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友胡石根，在709大抓捕中入狱，判刑最重。2010年初遇老胡，后多次相聚，我每进京必定见他，他经过山东会到我家住宿，对他逐步有了些深层的认识。
胡石根简历
1979年他以高分考进北大中文系，七年后，硕士毕业。1986年到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大学）任讲师。1992年因纪念六四和组织社团被捕，判刑20年，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坐牢十六年， 2008年减刑释放。2015年709被捕，2016判刑7年半。
2010年。老胡和赵昕等一些朋友，在济南为我组织庆生聚会，我们初次相识。一般人长期坐牢，会思想呆滞，行动迟缓，但老胡精神状态极好，反应敏捷，谈吐中显出睿智。
关于纪念六四
2011年我陪家人去北京看病，再与老胡相聚，并和他俩人去天安门广场散步，这次谈得比较多。主要谈纪念六四。这也是以后见面的重要话题。他向我介绍90年代初，曾设计用直升机撒传单，纪念六四，后来这成了判刑20年的“罪证”。但是纪念六四在全国薪火相传，至今没有中断。以后俩人的共识是，当前纪念六四应采取分散小型的方式，也可以每年六四时节，分散去天安门广场。开始不要太张扬，只要人到心到相聚就好。看来他考虑目前的条件，已经放弃了1992年纪念六四求大、求轰动的想法。
2012年北京聚会
2012年我陪老伴去北京找名医会诊，请老胡代办挂号。当时我已被严密监控，有人建议绕开国保，夜里买票去北京。我打电话和老胡商量，他的意见是：直接告知国保，看他们怎么说，结果国保同意我们去北京，但要派俩人“护送”。我告诉老胡，请在旅馆订两个房间，一个我们住，另一间住国保。当时预约北京名医很难，要到黑市上买票，这些事情，老胡都做得很漂亮。我们到北京，他同徐文海（医科大学毕业，因为参与民运，被判刑开除公职），俩人一起接站，送到旅馆。几天看病都是他们陪同，犹如自己的家人。随去的国保都对他赞叹不已。
次日晚间，老胡组织了一次欢迎聚会，要我告诉国保。国保同意聚会，但是要派人参加，我们表示欢迎。聚会参加者有多位律师朋友，还有民运人士欧阳小戎、李海、刘荻等，尽管警方有人在座，大家还是各自作了介绍交流了看法。在当时的条件下胡石根能够组织这样的聚会是很难得的。后来我才知道是，胡石根在北京组织，策划了很多种聚会，有的定期，有的随机。外地异见朋友到北京也经常去找他，他像一块吸铁石，吸引了各地的“访客”，有人没钱住旅馆，就在他家打地铺。
胡石根善于包容
在我们的朋友中，有人反对上访，对访民不尊重，说他们只追求个人利益，不愿于他们合作，胡石根的看法不是这样。他认为访民房子被强拆，土地被强征，奋起反对暴政，我们应该支持，访民在打压中提高了觉悟，成了大变革的推动力量，我们应该团结他们，我和胡石根的意见是一致的。
关于宗教问题，从交谈中我发现胡石根尊重不同信仰。他是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长老，但是他很尊重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大家聚会的时候，从没听到他有传教的讲话。他尊重不同信仰的人，也尊重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2014年济南聚会
2014年老胡等人来济南，参加我的庆生聚会，朋友80人聚集一堂。当时北京气氛已很紧张，老胡摆脱监控，上午乘高铁来济南。整个宴会都受到国保密切监视，我们在楼上，席开9桌，楼下国保摆了两桌，晚上九点我把老胡送到西站返北京，后面警车紧紧跟随。宴会中胡石根第一个发言（有视频），在众多国保的关注下，他的讲话冷静、沉着，寓意深刻，对大家都起到是鼓舞作用。也让国保挑不出任何毛病，真是很难得。
透视胡石根
通过几次交往，我感到胡石根是在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一个很见地的，很有才华的代表人物，正像二十二年前判决书所说的，他是个“组织领导”者。他在1994年被判刑20年，长期的监狱生活，使他有时间冷静思考很多问题，也使他更加成熟，善于和各种人物相处共事。
2008年出狱后重回北京，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民运人士、人权律师、访民和宗教界人士，他们经常相聚，交流信息，抱团取暖，激发思路，坚定信仰。胡石根不但有思想而且有组织能力。处事非常圆融，灵活机动，能够团结很多人，善于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采取“认罪”策略，无可厚非
他第一次判刑20年，减刑4年提前出狱。我也坐做过8年牢，对监狱生态有所了解，如果在狱中，坚持不“认罪”，减刑根本是不可能的。
老胡坐牢从92年开始，那段时间社会上的信息来源已经多元化了，他争取早日出狱，可以接收更多信息，可以保持与社会的接触，他当时采取灵活的“认罪”方式是可以理解的。
这次老胡被捕，面临判处重刑，他再次采取些灵活方式，不上诉，承认自己“抹黑公安，抹黑政府，抹黑司法”，的“罪行”。这些策略，使他判了7年半徒刑，如果形势有了重大变化，或者他在狱中再灵活一次，很可能获得保外就医或提前释放，老胡的“认罪”，应该无可厚非。
坐牢后，各人情况不同，采取策略 ，因人而异，因为反极权坐牢，是光荣的事，判决书也是个毕业证。
应该抛弃中共的“坐牢文化”。
多年来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坐牢文化”：坐牢要表现出英雄气概，视死如归，要向江青主编的样板戏中的李玉和学习，坐牢就要把牢底坐穿。在文革中不少人受到这种文化影响而葬送了生命，我们现在应该反思这种坐牢文化。
这种文化影响了很多人，很多先知先觉者惨遭杀害，有些人在被枪决之前，还切断喉咙，防止她走向刑场呼喊“反动”口号。
王酉申是华师大物理系学生，他在毛泽东死后的1977年4月被枪决：判决书上的罪名竟是，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吹捧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 ‘文化大革命’、‘批邓斗争’”。他死后四年，1981年被平反昭雪。枪决时不满32岁。他是很早醒悟的一个青年，如果当时，他讲些假话，表示“悔罪”，很可能保住性命。当时上层就有对他判死缓和死刑的争议。
中共的“坐牢文化”由来已久，1936年，共产党有61个高级干部包括薄一波，被抓进监狱，为了让他们出狱，中共高层决定他们可以，写悔过书，发表“反共启事”出狱。但毛泽东在“文革”中翻脸，说他们是叛徒，把这些人又关进监狱，在全国开展大批判，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罪名就是“叛徒、内奸、工贼”。
中共的战场文化，战死不投降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志愿军有二万一千人，成了联合国军的俘虏，停战之后，征求这些人的意见，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结果有多数人，愿去台湾，到了台湾受到热烈欢迎，没有任何歧视。而回大陆的少数人则一律开除军籍、党籍，按内定反革命处理，每有运动，都要批斗一通。后来去台湾的俘虏回大陆，衣锦还乡，老战友相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形成奇观。
根据中共的战场文化，战士在战场上只能拼命，宁当烈士不投降。但是，根据普世价值观，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战士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投降。美国的军队就有规定，战士如果弹粮绝尽，或者与上级失去了联络，是可以投降的，战争结束，俘虏依然可以荣归故里，受到欢迎，这是一种人性化的制度。中共在战场上的拼命文化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有类似。
提出国家转型三大因素意义重大
胡石根提出“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系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摘自709案判决书）
这些内容胡石根当做“罪行”承认下来。认真分析，这不是“罪行”，而是对转型博弈的战略分析。
现在中国存在两股势力。一是维持现有体制（一党专政）的体制派，另一派要求变革现有体制，这是推进民主转型的反体制派，或叫变革派。两派相争，决定胜负的就是胡石根提出的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
公民力量的壮大主要变现在民间的觉醒和民间的聚集，这是推进民主化转型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的速成论和悲观论都是不对的。
当局内部的分化（或叫分裂）会启发民众，这也是必然趋势，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中共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有过几次大的分裂，五十年代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分裂，彭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六十年代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分裂，刘等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和二号人物林彪之间的分裂。1976年又有打倒江青反党集团的分裂；这次分裂带来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1989年又有了邓小平和赵紫阳、胡耀邦之间的分裂，赵紫阳的“罪名”之一就是“分裂党”，从历史上看赵紫阳是正确的，六四运动冲击了旧有体制。
中共历史上的分裂，使得民众逐步认识一党专政的祸害，削弱了统治者的权威，也分化出一部分积极力量。这都会推动社会转型。
国际社会介入 促进中国进步
二十世纪欧美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和介入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战打败日本军国主义，没有美国的介入，何来抗日胜利。
上世纪50年代，民国政府退守台湾金门马祖，中共要进攻进金门马祖，国军死守，共军企图在海上切断国军的供给。美军派军舰介入，为国军运输船护航，结果保住了金马，也保住了民国在台湾的统治，以后转型成为发达的民主社会。这是一次美国海军对中国内战的介入。发达民主国家对中国的介入必将成为中国转型的强大助力。
至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方面的介入，意义更是不可低估。
从各方面来看老胡提出民主转型的三个因素，对推动中国的转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的是他只能用认罪的方式通过官方的媒介表达出来。
为了事业不愿成家
关于家庭问题我曾问他，快60岁了，是不是考虑成个家，还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士。但他一口回绝，根本没有意向。现在看来他的想法，也很现实。他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个很有意义也很危险的事业，他不想给别人带来痛苦。他自己准备坐牢，如果有了家庭孩子，那么受到伤害的不是他一个人。所以他的选择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
709大抓捕，很多人关了一年多，家人四处奔走打听，有的拖儿带女他们的痛苦可想而知，被关押者何尝不是压力山大。去年年我与老胡失去联系，多方打探，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看来老胡对这种可能出现的状况已经早有预见。
胡石根是铁了心，要把一生献给中国的民主转型。
2016年8月31日于山东大学 电话：13655317356，0531-88365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