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刘擎刚才提到的另一个问题：人的商品化错在什么地方。现在世界只有一种人活得最好，就是“达沃斯人”。Richard Sennett在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一书中论及达沃斯人，很值得一读。达沃斯人最大的问题是他不允许别样人的存在，其他的人只能是小号的达沃斯人，或者说是不够成功的达沃斯人。它没有给其他的存在方式留下空间，而且越发展越成为唯一的游戏。并且这不是某个社会的游戏，而是全球的游戏。这其实也违背了自由主义所说的多元化这一价值。现在的所谓多元化是什么样的多元化？除了房子、汽车、时尚、旅游之类的纯属个人消费及享受方式的多元化，还有什么多元化？越来越没有多元化了。康德说，人是目的，而不能仅仅是手段，马克思说的“类存在”这个概念，都是说人的存在、人的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仅仅是存活下来的手段。现在我们大部分时间，包括受教育，都是在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奔波。你没有时间当自己，或者说当“人”。这几乎成了某种“二律背反”，你要想在目的的意义上当自己就会丧失当自己的手段条件。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参加越来越把人仅仅作为手段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你得跟着头羊走，头羊就是达沃斯人。这是很可怕的。
我们要问的是现在我们玩的game是不是使人完全异化了？确实，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商品。但当我们去批判商品化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资本主义之前，占绝大多数人的是out of game的，什么游戏也玩不了。当我们不是商品的时候，当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流动的时候，当我们的全部状态是被家庭、血缘、出身决定的时候，我们的状况会比现在要糟糕得多。当然，我们曾经有的游戏不如现在的游戏好，不能推论出现在的游戏是人类唯一能玩的游戏。我们不要把过去浪漫化，也不要因为现在有了进步就认为这是人类能够有的最好的生活。我们在历史和哲学的两个维度来反思它，是为了逃出决定论的过程，以寻求更好的生活。现在的自由主义者还未企及其应该创造的自由，所以自由主义者应该努力创造一个更自由、更美好的社会。
市场本性非恶？
（图：富士康的工人与logo。图片来自reuters网站，摄影师：Stringer.）
编者按：今天我们再重新推送今年Co-China夏令营中一场极为精彩的对话。当时营员许盈萌提出今天很多公共事件，比如反服贸、中港冲突背后都有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影子，她请钱永祥、慈继伟、刘擎、周保松四位老师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谈谈对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看法。当晚的对话就从这个问题开始。
1、[市场本身没有原罪]
刘擎：我知道盈萌是学经济学的，现在政治学界主导性的论述与经济学界十分不同。这是因为经济学界的某些前提在政治哲学的文化批判中都是可质疑的。
市场在最初的历史形态里，即市场嵌入在社会当中的时候，它本身是一个有道德理由的存在。它在规范意义上要解决贫困的问题，提供平等的机会。它不是一个依赖血缘、等级的机制。它是开放和公平的，不管你的出身怎样，只要你能够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你都能进入市场参加竞争。而参加竞争会带来很多好处，能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那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是不是道德上的好呢？这就要看你怎样界定道德。
从效益的标准来看，市场若能以更小的代价创造更多社会福利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是道德的。当然这里面还有利润如何分配，福利如何实行等细节问题，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不是天然“坏”的。市场本身没有原罪。
[反对市场异化而非市场本身]
市场的逻辑包括许多内容，例如说市场竞争必然会产生垄断。有一种说法认为反垄断是对市场的干预。但是按照市场内部的逻辑，按照市场标榜的规范原则来看，反垄断其实是让市场更好地按照它本来的面目运转。反垄断等诸如此类的干预不应是市场外围的力量，而应该成为市场抵御自己异化的东西。比如前段时间国内通过法律和政治手段对福喜的干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按照市场的逻辑这样做的，它不是一个外部的力量，它防止了市场走向堕落和异化。
我们可以发展出一个不那么反市场的批判，我们反对的是市场的异化，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市场的规范性的东西，这个论述发展出来之后，会给现在的某种两极化：企业家说我们是哈耶克主义者，而批判市场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会给这种两极化带去论述的空间。因为市场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原罪，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有道德的目的在里面，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市场的异化形态和彻底工具化的形态作为市场的本真存在。
2、[全球化的积极面向]
钱永祥：很多人都对全球化充满反感，认为全球化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全球化，你会发现全球化还有很多积极的面向。
很多人觉得，在中国大陆，全球化把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吸出来，让他们在都市里打工，工作苦、工资低，被剥削得很厉害。但是如果全球化不将他们吸出来，他们现在的生活会不会比在城市里还糟糕？全球化使以亿为单位的人口开始脱贫。在脱贫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与原来的处境相比，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我认识一位大陆的同学，他的老家在广西和广东交界处的农村。他的哥哥、弟弟都在深圳工作。虽然辛苦，但是他们不愿意再回农村。因为跟过去比起来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近期中国的自杀率特别是女性的自杀率明显下降。原先农村女性自杀率很高，如今急剧下降的一个原因就是她们现在可以到城市里去当农民工了。她们有了工作能力，不用再接受丈夫的压迫，摆脱了农村传统的家族压力。
不论是从大的全球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小的那位陆生的经验、农村妇女自杀率降低的角度来看，全球化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今天在台湾谈全球化的问题时，我们说它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资金外流、工作机会丧失等等。但是从第三世界角度来看，全球化可能是解放这些贫困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当然，这并不是说全球化马上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改善，能一下子就进入幸福的世界，但是起码他们的生活状况比原来的情况好了。
慈继伟：全球化与自由主义是紧密相关的。我现在说的自由主义主要是罗尔斯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最根本的价值不是平等，而是公平。自由主义主张的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结果的不平等。但既然机会是公平的，那结果也是公平的，大家应该接受。接受的原因不是你不得不接受，而是有道德的原因去接受不平等但是公平的结果。
当我说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是公平而不是平等的时候，我并不是在批评，当然也不是在辩护，而是在描述。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不可能是平等？这与现代性有关。现代平等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很多随机的东西，比如说一个人的家庭背景，不应该决定他的命运，只有他的选择应该决定他的命运。同时，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有环境的，公平就是针对这个环境而言。现代社会没有消除等级（hierarchy），而是用流动的等级（mobile hierarchy）取代固定的等级。
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所说的只是全球化的一个侧面。全球化就是把本来在社会内部的活动的、流动的等级制度给全球化了，这个意义上的全球化就是一个global mobile hierarchy。
结果是，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不仅每个社会而且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竞争单位。一般来说，人们羡慕、嫉妒、竞争的对象主要是属于自己阶层的人，但现在因为流动性加大，阶层的自我认同度降低，所以“羡慕嫉妒恨”更有弥漫性。过去一楼的人只能看到一楼的人，现在假设社会有十层楼的话，你可以一望到底，也可以一望到顶。全球化之后不光是一个社会这样，整个世界都是这样。而这种一望到底、一望到顶情况的发生，在社会和在整个世界又是同步的。
这有很多后果，世界上几乎任何大的复杂的过程都有不同侧面，全球化也是如此。说它简单的好或者简单的不好，都是没有道理的，比如永祥刚才说的脱贫的问题当然非常重要，我不否认，而且“好的”或者“不好的”也很难去衡量。我想我们可以做的，是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个过程到底包含什么侧面。
4、[全球化的侧面：消费社会中人的商品化]
慈继伟：我想指出全球化的一个侧面。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相对发达的国家从生产者社会过渡到了消费者社会。也就是说，在等级制度当中决定等级的最重要的活动变成了消费。与此相应，全球化的等级制度也是围绕着消费形成的。香港已经是一个消费社会，大陆也慢慢进入消费社会。这个现象有很多后果，其中之一是，消费对人而言不再仅是买东西、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么简单，人还在消费的过程中形成某种自我。什么是消费者社会？按Zygmunt Bauman的说法，当消费者已经把自己作为商品之后，我们才进入了消费者社会。现在职场上每个人都有一个CV，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公关师，每个人都在包装自己，为了生存和向上流动都在“卖”自己，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商品。
如果现代社会存在一个全球化的、流动的等级制度，那就意味着把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了消费者，变成了商品。如果你不把自己变成商品，那你就无处安身。全球化显现了这样的后果，虽然还未达到这样的程度，但明显有这样的趋势。现在农民工进城，生活水平提高了，或者有城里人到山村支教，给他们提供教育机会，这在一个意义上非常好，但要问一个问题：然后呢？然后他们也要成为商品。有人会说，这个问题是一个生活过得很舒服的人才问出来的问题，但我想关于任何事情的意义看一步是不够的，要看下一步。决定第一步怎么走时，需要想想第三步是怎么回事。
刘擎：继伟，我提两个问题。第一，hierarchy一直都有，所以现在它的特质是不是global和mobility？第二，为什么把每个人都变成商品是“坏”的？跟什么比是坏的？我们以前所在的hierarchy为什么是更好的？
慈继伟：hierarchy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所以刚才一上来我说自由主义的价值是公平而不是平等的时候，我就说这并不是批评，只是描述。那问题在哪里？刚才提到，在大众消费社会，每个人都变成了商品，这意味着消费成了人的最基本的活动，成了获得社会尊重和自尊的基础，最后消费这个活动进入了你的灵魂，变成了你的灵魂。
刘擎：有一个新自由主义者，他有一个非常provocative的说法：唯一比变成商品更坏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商品。
慈继伟：在当下社会是这样。在这个社会里大家都争相把自己变成商品。这种情形坏在什么地方？其中一点就是你别无选择。你如果自己选择变成这样，那没有问题，只要你给我留出一个空间让我能够建立别样的生活就可以了。但全球化让你无处藏身。
刘擎：我同意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变成了商品。但是这是有区别的，一种描述是你的全部是商品，而且只是商品；另一种描述是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某种消费品的维度。这个就要看消费品的属性和我其它的面向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慈继伟：这点我不是不同意，但要做些补充。关键要看商品化的趋势。自从“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以来，这个趋势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连大学都无法幸免。大学里的研究，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受制于学术之外的因素，服务于学术之外的目的，如大学的世界排名、管理者的“政绩”、以及学者本人在学术“丛林”中避免出局的需要。这些现象我在香港大学和其他我所熟悉的大学都深有体会。在这种学术商品化的局面中，学术和思想的独立越来越是一个神话，只不过没有过于明显的强迫罢了。大学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我想，一个人、至少某一类人对自我是需要整合的。在现代社会能成功的人，就是能够承受永远不整合的状态，承受精神、灵魂分裂的状态。现在，我们的自我构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消费。更有甚者，把自己商品化不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样做越来越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这种局面在知识界的一个后果是，学术非常没有风格，非常没有思想。原因很简单，太多的书和文章都是不自由的人写的，而这些不自由的人比被强迫的意义上不自由的人更成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不自由，他们在卖掉自己灵魂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卖掉了灵魂，因为他们不是被强迫而是被引诱地卖掉了自己的灵魂。
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一个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无法完全幸免。全球化重要在于全球化了什么东西，这个现象的全球化，只能让全球都没有希望。
主持人杜婷和讲者慈济伟、刘擎、钱永祥、周保松（从左起）
[人人都只能是达沃斯人]
回到刘擎刚才提到的另一个问题：人的商品化错在什么地方。现在世界只有一种人活得最好，就是“达沃斯人”。Richard Sennett在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一书中论及达沃斯人，很值得一读。达沃斯人最大的问题是他不允许别样人的存在，其他的人只能是小号的达沃斯人，或者说是不够成功的达沃斯人。它没有给其他的存在方式留下空间，而且越发展越成为唯一的游戏。并且这不是某个社会的游戏，而是全球的游戏。这其实也违背了自由主义所说的多元化这一价值。现在的所谓多元化是什么样的多元化？除了房子、汽车、时尚、旅游之类的纯属个人消费及享受方式的多元化，还有什么多元化？越来越没有多元化了。康德说，人是目的，而不能仅仅是手段，马克思说的“类存在”这个概念，都是说人的存在、人的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仅仅是存活下来的手段。现在我们大部分时间，包括受教育，都是在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奔波。你没有时间当自己，或者说当“人”。这几乎成了某种“二律背反”，你要想在目的的意义上当自己就会丧失当自己的手段条件。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参加越来越把人仅仅作为手段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你得跟着头羊走，头羊就是达沃斯人。这是很可怕的。
［围绕资本的权力集中］
还有一个现象。你会发现，现在要知道世界上什么地方繁荣，什么地方有人气，就要看金融资本的走向。投行、大银行在的地方都会比较有人气，因为它们创造了就业，带来了高收入人群，周边相应的服务业也被带动起来，最终带来了包括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在内的综合权力。伦敦、纽约、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都是这样的情形，其他地方都是所谓“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那里人的生活仿佛也相应地是“二流生活”、“三流生活”。所以全球化造成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一种围绕资本形成的权力集中。当然，这些后果不代表全球化都是负面的，但是思考全球化时应考虑到这些因素。
刘擎：我想要argue趋势的问题。我们现在批判学术界很黑暗，但是当今对全球化，包括对学术界自身的批判也是从学术界产生的。我们还谈论小清新，说很多台湾的年轻人不将物质主义视为主流价值，而是去追求自己多元的生活方式。这得益于上一代人的积累，令年轻人较容易就能够获得基本的物质需要，反而就不那么看重物质了。由于商品社会带来了富裕社会，反而使资本决定的逻辑没那么强了。这就说明了资本的逻辑、商品的逻辑并不是完全占据生活的。
5、周保松：谈全球化的问题，我建议大家看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他对资本主义的兴起有非常精彩的描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商品化进行了批判，但同时对资本主义也颇多赞美。他认为，资本主义在这两三百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多。
[如何面对无法避免的商品化]
全球化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推动力量，金融、商品、劳动力的全球化是在一波一波深化的。我们无可避免地活在市场当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商品化。如果你没有意识到把自己变成商品是一个问题的话，你会活得很开心，你会为了增值而不断努力。但一旦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你在这个制度之下要如何安顿自己？如果你要真诚对待自己，不让自己变成一个商品的话，你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你用什么价值来肯定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两个问题]
我想谈谈资本主义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即使我们同意市场的游戏规则，在竞争中我们也是不平等的。很多人觉得市场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公平，好像我们在市场中是可以按照努力程度来确定取得多少财富的。但到底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机会平等？对机会平等，我们最爱用的想像是平等的起跑线。大家在同一条起跑线出发，有人跑得快有人跑得慢，最后有人挣得多有人挣得少。虽然最后的结果是不平等的，但是因为起跑线是平等的，所有在竞争过程中得到的财富也是公平的，所以不平等的结果就是公平了。因此政府不应该对此进行干预，干预反而是一种不公平。这是很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我们真的有机会平等吗？我们每个人的出身是不一样的。人生能够去到哪里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受社会出身决定的，而不仅是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富商的孩子和穷人家的孩子进入市场的时候，绝对不在一条起跑线上。这其实是一种不公平。市场是不能够给你机会平等的。那谁能够给？这就要透过政府，透过财富再分配，来尽可能地将由出身导致的不平等拉平。再退一步来讲，除了家庭背景之外，我们的自然能力是不是我们应得的呢？有些人出生就IQ很高，有些人出生就是残障。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会不平等，如果要改变这种不平等就不能光靠市场。全球化的市场只会把这种情况变得更严重。
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金钱的逻辑蔓延到了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社会上每个不同的领域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独特的价值。在一个完全商品化的社会里面，当金钱的逻辑延伸到所有领域的时候，就会将你人生中其他领域的价值扭曲甚至是使其慢慢消失。比如说政治领域要讲民主，如果民主可以用钱来买，那民主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在这样的状况中，你会感受到两种痛苦。第一，如果你是弱者你会感到很受挫，很不快乐，感到不公平。第二，即使你的能力不错，你可能也会很不快乐。因为你在这个社会里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单向度的人。我们从小都被训练成为单向度的经济人，在你没有意识到人应该是多向度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感觉到痛苦。但有一天你若意识到了，你就会感受到这种痛苦。你的自由意识越强，你感到的痛苦就会越大，而且这种痛苦让你无路可逃。
6、[“资本主义游戏”的性质重要还是它的公平与否重要？]
钟耀华
钟耀华：资本主义社会还会带来另外一种痛苦，就是使我们的价值分裂。当我们起跑线一样的时候，我要怎样才能够跑得更快？那就是要不断强调自己和别人的不同，自己比别人优越。但是在不平等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却要出于公平的考虑，去照顾那些跑得慢的人。甚至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让别人和自己的结果趋同。这两个价值观念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矛盾。我的问题是，每个人千差万别，我跟他人明显有很多不同，但为什么要把这些差异都抽掉，然后给每个人一个平等的道德人格呢？为什么我们要尊重平等？平等的基础在哪里？
罗冠聪：在资本主义世界起点不可能是公平的。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资本抑制资本，如果资本是不公平的，那么起点就不可能是公平的。我们追求的公平就是要让我们的生产和我们获得的结果有一个正常的比例，就是要让每个天分或者是能力不一样的人，都变成一个有尊严的人。
慈继伟：针对刚才一位同学所说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考虑平等或者公平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先要考虑我们在玩什么游戏？如果游戏本身不好，那游戏再公平仍然还是不好。在你们看来，是游戏的性质更重要还是游戏公平不公平更重要？
刘擎：我们没有办法单独对一个游戏进行好坏的评定。当我们问一个游戏好不好的时候，需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人类曾经玩过什么game？第二，人类能够玩什么game？人类能够玩的game不是无限的。人类到现在为止都是hierarchy，但是有mobility 的hierarchy 比没有mobility的hierarchy的好得多。康德不是说人不能作为手段，而是说人不能仅仅作为手段。人仅仅作为手段，就完全失去了人存在的特征，是异化。
我们要问的是现在我们玩的game是不是使人完全异化了？确实，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商品。但当我们去批判商品化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资本主义之前，占绝大多数人的是out of game的，什么游戏也玩不了。当我们不是商品的时候，当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流动的时候，当我们的全部状态是被家庭、血缘、出身决定的时候，我们的状况会比现在要糟糕得多。当然，我们曾经有的游戏不如现在的游戏好，不能推论出现在的游戏是人类唯一能玩的游戏。我们不要把过去浪漫化，也不要因为现在有了进步就认为这是人类能够有的最好的生活。我们在历史和哲学的两个维度来反思它，是为了逃出决定论的过程，以寻求更好的生活。现在的自由主义者还未企及其应该创造的自由，所以自由主义者应该努力创造一个更自由、更美好的社会。
慈继伟：刘擎兄的大部分观点我都能部分同意。但“自由”能不能这样界定呢？自由是人作为目的的自由，而不是人在给定的社会环境中自由选择谋求生活资料的自由。后者是作为工具的自由，而不是作为目的的自由。如果自由是作为目的的自由，那么可以说现在的社会从结构上并不允许这种自由的充分存在甚至存在。社会上能够把自己作为目的去追求自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这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其实是一种“特权”。因此，“自由”这个词不该轻易地用，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认知及良心的不安。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社会更好，或者说大家想要回到过去，也不是说我们需要以乌托邦的方式去想像有没有更好的游戏。而是说，我们应该考虑现代社会中有没有某些元素，能让我们发展、生发出更好的游戏。
周保松：我追问一下慈先生，你是怎么看待前进的？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能让现在的趋势不要往坏的方向走的？
慈继伟：当我看到年轻人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希望。“年轻”指的是有一种把人生作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的天真和活力。这是一种精神或伦理意义上的年轻，而不是单纯生理意义上的年轻。有这样的年轻人，就有希望。当然，在正常条件下，生理意义上的年轻有助于伦理意义上的年轻。同理，当我们看到（生理意义上的）年轻人“早衰”时，也就是失去了把人生作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的天真和活力时，我们会感到格外的难受甚至没有希望。
7、[应该关注还被排斥在全球化体系之外的人]
钱永祥：我今年三月出了一本书，这本书谈的内容基本上在刚才保松讲的架构当中。这本书的文章是我过去十年间写的，去年年底我给这本书写了篇导言。这篇导言偏离了这本书的内容。因为我发现过去十年我的思路有了很大转变。我的转变不是说要否定刚才保松讲的架构，那个架构是我非常认同，它所关注的内容是怎样在这个社会里保持一个公平的体系，而这个公平的体系对所有人都公平。但我现在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另一类人身上。
保松特别强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一方面他很肯定资本主义所发挥的贡献，另一方面，整个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破坏效果的反抗。我现在有一个看法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好处，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还没有享受到。今日的台湾、香港，可能都进入了罗尔斯所关怀的范围之内。可是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地区，非洲、印度、拉丁美洲，还有很大量的人还等着享受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基本好处。这就是我刚刚开始讲到的，我们对全球化问题做反省的时候，应该关注怎么样才能把被全球化所排斥、所遗忘的这些人拉进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species being（类存在），强调说人的状态应该是活得像个“人”。马克思认为人是一个全面的动物，应该让人性活到最充分的地步。但是资本主义破坏了这种本性。我比较关心的是人活得像人，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在饥饿、疾病、贫穷的伤害下，这些人根本没有条件想到如何才能够让人性发扬。我们除了要关心人如何把个人的潜能发挥到最高之外，还要考虑在温饱的意义下，如何让人活得像人。
可能是我的观点越来越保守了。我是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享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力释放带来的好处。在中国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很多农民被迫离乡背井跑到城市里面当农民工，他们被城市人口排斥，小孩、老人留在农村，农村解体，这些处境我们看在眼里，但是要知道这对他们而言是加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他们急着想进去，他们希望进去，并且这个进去给他们新的希望。我们在关心正义问题的时候，一方面要关心正义的体制，看有多少人能够享受正义体制所带来的好处，另外还要关注有多少人还没有进入这个体制。
资本主义不是来帮我们实现人的潜能的，本来这个世界上就有很多人是不可能发挥自己潜能的，他没有这个能力或者兴趣去发现自己的潜能。这是一个精英主义或者浪漫主义的论述。我们从事道德思考，是希望每个人能够发挥到最好的状态。道德思考所关心的是受苦的人，而不是少数的人怎样能够获得更高的道德成就。所以后来我对儒家、康德、马克思都持批判的态度，我觉得他们都是一种精英主义，强调人应该怎样进入一个更好的状态。这是这两年来我思想上发生的转变。我今天把我的这个想法讲出来，只是补充三位老师的观点，让各位的注意力也转移一下。
慈继伟：永祥，仅就这个问题来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它在结构上可以允许多少人进入这个体制当中？
钱永祥：我不知道。但理论上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有一个自我扩张的动力。资本主义会一直扩张，把世界上原来所有的社会通通拉进来。我不知道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在哪里。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确是有极限的。马克思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限制，但我们今天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包括生态、资源的有限等等。
8、［从论述到实践的转移］
钟永丰：我对各位所讲的保持高度敬意，只是我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关注的重点发生了变化。我已经不太去问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好不好这些问题了，而是去关注我要做什么工作才能产生改变。我在90年代末期看到全球化对台湾产生的许多负面影响，这让我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说服一个基金会成立一个“另类全球化”的计划。我无非就是想要让台湾的年轻人能够同从“反全球化”到“另类全球化”的思潮卷在一起。这样可以发展出什么样的结果，我并不知道。但是这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通过当下的实践能够让人生的意义稍稍完整一点。
（图片作者Stanko Abadžic：Bicycle Art on Wall, 2008，来自http://flaneur.piccs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