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论述十年文革中发生的三次最主要的高层权力斗争，即毛泽东针对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的斗争的过程，阐述了毛式文革的实质。十年文革中惟有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斗争是毛发动文革运动的最主要的目的，即清除毛心目中的所谓“右派”、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毛泽东对林彪和邓小平的斗争仅仅是文革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副产品”，是毛泽东最初始料未及的。毛泽东为了维护其极左路线，必须不断清洗党内的异议力量，确保毛的生前和死后中共能继续其极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氏文革不过就是打着反修防修的幌子，以乌托邦理想为号召，实行的一系列清洗党内异议同僚的政治斗争，文革运动实为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反人性反人类的政治内乱。
按照一般性对文革过程的分析，所谓十年文革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斗争，大致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播发到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彻底打倒刘少奇。第二阶段则表现为毛泽东对林彪的斗争，大致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以及日后连带的批林整风运动。第三阶段则为毛泽东扶植“四人帮”以及毛对邓小平的斗争，大致从中共十大到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以及随后不久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的被粉碎。每个阶段的情况都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然而，对每个阶段的党内斗争做具体分析，则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毛泽东的文革运动，从而对文革的性质有比较准确的把握。
一
1966年 5月16日发出的《五一六通知》和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中共发动文革的两个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论及文革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是说：“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中央发出的这两份文件最核心的含义是：中共党内高层存在着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或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文革的目的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如果世人认为中共官方的说辞不过就是中共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所惯用的手段，是毛泽东为了斗倒自己的对手给对方戴的一顶政治大帽子，那么我们不妨再看一下毛泽东私下里给自己的夫人江青的信是如何解释这场政治斗争的。就在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前的一个月，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写了封“私信”，在这封信中毛披露了他发动文革的心机。毛泽东说：“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在毛泽东眼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名副其实的右派，是毛泽东要坚决打倒的对象，惟一次斗争很可能未尽全功，所以每隔七八年就要重复一次，不断清除党内外形形色色的右派，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在舆论宣传方面，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斗争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清除党内右派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要上纲上线到理论的高度。林彪在1966年9月5日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将这一斗争概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1967年第2期《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则更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的夺权理念：“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为了持续加深毛泽东的这种阶级斗争论断，1967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这个社论实际上重复了毛泽东给江青信里所阐述的观点，即文革这类形式的革命在将来还要进行很多次。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进程，毛泽东最初的想法是三年左右。毛泽东在1967年7月13日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和萧华、杨成武开会，毛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刘少奇的罪状是“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如果文革从其前哨战的1965年11月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起，到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文革确实经过了三年左右的时间，也意味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初目的已经达到，标志着文革的这一阶段告一段落。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宣告文革胜利结束的打算。为何在刘少奇已经被打倒，文革阶段性“胜利”的目标已然达到，而毛却不愿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呢？由张春桥负责起草的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实际上已经透露了端倪。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如是说：“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我们要继续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毛泽东自己在九届一中全会的上的讲话则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显然，毛泽东并不认为打倒了一个刘少奇，文革就大获全胜了，还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着手解决。因此，毛不会宣布结束文革，而是让文革进入到新的阶段。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毛泽东和文革极左派们陷入了对林彪的斗争。
这一阶段文革的表现形式是，毛泽东以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为理论依据，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大清洗，将刘少奇称之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清除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在经济政策上持较为温和立场的代表人物。其实，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中共各项重大政治议题上并无本质区别，惟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持更加偏激的极左方针，与刘少奇较为温和的中庸之道有较大差异，故而不为毛所容。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场斗争就是毛口中的“清除右派”的权力斗争，与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涉。
二
毛泽东发起的对林彪的斗争，原本并不在毛的文革计划之内。文革第一阶段里林彪是毛泽东最主要的盟友和支持者，不是毛泽东要讨伐的对象。林彪在历史上就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力的形成有重大贡献。中共建国后林彪长期养病，远离政治和权力中心，但是仍然被毛泽东选中，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在总书记邓小平之前，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此后林彪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开始走到中共官场的前台。由于林彪在党内军内积极制造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连带着林彪自己也水涨船高，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誉为中共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不仅如此，林彪接班人的地位更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被写入中共党章，步上了其个人生涯的顶峰。
但是，林彪在参与文革的五年中总体表现是消极的，甚至是不作为的。除了文革初到1966年底这段时间里林彪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发表一些按照官方定调的讲话，以及配合毛泽东在北京地区调兵遣将，维护毛泽东的安全等，其他许多重大事项林彪都置身事外。参与文革碰头会的王力就说；“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 纪登奎也有类似的回忆。纪登奎说：“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这位副统帅，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我想，也许林副统帅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可是，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
林彪为何在文革中持如此消极的态度？笔者认为首先与林彪性格有关。林彪性格孤僻，个人生活极为简单，基本上不与他人过从甚密。同僚或部下来谈事情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从不拖泥带水婆婆妈妈。再加上林彪身体确实不佳，不愿抛头露面。所以很多事能躲则躲，基本上不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或者中央政治局会议，仅仅由叶群代劳，自己在家听传达。其次，由于与毛泽东长期近身的交往和观察，林彪对毛的为人有极为深刻的认识。林彪在自己的读书内页中有如下一些眉批：“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伴君如伴虎，林彪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林彪在文革中秉持“主席画圈我画圈”，一切惟毛泽东马首是瞻，这也是林彪自保的一贯之道。
文革初期，毛泽东对林彪是很信任的，但是随着夺权斗争的深入展开，毛泽东对林彪的保守态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尤其是在解放军“支左”问题上尤为明显。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给林彪下令：“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这是毛对林文革以来军队对文革造反夺权持保守态度极为严厉的批评。军队由此更加深入广泛地卷进文革斗争。军队系统通过“三支两军”以及参与地方政府的“三结合”“大联合”等活动，军队领导干部成为各省、自治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主要组成部分，林彪阵营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们也在九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形成军队干部尾大不掉的局面。
躲过“九一三事件”一劫。中共九大到九届二中全会这一年多时间里，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尚未形成对林彪地位的直接或真正的威胁。为何林彪会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发起批评？这与江青、张春桥等人九大后一年多以来在政治局里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和林彪发起的挑衅有关。林彪不能对江青明着批评，只能将批评矛头对准张春桥。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站上了斗争的第一线，犹如1967年“二月逆流”时的中共元老们对张春桥等人批评一样。此时的林彪显然低估了江青、张春桥们的政治能量，忘记了他们这伙人身后的靠山实际是毛泽东，尽管林彪的批评没有点名，语言含蓄，但是星火燎原，引发了大多数中央委员们的共鸣，一面倒的批判几乎置张春桥于死地。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张春桥的发难使得毛异常警觉。林彪平时不表态，不显山不露水，从未提出过自己的一套政治路线或方针政策，而是唯毛是从，实行的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可是在关键时刻林彪却显示出极大的政治能量。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中坚力量，是毛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的衣钵传人，在没有毛泽东授权允许之前，林彪就敢于出手收拾张春桥，一旦毛撒手归天，文革极左派们很可能会被林彪收拾，以致全军覆没，死无葬身之地，毛倾全力打造的文革大业也必将彻底消亡。毛认为老干部群体对文革不满的情绪的根子在林彪这里，林彪触动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中共原来的一批元老势力已经被毛泽东打散，手中没有了权力，掀不起什么风浪，惟林彪此时却大权在握，又有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名分，所以毛在有生之年必须解决林彪问题。林彪的在政治上的不慎和毛泽东的警惕构成了毛林斗争的最主要的元素，这与毛泽东与中共后来宣称的“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无涉，那些不过就是毛泽东用来打击自己对手的一根棍子而已。“九一三事件”终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
林彪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斗争实质上是文革中中共老干部们与文革极左派们斗争的继续。林彪在当时有着时代的局限性，林彪不可能提出一套新的理论取代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只能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对付张春桥，从左的一面批评文革极左派。然而，江青、张春桥们是不能轻易触碰的，他们才是毛泽东文革大业的嫡系传人，如果林彪像华国锋、叶剑英等人那样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拖到毛泽东身后再办，则事半功倍，区区一个警卫班即可解决之。可惜的是，林彪没有沉住气，在毛生前动手批张引发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弹，最终林彪与毛和平分手，以身死蒙古的代价换得毛氏文革的破产。
这一阶段文革的表现形式是军队干部们聚集在林彪麾下与文革极左派们进行了一场隐形的较量，这实际是党内相对稳健的政治力量与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对抗，是继中共元老们“二月逆流”抗争后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的延续，但是这场斗争以林彪阵营惨败的形式收场。毛泽东此时也意识到文革极左派们不仅需要取得党内的地位，他们更需要取得军队的权力，方能保证文革大业在其身后仍然得以延续下去。为此目的，毛泽东开始大力扶植“四人帮”在党内军内全面掌权，中共十大则大致完成了这方面的布局。
三
打倒林彪并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林彪也不是毛泽东口中所言的文革每七八年要搞一次所针对的右派。可以说，林彪事件的发生及其结果完全出乎了毛泽东的预料，以往毛泽东最信任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居然与毛和平分手自我放逐并身死国外，这对毛泽东的神话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文革大业到了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实已日暮途穷。但是毛泽东并未因此改弦易辙，更不会宣告文革胜利结束，而是变本加厉大力扶植“四人帮”，极力维护并推行其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73年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周恩来宣读了毛泽东认可的政治报告。这篇报告开宗明义讲到：“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中共当前的首要任务成为“批林整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然而形势比人强，毛泽东除了自欺欺人地宣布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是文化大革命又一伟大胜利外，不得不有限度地做了一点文过饰非的“自我批评”，解放一批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收拢人心，化解党内的深刻矛盾。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有意开释则充分体现了其权谋诡诈的一面。
毛泽东一方面扶植“四人帮”在中共十大上急速上位并染指军权，另一方面却发现“四人帮”并无治国之才，中看不中用。王洪文乃底层造反派出身不学无术，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却根本驾驭不了全局；张春桥和姚文元乃一届文人，舞文弄墨尚可，但中央高层内部树敌甚多，且对国民经济一窍不通；而毛自己的老婆江青更是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无法承担主持中央工作的重任。毛泽东只能再次把目光转向了邓小平。一来毛泽东从未考虑过周恩来的接班资格，且周病入膏肓来日无多，二来毛泽东再次启用邓小平可以使邓感恩戴德愿意为毛效命犬马，同时也可用邓制约周恩来。所以，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左派负责“抓革命”，右派负责“促生产”，共同维护毛泽东的文革大业。这个局面的出现亦不是毛泽东文革初起时所能预料的，毛泽东实际上也是走一步看一步，随时调整手段和策略，惟此时的文革早已脱离了毛泽东文革初期的最初设想，步上了衰亡的轨道。
毛泽东既然启用邓小平治国，就必须赋予他相当的权力。邓小平先在1973年3月被恢复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列席政治局会议，然后在1975年1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同时在1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上台后开始着手大力整顿各项工作，包括工业、交通、军队、文艺、科技、教育、农业等。邓小平的整顿显然有利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但却触及了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利益，引发了极左派的反扑。江青等人以所谓反经验主义为幌子，将斗争矛头对准邓小平，毛泽东虽然在1975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人小有微词，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但也告诫邓小平“不要小题大做”。表面上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实则对江青等人恨铁不成钢，采取的是偏袒、纵容的态度。
此时的邓小平却误以为有了毛泽东支持这把尚方宝剑，开始了对“四人帮”的反击。1975年5月和6月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做了尖锐的批评，直指他们的宗派活动有害党的团结，甚至会走到分裂党的地步。邓小平显然没有接受“二月逆流”老帅们和林彪的教训，以为毛泽东将党政军大权赋予自己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邓小平忘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前台的表演背后实际有毛泽东的影子，批评江青等人必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和反弹，尤其是邓小平的整顿具有否定文革的明显倾向和意图，这个毛泽东的禁脔是任何人都不能触碰的。毛泽东由此认为，按照邓小平的搞法，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迟早要被彻底否定。因此毛认定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于是毛在1975年11月下旬在党内打招呼，向全国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月初邓小平被停止中央工作，4月份更因天安门事件的影响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了党籍。至此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975年的邓小平犯了当年林彪同样的错误，邓以为自己有了毛泽东赋予的尚方宝剑，就可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将江青等人放在眼里。邓误以为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别人也可对江青等人实行同样的批评，忽视了江青等人的政治能量，也低估了毛泽东与江青政治夫妻店的共存共荣的关系，低估了毛泽东对文革路线病态的顽固与执着。邓小平与林彪的相同之处在于，林、邓与江青文革极左派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双方并无可能“捐弃前嫌，携手合作”。在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下，要么与其同流合污，要么消极对待乃至分道扬镳。林彪被逼出走，邓小平则第三次下台。邓小平与林彪的不同之处在于，邓深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道理，为了政治前途和自己的性命什么样的检讨都可以做，什么样的誓言都可以发，而林彪却做不到这点，所以性格决定命运，林邓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由于有了毛泽东这座硕大无比的靠山，文革开始以来在党内各种政治斗争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但是毛氏文革的极左路线早已人心丧尽，难以为继。随着毛泽东的死去，“四人帮”的末日也就到了，“四人帮”的被粉碎是中国政局的必然结果。同样，毛氏文革也不得不落下了帷幕。
四
以上笔者论述了毛泽东十年文革的大致框架，毛刘、毛林以及毛邓三者的关系是文革过程中的主要线索或脉络。文革中当然还有其他不少内容，如“三支两军”、“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事件，但是这些事件都不构成毛氏文革的主线，仅仅是文革发展过程中的插曲。然而，无论是毛刘、毛林还是毛邓的斗争，其实都贯穿了一个最主要的线索，即毛泽东为了维护其极左路线，必须不断清洗党内的异议力量，一次清洗不完就搞第二次第三次，清除刘少奇之后再清除林彪、邓小平，以确保毛氏极左路线永续永年。
笔者认为，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时不可能料到在清除刘少奇之后会发生林彪事件，毛也不可能料到林彪事件会给毛和中共在政治上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而请出邓小平协助毛收拾残局也只是毛泽东彼时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清除刘少奇才是毛泽东处心积虑发动文革的最主要最核心的目的，而打倒林彪和邓小平仅仅是文革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所出现的“副产品”，虽然这个“副产品”与“正品”息息相关。所以，根据这一历史事实，笔者认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以反修防修理论旗号为幌子，以乌托邦理想为号召，实行了一系列清洗党内异议同僚的政治斗争，使全国人民被动地卷入各种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文革的实质就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反人性反人类的巨大的政治内乱。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2.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
3.《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711页。
4.纪坡民《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原载《南方周末》2003年11月6日。
5.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见《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第48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出处：天问联合学会：《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2018年9月20日 (博讯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