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整合系统被设计为追踪特定人口，但其监视范围正不断扩大。
作者：萨拉·库克 (Sarah Cook)
2017年夏天的一天晚上，中国当地警察对一所小型私营语言学校进行了突击检查，检视了所有非华裔参加者的签证。在场地一位外国博士生把他的护照留在了旅馆。 「不用担心」警察说。 「你叫什么名字？」警察掏出了一个手持设备并输入这位学生的姓名。 「这是你吗？」屏幕上显示了是这位研究人员的姓名，护照号码和饭店地址。
这类事件在新疆很常见，毕竟中国在新疆广泛部署了监控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技术。但是这个特定事件发生在云南省，靠近中国与缅甸南部的边界。实际上，公安局–负责国内安全和情报的主要机构之一–在中国各地已在使用电子资料库以及手持工具来追踪特定类别的人员。众所皆知地，这些「重点人物」涵盖了被假释的罪犯、吸毒者，到外国人，上访者和宗教信众。
在查阅了数十份地方政府通告、采购招标和中国公司的促销资料后，这些文件显示此类技术的应用既早于、也超越了目前新疆的镇压范围，并实际上影响了中国各地的千万人。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日益增加的极权统治下锁定新的压迫目标，以及中国公司将监视设备的销售扩大到国外的趋势下，这些资料库的规模和影响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增加。
全国范围监控「重点人物」
2007年公安部发布的《重点人口管理规定》对于「重点人口」的广泛定义为「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治安嫌疑」的人员。一些特定的群体被列出，包括重刑犯，从监狱或劳教所被释放者，和吸食非法毒品者。
根据2001年至2009年间70份中国34个省和直辖市其中26个当地政府发布的公告，在实际操作中，被公安机关和部门以「重点人口」处理的范围更广。这些文件中经常提到的重点人口类别包含请愿者，被禁止的宗教团体信仰者如法轮功学员，精神疾病患者，以及参与「维稳」或「恐怖」活动的人— 这两个术语通常适用于维权人士，抗议者和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
随着被监视人口的数量上升，对被监视者个人资讯的搜集也随之增加。现有警务资料库的大量数据来自2000年中期的「第二代」机器可读身分证系统。这种身份证允许电子存取个人信息，因而公安部下的各局处之间可以轻易分享这些数据。
2006年，首批全国规模的重点人物数据库之一正式启动–动态控制系统。存取了200多万笔已登记的吸毒者纪录， 动态控制系统是早期基于身份证定位和生物识别数据来收集数据的例子。每当被登记者使用他们的身份证进行电脑交易时（如购买火车票），公安机关就会收到警示。警察便可由此确定该个体的位置、拦截他们，并对他们的尿样进行毒品检测，检测的结果会被加入他们的电子档案。指纹和DNA数据也在该过程中被搜集。据2017年11月的一份报告，海南的警察对登记的吸毒者挨家挨户进行DNA取样。
动态控制系统不久即成为其它警务数据库的样本，承包给中国的技术公司依样建立此类系统。到2008年，「宏达管理软件体验中心」公司（Hongda Software）的「公安人员信息管理工作系统」被用来收集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学员被大规模地迫害，例如恐吓、监禁、酷刑和非法杀戮。依据该系统，警察可以纪录谁介绍他们接触法轮功，他们在和谁、在哪里炼功，以及他们对法轮功信奉的程度—判断标准类似于警察最近对维吾尔人所评定的「安全」、「一般」和「不安全」。
自宏达管理软件体验中心系统推出后，对重点人物监控的资料库变成了中国监视技术行业的摇钱树。根据网路上可得到的信息，2015年10月至2019年5月间，中共公安局在中国七各省或直辖市至少签发了13个类似的项目招标工程。
有问题的公司遍及整个中国，其中包括来自广东的深圳源中瑞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深醒科技有限公司（Sensingtech LLC）和浙江亿点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40家研发监视数据系统的公司中，至少10家提供随附手持设备，譬如北京深醒科技有限公司（Sensingtech）；有13家提到有地图和定位功能（如东方网力智能安防社区系统（Netposa）。
这些产品无法直接被取得并检视，但是它们的说明书和系统介面的画面截图在网路上找得到。浙江亿点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重点人物控制系统允许操作者收集重点人物的基本识别信息（名字、生日、性别和地址），以及其银行帐号和社交媒体信息。针对特定的群体还有量身订做的相应数据种类：精神病患者的心理评估结果，上访者的上访内容，吸毒者的尿液检测结果；或是外国游客拜访中国的原因，及其在中国国内相应的接待者。部分产品，如宏达管理软件体验中心（Hongda Software）和浙江亿点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Yidiantong）提供的系统，甚至涵盖了大规模监控非典型目标群众，包括境内移民，和政府认可的宗教团体的工作人员。
这些产品的五花八门— 以及其针对的人群— 反映了中国警察去中心化的警务操作。普遍来说，执行警务包含对于特定的人群进行全国规模的监控，且冀求透过高科技监视手段来加强「社会稳定」。然而，该优先处置哪些人口，则因时间、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当地政府的各式公告显示，退伍军人上访并要求改善待遇，自2017年开始成为全国关注焦点；在2018年中共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在社区登记的重点人口、精神病患者和上访者则成为前沿锁定对象。根据当地宗教信众人数的多寡，目标人群也会有所不同：在浙江，警卫对基督徒的监视较严密，在新疆则针对穆斯林，东北省份则多关注法轮功学员，在西藏、四川和青海则是更针对藏传佛教徒。不仅系统有多种多样的操作，更因为相关技术并没有被特定公司垄断，导致产品的市场的竞争也相对较强。
浙江省亿点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Yidiantong）开发的「重点人物」警察数据库的数据输入界面。 图片提供：埃米尔·德克斯（Emile Dirks）
监视行业蓬勃发展
自宏达管理软件体验中心系统推出后，对重点人物监控的资料库变成了中国监视技术行业的摇钱树。根据网路上可得到的信息，2015年10月至2019年5月间，中共公安局在中国七各省或直辖市至少签发了13个类似的项目招标工程。
有问题的公司遍及整个中国，其中包括来自广东的深圳源中瑞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深醒科技有限公司（Sensingtech LLC）和浙江亿点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40家研发监视数据系统的公司中，至少10家提供随附手持设备，譬如北京深醒科技有限公司（Sensingtech）；有13家提到有地图和定位功能（如东方网力智能安防社区系统（Netposa）。
这些产品无法直接被取得并检视，但是它们的说明书和系统介面的画面截图在网路上找得到。浙江亿点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重点人物控制系统允许操作者收集重点人物的基本识别信息（名字、生日、性别和地址），以及其银行帐号和社交媒体信息。针对特定的群体还有量身订做的相应数据种类：精神病患者的心理评估结果，上访者的上访内容，吸毒者的尿液检测结果；或是外国游客拜访中国的原因，及其在中国国内相应的接待者。部分产品，如宏达管理软件体验中心（Hongda Software）和浙江亿点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Yidiantong）提供的系统，甚至涵盖了大规模监控非典型目标群众，包括境内移民，和政府认可的宗教团体的工作人员。
这些产品的五花八门— 以及其针对的人群— 反映了中国警察去中心化的警务操作。普遍来说，执行警务包含对于特定的人群进行全国规模的监控，且冀求透过高科技监视手段来加强「社会稳定」。然而，该优先处置哪些人口，则因时间、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当地政府的各式公告显示，退伍军人上访并要求改善待遇，自2017年开始成为全国关注焦点；在2018年中共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在社区登记的重点人口、精神病患者和上访者则成为前沿锁定对象。根据当地宗教信众人数的多寡，目标人群也会有所不同：在浙江，警卫对基督徒的监视较严密，在新疆则针对穆斯林，东北省份则多关注法轮功学员，在西藏、四川和青海则是更针对藏传佛教徒。不仅系统有多种多样的操作，更因为相关技术并没有被特定公司垄断，导致产品的市场的竞争也相对较强。
浙江亿点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警察数据库软件的制图功能，
向用户显示地理区域内不同类型的已注册「重点人物」身在何处。
图片提供：Emile Dirks
未来的使用和影响
已有迹象表明，这些各类不同的资料库正被与其他更广的国家监控项目合并使用。浙江亿点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声称其重点人物控制资料库已与酒店、网吧、机场和火车站的信息系统整合，与警察进行即时数据共享成为可能。有几家公司甚至夸口说，他们的数据库已和面部辨识的摄像头联通，可以在公众场合识别出重点人物。
当局将资料整合转化为对重点人物更强势的控制和惩罚的能力可能日益增强。十年前，知名的异议人士，地下基督徒，或是法轮功学员可能会在政治敏感时期–如中共党代表大会期间–被警察扣门问话。但在今天，这些人极有可能被持续不断的的监控，警察甚至可以收到关于其行踪的自动警示。随着对重点人物的定义不断扩张、各种新的数据形式被加入追踪系统，要遏止警察对于政治或宗教的微小异见的惩罚，或是终止警察影响人们的长期生活，几乎是束手无策。
储存如此多的个人信息在整合资料库却又缺乏监管，数据的安全性显而易见地令人担忧。在过去的一年发现，中国其它监视和数据搜集系统的资料保护非常薄弱，导致数百万人的个人信息被骇客取得。最近官方针对资讯安全，的努力都着重于规范私营企业如何处理个人数据，并没有针对政府部门。
另一个隐忧，则是重点人物监控技术被输出到其它国家。 「开放技术基金(Open Technology Fund)」上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列出了各式被出售到五大洲、至少73个国家的中国监控和网路审查设备。输出国家不只有其他成熟的专制国家，如埃及或亚塞拜然；更有半专制的、甚至民主国家，如巴西、坦桑尼亚、波兰和南韩。报告指名的科技公司中至少有三家—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华Dahua）、北京深醒科技有限公司（Sensetime）和海康威视（Hikvision）— 这些公司除了提供面部识别摄像头，更输出追踪特定重点人物的监控技术给其它国家。
如何应对
开发能有效回应此类监控技术的对策极为困难。但至少，应该让中国网民和外国游客对中国政府数据收集的广泛程度有所，以保护脆弱族群和他们熟悉的人。
关注人权的投资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应该密切审视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并排除任何对参与大规模人群监控和人权侵害的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包括国际养老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失去资金，中共安全监控器材合约的吸引力则会减少，降低人们对开发追踪和平维权人士或宗教信仰者相关技术的兴趣。
最后，民主体制下的官员们应该警惕与任何这类公司的交易。因涉及资助于新疆的迫害、而被美国政府列入本月出口限制名单的中国商业机构中，有数家公司也出售针对更大范围重点人物的监控的科技。美国和所有民主国家，对那些导致监控而在中国人权侵害的中国公司，应该都施行对新疆式的制裁。
考虑到这些打压大众的专制工具在中国扩展的速度，在其成为全球生活常态之前，民主国家应刻不容缓地 阻止这种行为的扩散。
本文也于2019年10月21日由《外交政策》刊登发表。
意麦尔·德克斯（Emile Dirks）是加拿大的一名博士生和独立研究员，其工作主要在中国的法外拘留和政府监控方面。萨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的资深研究分析员，《中国媒体快报》主任，《中国精神之战》报告的作者，该报告是关于在习近平治理下的宗教复兴、被压制和抵抗。
转自：自由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