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雨莘：中国楼市的幻影

中国政府90年代将住房私有化，让大批城镇居民富裕起来时，此举被誉为改革经济的非凡成就。自那以后，房地产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占中国家庭财富的70%的巨大产业

在过去20年里，私人房产不仅仅承担居家之用，还承载着中国城镇居民的种种愿望。在城市里，房产被证明是一个可靠的投资渠道。在政府基本大力削减福利制度的同时，飞涨的房价为治病和养老提供了资金。房地产带来的利润也让家长能够出钱送孩子出国留学。

但有产阶级庞大的规模和财富掩盖了新购房者承受的日渐加剧的压力。中国现在有数个全球最难以负担的房地产市场。在大部分一线城市，标准房价中位数与收入中位数之比——一项房价承受力的常用衡量标准——已经超过了伦敦。

为了给市场降温，各地政府颁布了无数限购规定，如要求增加首付和禁止购买多套房屋。官方限制的激增，连同越来越承担不起的房价，已经成了中国城镇居民中普遍存在的经济期望受挫和社会流动性减弱的有力象征。

在报纸上和餐桌上的交谈常常提到夫妻为了避开严格的家庭限购政策而申请假离婚的事例。还有离婚夫妇的父母以购房出资为理由激烈争夺房屋所有权的故事也屡见不鲜最近，北京一万多名购房者在签订了买房合同后，政府突然提高了对首付的要求，导致他们一夜之间陷入窘境，出现资金缺口。

有时候，房屋带来的挑战甚至左右着生育选择。2015年独生子女政策废除后，多位已有一个儿子的母亲坦承她们对再生一个孩子持保留意见：如果二胎又是男孩，她们恐怕以后难以承担经济负担：社会观念仍认为为了让儿子找到合适的伴侣，父母仍然应该为他们提供房产。

最能反映购房者挣扎的莫过于“学区房”挑起的纷扰。拥有房屋能保证房主的子女入读公立学校，由此家长为购买声誉良好的学校附近的房子而展开激烈竞争，这一现象向来被认为是繁荣的大城市奇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北京的某些区域要求房主拥有房屋至少要达到三年孩子才有资格上当地的学校。

对房地产市场的强烈不满有时会上升为公开的抗议。上周，上海市中心出现了一场罕见的公开示威游行。数百名购房者聚集在一起，抗议一项导致他们新买的房屋不能居住并大幅贬值的政策调整。群体愤怒促使政府在几天后做出让步，允许购房者入住新房，但仍禁止他们出售房屋。

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受够了规章制度的束缚，正把目光转向国外，例如美国郊区的房屋或澳大利亚的豪华公寓。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买房的外国人中，中国人名列第一。在结束于2016年3月的一年中，中国人的购房花销总计273亿美元，超过了排在中国之后的四个国家加起来的总和。

为了应对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各市政府应该停止依赖既阻碍城镇居民生计又只会逐渐加剧问题的权宜之计。它们须要设计出长远的结构性解决方案，比如让住房与学校教育这样的公共服务脱钩，或增加补贴住房供应，以修复市场的不平衡。

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也会被证明是最有争议的。很多倡导者认为，实行房产税会增加购房投机的成本，进而降低房价。实现这一点要求政府战胜既得政治和企业利益，并采取慎重的手段，避免造成市场崩盘。

在不得不面对房地产市场的人中，普遍存在一种市场经济改革的规则已经改变的感受。很多中国人相信“努力奋斗就会成功”，FT中文网的财经版块主编徐瑾在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也看到了下一代成功难度的加大。”

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当地户籍，大部分被排除在了当地房地产市场之外。在北京和上海，他们的数量超过了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他们没能从最大的国家向民众的财富转移中获益。

这也是为什么当政府4月宣布计划在北京以南大约80英里（约合130公里）的一片农村土地上新建一个新的经济特区——地位与南方经济中心深圳平等，当地村民喜笑颜开。突然之间，他们简陋的村庄似乎就要像他们在邻近的城市里看到的那样，迎来房地产的繁荣。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当地的平均房价增加了两倍。但两天后，北京下令禁止该地区的房屋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