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核能运动开始于1977年春天，当时蛤壳联盟(Clamshell Alliance)的1414位活动家占领了西布禄核电站厂（Seabrook nuclear power site）[1]，随后这些活动家被捕入狱12天。在那段时间，活动家锁定了新罕布什尔州存有核武器的各个军械库，随着媒体的集中报道，反核能成为全球的公共议题。同时，支持性示威遍及美国；接下来的几个月，数百个新的反核能草根行动团体涌现出来。
随着政府和强大的核能工业在世纪之交建立1000座核电站的目标设立（由“独立操作公司”｛Operation Independence｝设定)，蛤壳联盟引领的反核能运动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在那之前，核能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但却从未成为公共议题。我很想知道蛤壳联盟是怎样运作的。我急切盼望参加1978年2月与45位新英格兰地区蛤壳联盟组织者举行的战略会议。
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我本来期待看到一群有活力、积极向上、为他们的成果而自豪的人，但当他们垂头丧气、满脸沮丧地说他们的所有努力皆为徒劳时，我非常震惊。在两年的辛苦付出之后，西布禄核电站厂还在建设，独立操作公司还在继续发展。一些活动家声明要退出运动，还有一些活动家提出要组织军事行动、甚至建立武装游击队。他们认为春天将在西布禄发动的公民不服从封锁行动对停止核能很有必要，但他们不相信能召集到所需要的几千人中的哪怕一部分。
我考虑在第二天安排好的发言里应该怎样说服这些活动家——很多人认为他们的运动非常成功，人们称他们是民族英雄。我花了一夜制作了一个模型（MAP）。这个模型描述了一个成功的运动必须经历的几个阶段。第二天我的发言就是解释这个模型：蛤壳联盟运动如何带动了新运动的产生，一年时间怎样达到了运动的第四个阶段的大部分目标，以及如何进入第五个阶段——多数公众支持阶段。我的发言使蛤壳联盟的组织者受到了鼓励，随后,我帮助他们制定了新的战略。
蛤壳联盟运动经历的气馁、沮丧和失败感非常普遍。在过去的20年里，每一个重要的运动在实现“起飞”目标的前几年都经历了这个阶段。活动家认为他们的运动失败了——对手太强大，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甚至在运动成功地向前发展时，这种情况也时常会出现！
《社会运动行动方案》一文首先发表在1986年秋季的《蒲公英》上，当时出版、发行了2万份。本文是《社会运动行动方案》的更新版。欢迎人们参与《社会运动行动方案》的进一步开发，并帮助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本地社区。
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是集体行动，在它发生的数年甚至数十年中，民众受到了启蒙、教育和动员，从而挑战当权者，解决社会问题或社会不满情绪，重建社会价值。民众通过直接参与社会运动，还能推进政府民有、民治、民享(government of, by, and for the people)这一理念。使运动的力量同民众发泄不满情绪并寻求变革的力量成正比。
因此，社会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与政府、当权者争民心、争民意，并赢得大多数民众的积极支持。最终，当权者要么保持现状，要么开始变革。
社会运动必须通过“公民力量”来实现民主变革。由于公民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缺乏参与，使得权力日趋集中，当权者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进行决策，忽略了公共价值，加剧了社会矛盾。
民众可以是有力量的，权利最终属于人民。历史上，优秀的公民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最终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甚至颠覆独裁政权的案例比比皆是。当权者了解这一点，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力源于民众的支持和服从。
非暴力社会运动是促进民主、促使社会面对社会问题的有力方式。公民通过挑战现有权力，积极参与社会决策过程，尤其是在常规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效的时候，社会运动可以动员公民挑战当权者，坚持普世价值，解决社会问题。在最好的情况下，社会运动会产生一批有独立意识的公民，将政府、经济权力的核心从政府机构和精英那里转移到新的草根网络和群体中去。近年来，社会运动成功地争取并确立了黑人和女性的平等权利，结束了越战，限制美国武力干预他国，推翻了海地和菲律宾的独裁政权。目前，反对核武器、核能源，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反对美国干涉中美洲运动都很有影响力。
策略模型的必要性
“如何做”的模型和手册给大多数人类活动提供了指南，从烤蛋糕、打网球到谈恋爱、赢得战争。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运动，阿林斯基（Alinsky）和罗斯（Ross）领导的社区运动虽然也有一些组织模板，但没有分析工具可以用来评估和组织社会运动。
描述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经历长期过程的实用分析模型的缺失使活动家的力量无法显示出来，而且限制了运动的效率。解释社会运动逐步过程的指引性模型的缺失使很多活动家无法判断运动是否获得了阶段性成功，如何制定长、短期目标，自信地开发战略、战术与计划，并避免常见的困境。
很多有经验的活动家是运动“起飞上瘾症患者”。他们知道怎样发起一个新的运动，但不知道怎样使运动长期持续下去-经历不同阶段-最终取得成功。在运动“起飞”两年内，多数活动家认为他们的运动正在走向失败，自己的努力白费了。这导致运动的中止和终结。更让人震惊的是，甚至在运动沿着过去成功运动的道路向前发展时,很多人也认为运动正在走向失败！这导致很多活动家在每一个后继运动中不断“起飞”，直到“失望与耗尽力量”。《社会运动行动方案》（MAP）可以使活动家成为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帮助他们的运动经过完整的社会运动的全部阶段。
我们还希望《社会运动行动方案》（MAP）可以解决另一个问题。多数社会问题须要在国家层面上通过政策和制度的改变来解决。全国性的社会运动的力量来自不同社区群体的综合力量，但草根群体往往不能把自己的行动与全国性层面上所发生的事物建立直接联系，那使全国性的改变看起来太遥远了。然而，《社会运动行动方案》（MAP）使得社区活动家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自己的努力与国家层面上的影响之间的关系。
《社会运动行动方案》（MAP）
《社会运动行动方案》给活动家提供了实用的分析工具，可用于评估、筹备、关注国家和国际问题的社会运动，例如，反对核能、核武器，反对美国干涉中美洲，民权与人权，艾滋病，民主与自由，种族隔离，生态责任等等。
《社会运动行动方案》描述了社会运动在几年或几十年中经历的八个阶段。描述了公众、当权者和运动的角色。给组织者提供了成功运动的成长图，帮助活动家领导他们的运动。
大多数社会运动都要经历多个阶段。运动往往对政策改变有很多要求，对每一个要求的努力集中于某一个特定阶段。例如，反对美国干涉中美州(solidarity movement)的不同需求可能体现在以下阶段：阻止美国武力入侵尼加拉瓜[2]（第七阶段），停止援助尼加拉瓜反对派（第六阶段），积极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第三阶段）。
《社会运动行动方案》帮助活动家对运动的每个主要诉求或目标进行评估，判断它们处于哪个阶段，评估是否已经取得了成功，开发有效的战略、战术和计划，设计长、短期目标，避免常见的困境。
不是每一个社会运动都完全符合《社会运动行动方案》的八个阶段，也不会只是停留在某一个阶段。社会运动是多元的，有很多不同的需求，每一个需求要做的工作都处于不同阶段。当运动达到一个目标后，活动家应该专注于达到这一阶段的其它要求。例如，1960年美国民权运动中的餐馆静坐行动成功地经过了所有阶段。接下来几年里，民权运动主要集中在公交和公共设施行动方面。1965年的投票权运动也是如此。这年3月，运动随着塞尔玛（Selma）示威走向“起飞”阶段，至8月，运动随着投票权法令颁布而结束。
最后，《社会运动行动方案》不仅仅是基于过去经验的理论模型。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运动不会完全适合这一模型、或线性精确地以上述方式顺利发展。
《社会运动行动方案》旨在给予活动家以希望和力量，增加社会运动的效力，减少失败导致的倦怠，避免运动偃旗息鼓。
权力的两种观念
多数活动家对权力持有两种差异明显的权力观点——精英权力与人民权力。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相反的运动策略与目标支持者。
精英权力模型认为，社会是由等级金字塔构成的，顶上是拥有权力的精英，无权力的民众处于底层。精英通过对国家、部门、法律、历史、社会规范的支配性控制为精英群体的利益服务，对整个社会不利。权力自上而下。
在精英权力模型下，人民无权力，只有通过号召顶层精英以常规渠道和制度改变政策，以实现社会变革。例如，启动选举程序、游说国会，发挥司法作用(use of the courts)。目标支持者是当权者。民众要么说服当权者改变他们的观念、政策，或选出新的当权者。主要的反对力量是专业反对组织（POO），他们的全国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在华盛顿，全国每一个区域都有办公室。
人民权力模型认为，权利最终属于民众。甚至在权力精英实力极强的社会中也是如此。例如，马科斯统治的菲律宾，当权者的权力仍取决于民众的合作、默许、支持。此模型由一个倒三角呈现，人民在顶端，权力精英在下面。
社会运动使用人民权力模型。因此，运动的策略不仅在于使用常规渠道，以说服当权者改变他们的观念和政策，也使用超常规的方法和手段警醒、教育、动员那些不满现状、同时对改变充满热情和决心的草根民众。
运动的权力来源
社会运动的权力来源源于人们的两个特征：
◾强烈的是非感。人们有很强的信念与价值观，在他们意识到这些价值观被侵犯时，他们会带着非凡的热情与决心进行反抗。
◾人们在很大程度上用象征的方式理解世界与现实。
社会运动的力量源于不满现状的公民采取的行动。在人们发觉他们深信不疑的信仰、价值观和利益被不公正所侵犯，现实又让他们觉得有希望改变、有手段可以实施时，社会运动就会发生。尤其在有威望的政治领袖(例如，总统或国会议员)用不诚实、违法的手段在其职务行为中侵犯了公众利益时，更容易激起民众采取行动。
“伊朗门丑闻”[3]正说明了这一点。在几年里，当局成功地树立起新的、危险的敌人——中东恐怖分子——来恐吓美国民众，使民众支持政府在中东采取的军事行动。同时，里根总统被塑造成国家保护者。他以有力的父亲形象出现——集兰博（Rambo）和约翰·韦恩（John Wayne）于一体。因此，人们相信他会用任何可能的方法战胜恐怖主义。没有交易、没有妥协。
里根总统的支持率直线上升，但在1986年11月开始骤然下降——伊朗门丑闻揭露了里根践踏公众信任，向公众传散慌言。前有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后有里根的“伊朗门丑闻”，里根和尼克松可谓一脉相承。
社会运动 vs.当权者
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的过程是运动与当权者在争取民心、思想与支持上的较量。当权者拥护有利于社会精英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往往不利于多数人民，违背了人民价值观。然而，在运动开始前，人民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当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他们会非常沮丧，很少人能把沮丧转换成行动。1976年的核能、1980年的核武战争、1983年美国干涉中美洲，1986年向伊朗走私军火都是如此。
当权者策略
当权者通过以下策略把他们侵犯社会价值观的政策，他们维护权力的事实和当前的社会状态掩盖起来：
◾通过“官僚管理”的策略使权力议题无法成为公共议题。通过：1）内化服从，使真正的议题在公众视野之外、在社会关注之外； 2）使议题远离媒体的聚光灯、远离社会关注；3）使社会问题远离政治激烈探讨的议题。
◾为达到此策略，当权者使用的方式包括：1）控制媒体，保持信息垄断； 2）否认问题存在（如“我们没有运送武器给伊朗”）；3）创造“社会神话”，用与事实相反的方式把问题呈现给民众，例如，称自己为“自由斗士”，称菲律宾马科斯政府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4）制造敌人（例如，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人民中造成恐惧，使人民支持当权者的任何政策。
◾当政策成为公共议题后，当权者被迫通过以下方式转为“危机管理”策略：1）通过“正当辩护理由”，解释他们的政策需要打败一个更大的邪恶来维持不公正。例如，马科斯总统是有些独裁，但是为了防止更邪恶的共产主义取代菲律宾，我们必须支持他； 2）强调旧的敌人或制造新的敌人；3）制造突发事件证明政策的合理性，并获得民众的支持。例如，美国政府宣布美国船只在北部湾被袭击，使美国人民支持扩大越战；4）通过先忽视、后镇压的方式对待人民的反对；5）通过承诺、谈判等方式，表现得像进入了解决过程，例如，日内瓦核武器缩减会议；6）通过改革、妥协、吸纳对手进行部分改变；7）同化对手。
◾当权者通过双轨政策将对人民不公正的政策隐藏于民众视野之外。官方政策将其虚拟政策用很高调的道德术语——例如民主和自由——进行阐释。另一方面，政府隐瞒事实上的政策，因为它们侵犯了人民的基本价值观。例如，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博兰德修订案[4]，禁止美国政府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组织。里根政权采取的公开政策是不再提供政府援助，但伊朗门丑闻揭发出政府的实际政策是提供了大规模的秘密援助。
运动策略
运动的目标是教育、动员更多民众采取有效行动，以带来社会变革。为实现此目标，运动必须扎根于多数人信仰的文化价值观、象征、情感和传统。例如，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我们不同意美国门罗主义声称美国有权统治拉美的价值观），并激发他们采取行动所需要的热情和勇气。只有让民众看到，运动支持上述价值观，而当权者在侵犯这些价值观时，民众才有可能采取行动。
与此相对的是，如果运动侵犯上述价值和情感(包括使用暴力等），就会起到反作用，使民众远离，甚至反对运动。
为了反映当权者的策略，运动的策略需要达到以下几点：
◾对外展示社会现状，以及当权者的政策如何侵犯了上述价值观、传统以及民众的利益。包括公共揭露官方的实际政策和其宣称的政策之间的差别。
◾设法把议题和违背道德的案例放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和社会激烈探讨之中。
◾把议题和当权者的政策放在社会政治议题中，例如，通过国会投票决定是否要向尼加拉瓜反对派提供援助，而不是通过中情局采取秘密行动。
◾揭露当权者为掩盖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所编造的理由和创造的神话。
◾对抗当权者的“敌人说”。例如，数千普通美国人参与的“公民大使行动”[5]，让美国人民知道，普通苏联人同美国人是一样的，以此驳斥了里根说苏联人都是敌人和魔鬼的谎言。
◾在挑战当权者的政策和实施该政策的过程中，引入公众的参与。
◾不要太快、太多地妥协。
◾在赢得民意后，用一个“终局”策略来动员民众和团体反抗当权者的阻挠，引领社会变革。
◾运动的机构和领导（尤其是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应该为草根活动家服务，扶持并赋权给他们，进而在运动中促进参与式民主。
运动的第一阶段：一般状态
在运动的第一阶段———般状态，有许多普通人所珍视的价值观，例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以及全社会的最高利益被侵害的现状。这些现状被当权者的政策所控制，大多数民众没有意识到这些现状的存在——它们既不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也没有在社会激烈探讨的议题中。看起来一切都很安静，处于一般状态。1960年代之前的美国黑人权利被侵害，1967年前的越战，1985年前美国对中美洲的干涉、支持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和海地独裁者杜瓦列尔政权、支持种族隔离政策都处于“一般状态”。
反对派
反对现状和政策的力量很微弱，民众的嘲弄多于支持。主要有三种力量：专业反对组织（POO）、异见人士、代表受害者的草根团体。
专业反对组织是正式机构，通常在华盛顿有办公室，试图通过主流政治渠道，包括选举、国会和司法赢得变革。专业反对组织是等级制机构，最上层是理事会，中间是能力很强的员工,下来是执行项目的会员。因为没有得到民众的充分支持，他们的努力效果不大。民众支持意味着产生变革所需要的政治影响力。
异见人士进行非暴力活动：抗议、示威，偶尔有公民不服从行动。这些群体往往很小，没多少人关注，效果不大。但该群体以他们的象征性行为成为黑暗中闪烁的道德之光。
草根团体是反对现状和政策，但还没有赢得多数民众支持的本地公民。他们代表受害者群体，对受害者提供直接服务并开展与其他反对群体类似的活动。
当权者
当权者的政策是为社会特权阶级利益服务，这些政策往往侵犯社会整体利益和价值。当权者对民众隐瞒政策，或使其政策脱离社会激烈探讨的议题。因为民众如果知道真相会要求变革。当权者成功实施了双轨策略——以社会价值观和利益歌颂官方政策，同时向民众隐瞒他们实际的政策和目标。
民众
大多数民众支持官方政策和社会现状，因为他们不知道当权者事实上实施的政策是与他们宣传的政策相反的。民众没有意识到社会现状和公共政策了侵犯他们的价值和利益，或者他们知道，但他们认为当权者有可能自己改变现状,或他们的最高价值需要当权者保护。这个阶段大概只有10%到15%的民众不同意当权者的政策。
目标
此阶段的目标包括：
◾记录严重问题的存在。
◾无论反对力量多么弱小，保持此状态。
◾走向下一阶段。
困境
民众不知道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现实，或认为无力改变现状，这使得社会似乎处于正常的“一般状态”。
结论
一般状态是政治平静期，当权者成功地实施官方政策，同时隐瞒他们的实际政策，从而保持对民众的权利进行侵害，使民众和整个社会意识不到存在的问题。反对派感觉希望渺茫，无力改变，看起来这样的状况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然而，在平静的外表下,社会价值观和当权者的实际政策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使民众产生不满，播下改变的种子。
案例学习：美国反核能运动
第一阶段：1940—1960年代
美国政府在1940年代开始制造核武器，成为支配世界的力量。几年后与核能时代相连接。尽管媒体称核能是“安全原子”，事实上核能政策并没有经过公众讨论和辩论。公众只是听到官方宣传说核能是现代奇迹，会提供干净、安全、无限、廉价的电力。
但实际情况是，政府要发展核能，必须提供大量的财政、法律、发展的支持。关于核能存在的危险、污染、异常昂贵和不必要等有限的信息被隐瞒了。没有人告诉公众1966年底发生在底特律的“费米核反应堆事故”[6]，和之后发生在三里岛的事故。
原子能委员会是政府的官方监督机构，他们本应该关注公共福利，但它却全力推进核能，超越法律、法规之上，不顾成本和安全等问题，压制所有反对意见。此后，民众开始反对核能政策，要求停止一些核能计划，例如，鳕鱼角核矿柱、昆斯核能反应堆等。在俄勒冈的尤金，民众投票阻止了核工厂的建设。
但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民众支持当权者描绘的“核能”的光明未来。由于核能没有经过整个社会的充分讨论，因此，民众很容易接受官方控制的政策信息。
第二阶段：证明制度的失败
只要民众意识到政府现有的政策侵犯了他们的基本价值和信念，引发社会运动所需要的民众的感受和意见就会增强。尤其在当局利用权力欺骗民众，非法侵害民众的信任之时，民众的沮丧会更强。阿伦特曾经写道“当谎言被揭穿的时候，更容易动员民众起来行动。”在“伊朗门丑闻”被曝光后，里根总统的民调骤降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伊朗门丑闻”暴露出里根政府并未采用他宣称的官方政策——领导世界对恐怖分子展开正义之战，而是与恐怖分子进行交易。
反对派
反对派必须证明正是当权者和现有的制度使社会问题长期存在。因此，反对派必须：
◾证明现存的问题侵犯了社会的价值观和情感。
◾证明当权者、体制和官方政策侵害了社会的价值观与公众的信任。这不仅要对事实进行研究，还要证明在做出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参与的渠道即不畅通，也不能发挥作用。
◾挑战官方政策。在社区、州、联邦各层次官僚机器的每个可以接受民众参与的环节进行备案。
◾证明核能听证会裁决不公。采访每一个决策者，让他们说出真相。
◾在法庭备案。
◾把民众的意见带进市议会、州议会和国会。这些意见必须由专业反对组织在前期做过深入地研究。
现在不可能期待积极的结果。关键不在于赢得官司，而是要证明政府没有使民主机制正常运行。但最终一些案件可能会赢，并对展开运动和社会变革产生有力影响。例如，“全国有色人种协会(NAACP)合法防卫基金布朗案”在对簿公堂20年之后，1954年终于在最高法庭赢了官司。它确立了如下准则——“隔离但平等”不再是这个国家的法律，这成为民权运动的法律基础。
当权者
当权者通过正常渠道压制这些反对意见，往往轻易地取得胜利,并继续他们的实际政策。这使当权者不大觉得受到威胁，他们把问题当作官僚管理上的问题，而不是公众信息和权力的危机。通过大众媒体，他们仍然轻易地推进官方政策，隐瞒实际政策，成功地把问题放在公众视野和社会关注之外。
大众
大众意见和社会舆论继续支持政府的官方政策和现状，因为人们没有觉察到事情发生了变化。然而，反对派影响的对这些政策的公从反对意见正悄然上升，达到了10%至20%。但反对派的活动极少见诸报端，这些问题仍然没有进入到公众聚光灯下或社会激烈探讨的议题中。
目标
◾记录问题，包括当权者的参与。
◾记录公民尝试使用正常参与渠道但不起作用。
◾成为专家。
◾成立小的反对团体。
困境
认为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专业反对组织（POO）在体制内解决，而不需要形成新的社会舆论、提出广泛的反对意见、动员草根参与长期斗争。后者需要发动民间非暴力行动，以改变现存的权力不平衡状况。
活动家仍然感到无力、希望渺茫。
结论
此阶段会让人感觉非常沮丧。当权者的政策和现状仍旧没有任何改变，看起来整体状况会无限期继续下去。然而此阶段的努力最终可以用来证明“皇帝只是穿着新装”，任何未来的社会运动都必须经过此阶段。只有那些勇敢、坚毅、有耐心的活动家才能走到下一阶段。
案例学习：美国反核能运动
第二阶段：1970-1974年
核能在1970年代发展很快。每年有25座以上核反应堆的新订单。在1974年末，核反应堆数目增加到52座，运行、计划、建设中的反应堆数目接近260座。
看起来政府要在2000年建设1000座核能厂的目标发展顺利。社会舆论都支持官方的核能政策和目标，核能带来的问题仍然在公众聚光灯和社会激烈探讨议题之外。
然而，虽然还相当少，但民众反对的力量在扩大。独立的当地公民草根群体在新的核能反应堆旁兴起。他们持续、努力地在国会和本地原子能委员会召开的许可听证会上挑战核反应堆的建设。他们的努力不是徒劳的，他们证明了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是非法的，他们记录下核能骇人听闻的负面问题，当地公民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此类听证会在当地核反应堆点开始，之后遍及全国。尽管多数地区运动团体以大比分在各地议会的核电建议提案中失败，但他们还是对教育公众、建立反对力量起到了推动作用。
大多数民众仍然支持核能发展。然而，民调结果显示，民众反对核能的意见增长到了20%至30%。
[1]占领西布禄核电站是蛤壳联盟策划的第一个活动，也是反核能运动首次经过精密策划、组织，使用行为艺术、占领和被逮捕等战术手段的行动。在此之前，反核能运动主要集中在反对核武器方面，占领西布禄核电站行动让公众把视线转向了反对核电站。
[2]在1925年以前，尼加拉瓜是美国的殖民地和“被保护国”。1926年-1983年，尼加拉瓜陷入了一系列内战-独裁-政变-再内战的恶性循环。1984年，尼加拉瓜民族复兴党在内战中获胜，举行大选并组阁成功。但该政府事实上是一个军政府，在国内实行驱逐外资，对美国资本国有化的政策，并与苏联关系亲密，美国想要支持尼加拉瓜反对派颠覆政权，甚至计划入侵该国。
[3]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从专制君主国转变成极端宗教国。从美国在中东的什叶派盟友转变成美国的头号敌人。在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绑架了很多美国公民后，里根公开宣称美国绝不和伊朗妥协和交易。但后来记者发现里根为了给人质交赎金允许美国军火公司通过第三方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即伊朗门丑闻。但里根援助伊朗军火，实际上是为了延长两伊战争，打击伊拉克，进而打击伊拉克的盟友苏联，并非单纯为解救人质。里根这招一箭三雕，搞垮了苏联，支援了尼加拉瓜反对派（后面将会提到），又赎回了人质。
[4]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禁止美国援助尼加拉瓜反对派。但是由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绑架了美国公民，并索要赎金，当时伊朗正处于两伊战争时期，伊拉克从苏联得到大量先进武器，把伊朗打得节节败退。伊朗急需从美国进口武器。中情局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麦克法兰，制定了麦克法兰计划，秘密向伊朗援助武器以赎回人质，并改善两国关系。麦克法兰计划由政治军事处副处长奥利弗·诺斯执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和美国就是敌对国，美国不能和伊朗进行武器交易，美国就通过以色列中转。1985年9月15日，一家满载美国装备的以色列飞机降落在德黑兰机场，次日人质获释。
除了麦克法兰计划之外，奥利弗·诺斯还负责支援尼加拉瓜反对派的行动。由于国会禁止美国支援中美洲颠覆活动，尼加拉瓜反对武装处境艰难。诺斯就和负责向伊朗出口军火的公司达成协议，故意压低报价，中情局从中抽取“回扣”，这些回扣用来支援尼加拉瓜反对组织。
[5]是由莎伦·特尼逊等人成立的美国“公民先锋中心”（ center for citizen initiatives）发起的行动。因为冷战导致东、西方隔离，很少有美国人去过苏联、见过苏联人（当然也很少有苏联人去过美国、见过美国人）。所以很多美国人相信里根政府宣传的“苏联人都是魔鬼”的说法。公民先锋中心从1983年9月16日开始，先后资助了1000名美国人到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和第比利斯等城市访问，在街道、市场、学校，甚至到苏联人家里与他们交谈。这些人回到美国以后向自己家乡的美国人传播他们了解的苏联人，让人们知道苏联人不是敌人和魔鬼，他们也是专制的受害者。
[6]该核电站1号机组是美国首座快中子反应堆，堆功率430MWt，1960年开始装钠，1965年12月开始试验发电，1966年10月因失钠流量后2根燃料组件熔化，因为外壳坚硬，没有燃料泄露，也因此没有引起舆论关注，政府成功将这次事故掩盖。该反应堆在修复完成后又继续发电，直到1972年正式退役。
转自：中国权利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