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逃港难胞概况
上个世纪六零年代初的大饥荒，引爆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大规模的逃港潮。逃港潮爆发伊始，台湾“救总”即介入救援。
“救总”即“中华救助总会”，成立于1950年，最早叫“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以“胞爱发扬民族精神”、“救济团结反共力量”为宗旨。除了有社会救助的性质外，还负有政治宣传的使命，并解决大陆流亡人士问题。包括救济大陆逃港难胞、接运大陆流亡海外各地难胞来台安置。1962年4月大陆逃港潮发生后，台湾除了拨大米一千吨捐赠，还多次派出轮船赴港接纳大陆难胞，每人发给救济金70港元，赠送服装一套。
笔者访学台湾，偶然机会，购得《大陆逃港难胞救济登记表》原件共47件。每张A4纸大小，每张左上角皆有铭印“港九救委会审核之章”，并有五位数的统一编号。据此可知台湾救总救济的大陆逃港难胞约为数万人规模。
救济申请的核准时间分两批，一批是1962年8月20日，共34份。一批是8月30日，共13份。填表时间从6月29日到7月25日不等，主要集中于7月3日（14份）和7月4日（14份）两天。据此推算，从申请到核准，大致需要一个多月时间。
47份申请表共涉56人，有三份表属于一家一表，即是举家逃亡性质。每家皆四口之众。56人中，男47人，女9人。年龄最大的61岁；未成年7人，年龄分别为4岁、5岁、6岁、7岁、9岁、13岁、14岁。56人总年龄1338岁，平均约24岁，显然青壮年居多。
56人中，仅1人来自福建，其余55人来自广东。其中海丰最多，13人；惠阳7人；东莞6人；汕尾、梅县各5人；台山3人；宝安、中山、南海、罗定各2人；番禺、花县、潮州、潮阳、普宁、揭阳、阳江、博罗各1人。
文化程度，大专三人；高中就读或高中毕业者9人；其余44人，都在高中程度以下。至于职业，则包括在校学生、瓷器工人、手工业工人、医护人员、小商人、纺织工人、家庭妇女、无业人员、建筑工人、机械工人、教师及代课教师、渔民、农场工人，比例最大的是农民，共9人。
政治面貌以“贱民”即“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居多。6人曾被劳改或劳教：3人因偷渡，一人因偷渡兼“伪保长”身份；一人因家庭历史牵连；一人因国民政府时期就读中央警校被判“历史反革命”获刑5年。还有一人被处十年管制，因其国民政府时期就读广州警校。出身地主或富农、中共建政后家庭被清算者最多，共10人。老父遭迫害死于狱中、胞弟不堪迫害而自杀者，亦不乏人。
至于宗教背景，佛教最多，有5人；基督教2人，道教1人，还有两位自称信仰孔教。有宗教背景者总计10人，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八。
二、从逃港难胞经历看文革前政治迫害
这批申请表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毛时代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政治迫害的状况。
尽管那时毛还没提出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反右之后，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事实上是越来越浓了。这场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当然需要对立面，即阶级敌人。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所谓“黑五类”，就这样应运而生。如前所述，56个逃港者中，有16人不仅属于生计意义上的难民，更属于政治难民即所谓“黑五类”群体，占比约为百分之二十八，远超过毛泽东后来所称的阶级敌人占总人口“百分之五”的比例。
从他们的简要回顾中，可知迫害之深。
14岁的惠阳少年李树英说：自己出身地主家庭，“十二岁小学毕业，即考上初中，读了一年初中失业，被赶回耕田。”政治上因此早熟，在“今后志愿”一栏中表态：“在港能够读书，大了以后永远为中华民国服务。”
21岁的海丰农民叶仲纯说：“自大陆沉沦后，被评为地主成份，遭受了清算斗争。追迫余粮，献金支前，已成困危状态。”
23岁的东莞教师郑易新说：“我父亲一向做生意，并附有一些田产。土改时被评为工商地主。经过清算斗争，家庭经济已彻底破产。以后被管制，直到1959年硬说我父亲造谣破坏，判劳动改造二年。因年纪老弱，经不起惨酷的摧残，一年后在狱中死亡。至此，我家里已被害到家破人亡不可收拾的境地。”
21岁的广州学生陈小友说：“在大陆的生活，是有人类以来人们所未生活过的。就广州来说，每人（劳动力）只有24.5斤米，鱼半斤，糖三市两，肥皂半件。总之大陆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无法形容。我因父亲过去在蒋氏领导大陆时，在广东省府做过省级官职，而被判以八年徒刑折磨。我家庭又配所谓‘犯人家属’称号，一切受歧视和虐待，生活十分困苦。”
24岁的台山学生陈自诚说：“我在广东省台山县海晏乡村出生，家庭环境向称富裕，拥有颇多田产。但自1949年后，列为地主阶级，所有产全部夺去不已，而且诸多凌辱迫害，致令骨肉分离，诚千古未有之惨酷。”
30岁的广州工人黄元良说：“1949年后，家庭地主，全部破产，家散人亡。民国41年逃亡到广州，十年来在广州附近之县，做泥工建筑，捱尽了人间辛酸苦，受尽了几许饥寒折磨，消磨了大好青春时光，得不到一点家庭温暖。”
21岁的宝安工人梁耀全说，他自幼父母双亡，跟随长姊生活。1952年长姊全家被清算没收田地，他十七岁即被征做奴工。调赴东北做煤矿工人，“数年来眼看被磨折因病如死者数十人。”
40岁的海丰小商人苏娘意说：“我原是海丰县汕尾镇一个商人，向来生活安定。可是1949年后，我便成为一个罪人，不但财产全部被没收，还将我胞弟迫害自杀，受尽折磨。在淫威压迫之下，为求生存，为求生活，全家只得走向参加劳动队伍，过着半饥不饱暂时维生命。”
20岁的医务人员李连辉说：“我出身商人兼被指为恶霸地主的家庭。在我的家族中，所有的兄弟、叔伯都被划为地主恶霸。其中一位‘李锡’（伯父）被指为中山县最大地主（因为在中山县最多田地是他，现在在香港），故此我家族的人最受仇恨。本来我在学期间，向来成绩优良，自从1958年指‘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我便和很多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子弟一样被列入没有资格读大学之列。58年我便由此失学。当时父亲被指为坏人及偷渡头子之莫须有罪名提入狱，狱中受尽人间最惨之磨折，出狱后不久，便死于家中。”1959年，他终于考入广东省卫生学校，毕业分配被分往偏远的海南山区。他拒绝前往而遭报复，被发落到老家种田。
32岁的中山无业人士梁华兴说：“我在民国卅六年毕业于中山县立中学，于同年在广州市中央警官学校第二分校学员总队任职，于卅八年奉广东省人事处委派中山县警察局为人事管理员，1949年即来香港，于民四十年奉母命回乡结婚，孰料甫抵家数天，即告封关，不能复出香港。于民四十一年，被划为‘地主反革命’，遭逮捕判劳改五年，于民四十六年释放回乡，继续管制。其中苦况，实不堪言。”
29岁的海丰无业人士黄岩，其经历跟梁华兴颇类似。他说：“我在民国36年至37年在本县警察局任办事员，汕尾警察所督察员。38年在广州警校学习，1949年后我在乡下以‘反革命分子’身份被管制十余年。在家乡受尽有史以来未有的虐待和迫害。”
种种惨状，不一而足。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批难胞移民台湾后，投身到“反共复国”的队伍中。媒体后来披露，当时广东警方曾在调查报告中声称，仅惠阳一地，“已发现有86名被敌特送到台湾受训。”宝安县也“有八名外逃人员参加了特务组织。”
三、从逃港难胞经历看大饥荒
逃港难胞救济申请表有“今后志愿”一栏，此栏盖有一印：“愿否去台湾”，显然是台湾“救总”所为。此栏实际是政治表态栏。除14岁的李树英表态想暂时留在港读书，“长大后永远为中华民国服务”外，另有5人作如下宣示：
“愿河山重光，恢复自由。”
“愿早日光复大陆，重整家园，再享自由。”
“愿献身自由祖国，做一些有利于祖国的事业。”
“愿为自由中国献身。”
“愿国军早日反攻大陆。”
但是，除了这5人的表态可理解为愿意赴台，明确同意赴台的逃港难胞则仅一人而已。一般不表态，更有多达19人明确说不去，只希望留在香港找工作；而且多以内地有亲属，需要自己从香港救济为由。可见对他们吸引力最大的还是香港，台湾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则低很多。这也跟当时香港市民的普遍心态吻合，香港市民总体上一直比较轻视台湾和内地，这一心态只是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不过即便如此，据媒体报道，当时仍有数万逃港难胞最终移民台湾，约为逃港难胞总数的十分之一，这跟我收藏的难胞救济申请表中约7人愿意赴台的比例，大致是吻合的。
16个政治和生计双重难民而外，其他就都是生计难民了。他们对逃港原因的陈述，是对大饥荒的血泪控诉。
58岁的惠阳渔民钟冯喜说：“自从解放以来，没有一点好处，只有做多，吃的不饱，受尽了说不出的辛苦。”
48岁的海丰渔民吕淑用三句话概括自己逃港前的状态：日不裹腹，苦不胜言，近更粮荒。
38岁的手工业工人张林说：他在大陆“日吃米四两，终日工作，未得温饱。”
24岁的罗定无线电工梁民远说：他在大陆“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困苦。”
18岁的惠阳高中生古汉林描述最具体：“人无食，无穿，在农村中每人一个月吃几斤谷、半两糠油，一年只发一尺半的布票，市场一片混乱，到处是偷和抢；而且没有自由。”
20岁的东莞纺织女工李全顺说：“在大陆有工做，没的食。人如没有的食不能生命的，如为了生命出发，才会偷渡过来的。”
20岁的惠阳农民陈永星说：“大陆有得做，无得食，迫着我们饥寒交迫，一般食米和生油等等，都不能供应。”
28岁的小商人蓝英说：他在大陆，每人每月只供应粮食十多斤，生油5钱，每人一年只发布票2尺1寸，不够买一条毛巾。他并用三个不自由概括他的状态：“行动不自由，生产不自由，讲话不自由。”结论是牛马不如。
18岁的汕尾手工业工人江振强说：他在大陆无吃饱，无自由，做手工业又无材料。总之是“无法生活”。
30岁的广州瓷器工人朱源鑫说：“生活不能维持，吃穿都成问题，一人劳动，不能养活妻子小孩。从1958年大跃进以后，更惨不堪言。人民没有自由，怕遭迫害，所以出走谋生。”
23岁的广州代课教师何鸿策说：“开会的时间甚多，工薪少，每天工作做得稍有错就要受批评。加上日常生活必须品没有供给，有钱都没得买，油、粮甚少，每月只廿斤粮食，长此以往，走投无路。”
22岁的东莞农民张俊杰说他在大陆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每餐三两米，半饥不饱，只好用杂粮野菜充饥，形成严重水肿病。”
61岁的袁映雪和38岁的雷天粦遭遇最为悲惨，所述也最为沉痛。袁映雪说：
“我一家住在东莞故乡，耕锄田园，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先人遗教，可以悠游度日。予的儿女，达到成年。不料共匪南下，四处劫掠。三反五反，田园全无，弄到摧残殆尽，两餐缺乏，以致丈夫饿毙。”
雷天粦是印尼华侨，“原本是一个有温暖家庭的人。”但因1960年印尼排华，被迫回国，安置到海南岛华侨农场工作。“因被评为思想不好，曾被公安局拘禁二次。因此我感到在奴场难住，而申请回原乡。不料我在原乡的口粮每人每月只配六斤谷。”以致太太因“缺乏营养而死亡。”遗下两子一女，皆未及学龄，嗷嗷待哺。
逃港难胞虽如前述以贱民和一般底层居多，但也不乏主流社会人士。笔者曾把难胞李连辉的申请表拍成照片上传微信朋友圈，即引出中山大学一位校友的惊呼，她中学就读于中山纪念中学，那是广东名校。李连辉居然是她学长，早年也毕业于中山纪念中学。照片上的李连辉，大分头，白衬衣，看上去文静秀气，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难胞杨维汉就读的厦门集美中学，则是福建名校，毕业后一度做代课老师。照片上不仅大分头，而且西装笔挺，当年极罕见。难胞徐庆春，更曾在四川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受训，结业后到驻陕西65军187师炮兵连任观测员。服役期满转业到广州做机械工人，仍属于当时的“领导阶级”。但连他们都自身不保，“零落成泥碾成尘”，那个时代何等滚滚洪荒，就不难想见了。
四、九曲十八弯的逃港路
最后一个问题：他们怎么逃往香港的？
他们都属于“六二逃港潮”的一部分。时间约在1962年5月5日到22日。分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56人中，有24人走陆路，其余的当然都是走水路。
少年李树英只身出逃：“由惠阳经过淡水，横岗，深圳，莲塘，在莲塘冲过英界，在山上躲了两天，由当地的人把我带到九龙城。”
知识分子李连辉一路坎坷：“5月20号偕同同乡8人，一齐沿广九铁路步行，至5月22号晚到达深圳，即晚越境，曾两度被捉，第三次才侥幸越界。25号到达上水镇，26号由亲人接到九龙。本次同行8人越境，七人捉回，只我一人到此。”
福建人杨维汉和广州代课教师何鸿策，都屡败屡战历尽坎坷。何鸿策“几次越境失败，最后4月18日成功。”杨维汉则四次入粉岭集中营，“最后一次即5月21日才终于到达九龙。”
61岁的袁映雪，也在他们的队伍中：“于本年5月15日，天晓的时候，跟随大队饥民，沿广九铁路经深圳半夜渡河，抵达河边；越过大小几座山岭，到达粉岭。”
相比之下，临时工叶旋最为幸运：“在广州做临工期间，得悉共区边界大开放，因而即与姑母从广州做火车到平湖，再步行至深圳。”居然得到“边防民兵指引带路，而于晚上穿过铁丝网直至老鼠岭，迅跑到粉岭后，才由人带到锦田叔父家。”
走水路的又分四种情形。
一是搭船。如海丰小商人苏娘意：“当年4月25日，由汕尾搭小船，经海路至香港上岸。”
一是劫船。如海丰吴彦：“本年5月间，邀集同心逃难者多人，在本乡白沙湖劫夺盐驳小船来港，于5月22日抵达坪洲登岸。”
一是租船，如海丰学生余德彩：“我们数人租一小船仔，由汕尾落水，经过几天航程，一路未受到骚扰，于5月1日终到港。”
也有偷船，如中山梁华兴：“经过几个月暗中联系，卒于本年4月22日晚，与同乡12人偷得公社一艘舢板，偷渡到澳，再澳门逗留一天又偷渡来港。”
还有至少四人，凭着一身好水性，干脆泅渡到港。如宝安梁耀全：“5月20日晚八时左右，约同四人在宝安县白石洲海边下水游泳式横过长远的海，游至天明，抵达元朗海滩，翌日即21日晨，由济园农民收留救济，即通知我叔与姑父到元朗见面，小住20余天，6月23日来九龙。”东莞张林也是同样路径：“由东莞马鞍山，经宝安县公平墟乌石岩，南头附近的白石洲泅渡到港。”
脱离苦海，到达香港，两个世界对比之鲜明，令人震撼。广州临时工叶旋的以下概括，颇具代表性：
“到港后很直接的有四种感觉：
1、 摆脱了没饭食和食不饱的痛苦。
2、 脱离了阴险仇敌对待，而能安心自由谋生了。
3、 买任何东西都不受限制任由选择，任由需求了。
4、 到港后就觉得像是出笼之鸟，任何言论都能自由，并无顾虑，也不受限制。没像在大陆时那种压制和恐怖了。
这四点要求实在再平常不过，任何一个稍稍正常的社会，都应该而且能够满足。对当时的中国人却是一生难求的梦想，唯有冒死偷渡，穿越重重边关，到了一线之隔的自由社会，这梦想才会变成现实。而有这幸运的，不过区区数十万人而已，仅及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对照当时一派莺歌燕舞的官方宣传，真是莫大悲剧与讽刺。
（原载2016年第一期《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