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我在北京，许志永被囚。
这早在意料之中。此前，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跟志永谈了三次，都是要他书面认错，承诺爱党。志永每次都断然拒绝，并且每次都立即通报我们，我们也都坚决支持他，坚决不妥协。那时我们非常清楚，当局肯定恼羞成怒，抓人是分分钟的事了。
我随即结束在台湾的学术访问回大陆，在家中只呆了几天，便匆匆赶到北京，等他们朝志永下手。但公开场合，我跟志永没有任何交往，并且推掉了身边几拨老友要我去志永家中探视的邀约。
抓捕志永的当天，北京一片白色恐怖，志永的几十个兄弟，都被软禁。还好，我和王功权还可以自由走动。
于是，志永被抓的第二天起，我跟功权天天碰头，当然都是讨论如何声援。第一封联署声明在志永被抓四天后，即7月21号早上发出。考虑到北京人人自危，敢第一时间站出来的人未必很多，动员难度太大；而且多头联络容易走漏风声遭“老大哥”反制，第一封联署声明仅以我跟功权两人名义发布。但这仍如深水炸弹，激起强烈反响。随后，声援浪潮铺天盖地。
但很快，我付出了代价，于8月2号遭北京国保绑架，强行遣返广州软禁48小时。功权更是重蹈志永的厄运，于9月13号遭当局悍然抓捕，拘押了近四个半月。
转眼，一年过去了。志永仍在狱中，被判四年。功权虽然取保，但并未完全恢复自由。我则不得不姑且漂泊天涯。三兄弟天各一方，音讯阻隔。
新公民运动的发端，可以说是2010年志永发起的公民承诺。当时他就找到我，邀我加入，我以坚守南周平台为由婉拒了。2012年5月志永正式发起新公民运动，也到广州找过我；我到北京出差，他还请我到他家住了一晚，也是为了游说我加入，但我不为所动，统统婉拒。每次婉拒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多失望，但我必须硬着心肠，不被他诱惑。
我怎么不知道新公民运动干的就是我一直期待的组织化维权呢？但我给自己的定位，始终只是言说者而不是行动家，我清楚行动不是我擅长的。我更清楚的是，最危险的时刻一定会到来，那时需要一个体制内外都有资源的人第一时间出来救场、出来接力，这个人只会是我。我绝不能让志永把我装到同一个篮子里，必须坚决跟他切割。
事实证明这是对的。我仍然不擅长组织、行动，我仍然只有言说。但新公民运动跟体制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一场道德战，在这场道德战中，言说就足以组织起强势的抵抗，让体制付出从长远来说它根本付不起的道德代价。
一年后的今天，抓捕仍在持续。不仅新公民运动的兄弟们，包括郭飞雄、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常伯阳、方言、贾灵敏、浦志强等兄弟，迄今都身陷囹圄。他们跟新公民兄弟一样完全无罪。专政体制武装到牙齿，对不同意见者的定点打击可以无往不胜，这点跟过去比，没有任何改变，而无论它的话语体系怎么变。
但有一点，却是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是社会的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开始急速增长，让当局的镇压不得不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镇压新公民运动之前，当局决不会料到他们会遭遇国内外舆论那么强悍而持久的狙击；其法治高调、现代治理的高调，统统成了笑话。他们更不会料到，其后的一系列镇压中，社会的抵抗甚至从舆论发展到地面，如建三江事件中的公民围观，如郑州十君子事件中的公民围观。低成本乃至零成本镇压的时代，显然一去不复返了。
这就是当下中国最深刻的变化。任何国家的宪政转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不可能避免镇压。不说韩国威权政府的残酷，智利威权政府的残酷，即便同文同种的台湾，国民党当局难道不也要借美丽岛事件把反对派斩草除根么？只因为美国高压尤其停止军售的高压，才让国民党当局不敢公然杀人。但纵如此，仍有林义雄灭门案及诸多至今不明真相的神秘命案。但台湾社会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每次镇压都激起更顽强的抵抗。国民党当局仍有能力镇压一切，但却越来越难以控制镇压成本，最终不得不承认，人心变了，时代变了，镇压不是办法了。理性计算之下，不得不从镇压转向容忍，并最终从威权走向宪政。
期待对手良心发现停止镇压固然是幻想；遇到镇压就张皇失措就立即宣告失败扩散绝望和恐惧，则更荒诞可笑。既然镇压不可免，作为转型推动者就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坦然面对严酷后果。因镇压而沮丧而退缩而放弃，那是怯懦，怯懦者只能最多做清谈者，而不可能是转型的实际推动者。
从夹缝中成长，在围剿中前进，用抵抗回应镇压，这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宿命，中国转型的宿命。唯有不屈不挠而且有理有节的抵抗，街垒战一般反复争夺的抵抗，才能让镇压成本最大化，动摇镇压意志。就此来说，中国的转型无非是意志的对决，毅力的较量。这节点刚刚在中国展开！唯有仁智勇兼备如许志永郭飞雄唐荆陵者，始能笑傲风云。
2014年7月16日写于澎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