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革命改良皆泡沫,合力才是真问题

笑蜀

有人给钱杨之争的双方在政治上如此定位:

“这两个阵营大都可视为是认同自由价值的人群,但在如何实现自由方面,或者说就国家政治转型路径而言,双方却存在着深刻的、原则性的分歧:一方面的人不否认,甚至公开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并认为应该经由现政权本身的改良以达成宪政,获得自由;另一方面的人则不承认,甚至公开否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并认为应该通过终结现政权的变革来建立宪政,获得自由。”

首先澄清一个事实:这是弥天大谎。就我视野所及,给钱杨打抱不平的代表性学者肖雪慧、萧瀚、郭于华等,在所谓关键问题上从不含糊,从未承认过所谓合法性,从不认为只能经由自身改良才能达成宪政。给无关革命改良的钱杨之争,硬贴上革命改良的标签,自己则抢占革命的道德高地,这不厚道。

回头再说革命改良之争。这也是伪问题。

对所谓革命改良之争,维权领军人物郭飞雄早就一语道破:“改良改革革命之争是康有为孙中山年代和1920年代旧话题,置诸今日属低学术性质。辛亥革命已充分证明三者在根本道义和操作实践中的高度协同。”

但在我看来,革命改良之争岂止“属低学术性质”,更“属低现实含量“:改良无力,体制自救之路不通,早已为胡赵惨败所证明,并不是今天某些人的发明。但体制外的革命难道不是更无力?一方面政治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但另一方面,十多年前即已流行的“只有两三年了”的危机革命预言,何尝应验过?

无论单靠改良,还是单靠革命,事实上都走不通。而这不是今天的问题,清末即已如此。辛亥革命的胜利不是单一路径的胜利,如郭飞雄所称,应归于“三者在根本道义和操作实践中的高度协同。”没有革命党在武昌打响第一枪,没有立宪派在各省独立,没有袁世凯凭借北洋系的强大实力逼清廷退位,三元素的任何一种元素缺位,辛亥革命迅速和最小成本的胜利,都是无从想像的。

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转型之路比百年前的清末,更复杂更不确定。 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今天朝野力量的对比,跟清末更悬殊。单一路径更不可能完成转型,比之清末,更迫切地需要合力,即郭飞雄所说的改良改革革命三者“高度协同”。或者换句话说,今天转型能否成功,就取决于最大合力能否形成。惟有最大合力,才能克服转型的结构性阻力。

所以,今天的转型路径之争,不是什么革命改良之争,而是要不要合力之争。如果承认需要合力,就必须最大容忍。容忍当然指容忍差异,容忍多元,容忍无害他人的不同选择。如何对待差异,如何对待多元,如何对待不同选择,就成了能否汇聚最大合力的关键因素。

容忍不仅是策略所需,也是基本的政治正确,这基本的政治正确就叫有限理性,就叫谦卑,即你没有权力不容忍,因为你不是上帝,你不可能垄断人类进步的秘诀,没有任何人可以垄断人类进步的秘诀,人类的进步尤其是中国当下的转型,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进程,对每个人的开放,每个人都有权以他认为最适合他的位置、最适合他的方式来参与、来试错。

尊重差异、尊重多元、尊重不同选择,当然不能没有底线,在我看来,底线就是不作恶,就是不站到专制一边。只要不作恶,不站到专制一边,就都是朋友,都要尊重。这才能激发每个人的最大潜力,以每个人的最大潜力为基础,海纳百川,不仅形成最大合力,而且形成最大限度的社会纵深动员机制。

这种容忍为前提的变革,是手段跟目的统一的变革,最人性化、最符合自由精神的变革,在中国历史上是全新的,三千年中国史,从不曾有过这样的变革。中国不缺所谓革命,但都是排他的、不容异己的、不容自由选择的所谓革命。独断和强迫症是其鲜明特征,不站到我这边就都是敌人,为此不惜欺蒙、绑架、裹挟。这种不择手段的所谓革命,最终必然异化,必然走向专制。

是全新的变革,即容忍为前提的变革,符合现代文明基本要求的变革;还是排他的、唯我独尊的传统革命,中国今天正在这样的十字路口。所谓转型路径之争,无非如此而已。容忍自然就包括了容忍不作恶的体制内人士。这不仅基于人道,也是为了尽可能分化体制,孤立体制,而强化变革力量。这本来很好理解,偏偏一直遭到攻击和污名。必须承认,传统革命毕竟形塑了几代人的心灵,今天很多真诚的抗争者,仍受传统革命局限;如果不那么真诚,而是怀抱当年刘邦“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之志,则更要深陷传统革命的泥沼,更要排他、更要唯我独尊。主张容忍不作恶的体制内人士,更被他们视作大逆不道。甚至无须任何证据,直接歪曲为“公开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并认为应该经由现政权本身的改良以达成宪政。”如此公开栽赃,缺乏起码的政治诚实。

这就又要说到郭飞雄。郭飞雄无疑是合力论者,主张改良、改革、革命“高度协同”。但这并不构成他对体制内力量的任何依赖。恰恰相反,这依赖是他最警惕的。他反复强调,作为独立的民间人士,不应将转型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体制内改革、改革派和改革家身上。仅仅依靠体制内改变,并不够,也是一种无力的表现。真正的变革,只能从官民、内外、上下的多元变量耦合中产生。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变革主体。人民主权的崇高理想,必须经由公民社会的播种机落地生根,因体制内外合力催化,才会盛开宪政之花。这是郭飞雄设想的转型之路,也是我跟郭飞雄的共识,相信也是这次给钱杨打抱不平的很多学者的共识。这跟单一路径的所谓改良,何尝有半毛钱的关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虚拟的革命改良之争,这些年不知炮制了多少话语泡沫,惹出了多少不必要的纠纷。这一切是到画上句号的时候了,是到面对真问题即如何汇聚最大合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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