的思想如何能‘统一’，于是悄然离去。”他回到重庆，参加高等文官考试，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一名法官。
1996年8月的一个傍晚，坐看云起潮涌，树动风生，谢怀栻抚今追昔，与方流芳谈起了这段陈年旧事，并说明“从来没有写进个人履历”。此中原由，不难想见。1949年，江山易手之际，谢怀栻本有机会奔赴故地台湾，却选择留在大陆。此后，“我无法与时代一起前进，终于在1957年沦落为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分子”，被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二十年劳改生涯，千磨百折，九死一生。1979年底，他已经六十岁，才摘掉右派的帽子，重启法学研究工作。他的受难，实属因言获罪，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撞在了“统一思想”的刀口之上。这一刀，1942年避开了，1957年却未幸免。对谢怀栻而言，23岁那年的延安之行，真真是个中滋味难言说。他意识到了“统一思想”的荼毒，然而造化弄人，终究无法逃脱。
谢怀栻研究的领域，我是外行，不敢置喙。我感兴趣的恰恰是1942年他的延安见闻：一个热血青年的革命激情，如何在“统一思想”的标语面前黯然退却？如今，距离谢怀栻的延安之行已经超过了七十年，距离其辞世已经超过了十年，“统一思想”的话语依然响彻中国，甚至远胜于当年，当年只是口号，现在却化作行动。
为什么有些人热衷于“统一思想”？思想到底能不能统一？
古往今来，最爱讲“统一思想”的人，往往是追求专制的权力者与集大权于一身的专制者。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朱元璋删《孟子》，到康乾盛世的文字狱；从民国的“党化教育”，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无一不可归于“统一思想”的政治谱系。权力要专制，表现之一，即思想要统一。反过来讲，从执政者对思想的态度，大抵可以窥见权力的流向：极权还是分权，专政还是宪政。
“统一思想”的原因十分明了，权力者企图千秋万代江山永固，世间万物，都欲牢牢把握在自家手中：从弓弩、菜刀到迁徙权，从民众的肉身到头脑，甚至包括性生活。如奥威尔《1984》所云：“……性本能创造了它自己的天地，非党所能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尤其重要的是，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
专制之为专制，即追逐唯一，唯我独尊，予智予雄。然而思想的本性，即在自由。所以对专制者而言，思想的自由化、多元化，不啻是潜在的威胁。模仿索尔仁尼琴的名言：在一个国家，拥有一个自由思想的头脑，就等于存在另外一个政府。
顺道说一点：永远不要低估思想的力量。有人习惯把思想（观念）与行动分开，认为若无后者支撑，前者将无力为继。事实上，思想只要独立、自由，本身便是一种力量。哈耶克与凯恩斯这一对冤家，不约而同强调思想的巨大作用力。哈耶克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进程。”凯恩斯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基于此，专制者为了统一思想，无所不用其极。删书、禁书、焚书、锻造文字狱，只是寻常手段；更胜一筹者，则企图改造人类的头脑和神经，如使用药物、剥夺感官；当然最高明、最通用的做法，还是思想的权威化，即全国只能有“一个思想”。所谓统一思想，就是把所有的思想都统一到“一个思想”麾下，让所有的头脑都臣服于这唯一正确的头脑。当然这三者并不冲突，完全可以同时施展，如一面禁书、焚书，一面只许民众阅读代表了“一个思想”、“一个主义”的书籍。质言之，只给民众读一种书，其危害并不亚于禁止他们读书；只给他们一种思想，其危害并不亚于禁止他们思想。
思想的权威化，用哈耶克的话讲，叫“思想的国有化”。思想国营国有，往往伴随产业国营国有，“正好一里一表，一心一物，控制得千万人动弹不得”。倘名之为“垄断”，相形之下，更可怕的垄断，不是物质垄断，而是精神（思想）垄断。
需要指出，“统一思想”并非专制者的专利，而是所有权力者的梦想，只要权力不受制约，哪怕圣人、君子执政，都会独裁，以自己的思想为真理，视与自己冲突的思想为异端，必欲灭之而后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自由的思想，都是对专制的挑战；专制治下，纵然人身不得自由，只要思想自由，都将令专制者如芒在背。
思想终究不是肉身。肉身有形，思想无形，钳制肉身易，钳制思想难。将一个人关进监狱，他的思想却能飞越高墙和电网；甚至，灭绝一个人的生命，未必能灭绝其思想，肉身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却不会限定于一人的肉身。这一切，都取决于思想的自由属性。不是说，思想必教人得自由；而是说，只要人在思想，便是一种自由的表现。正因此，无论多少权力者试图“统一思想”，无论其口号如何甜蜜，手段如何严酷，思想却从未被统一。从纳粹到文革，对“统一思想”的运用可谓登峰造极，然而，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思想者，犹如不屈的火种，照亮了专制的长夜。
一面是“统一思想”，一面是自由思想，人类的历史，未尝不可视作这二者激烈斗争的历史。这场战争，也许永无尽头，除非人类灭亡。那么有无胜负可言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应该像谢怀栻先生那样，见到“统一思想”的标语，不由困惑；在“统一思想”的浪潮之下，他不会“与时代一起前进”，而以退步的姿态，坚持自由的本位，守护思想的光芒。
（完）
来源：公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