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5年7月9日凌晨王宇律师被破门抓走为序幕，大规模的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被捕和失联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这些人除了少数人在央视新闻里出现过，至今家属和律师都无缘一见。按照目前的法律，监视居住本来是一种比刑事拘留更轻的人身控制措施，似乎是应该软禁在家里。但实际上几乎所有被监视居住的人都会被带到办案机关私设的拘留地点，被切断一切外界联系，遭受比监狱更严酷的惩罚，是不折不扣的酷刑。 这些在7.9大抓捕中失去自由的律师和公益维权人士甘冒风险为访民、持不同政见者、宗教人士等敏感案件辩护，为良心犯呐喊，为反酷刑、为司法公正、为信仰自由而不懈努力，说明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良心。
以2015年7月9日凌晨王宇律师被破门抓走为序幕，大规模的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被捕和失联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这些人除了少数人在央视新闻里出现过，至今家属和律师都无缘一见。当律师和家属到天津公安局找人时，总是被同一个叫赵旭的人告之要等待。
从少数人家属得到监视居住通知书来看，他们可能都被“监视居住”。按照目前的法律，监视居住本来是一种比刑事拘留更轻的人身控制措施，似乎是应该软禁在家里。但实际上几乎所有被监视居住的人都会被带到办案机关私设的拘留地点，被切断一切外界联系。北京的异议人士何德普先生曾介绍过2002年10月被监视居住81天的遭遇：他被控制住在一处专门的居所，每天只能坐在床上什么也不让动，晚上睡觉不能翻身。床上只有一个薄褥子和被单，睡觉时也得手脚伸开保持一个姿势。一天24小时有四个人专门贴身看管，一旦姿势不对就拉手拉脚强行纠正。何先生后来坐牢八年，认为八年多的遭遇以此为甚。这种监视居住在国际上是不折不扣的酷刑，令人担心的是目前这些失联者有可能再次遭遇这种酷刑。
听说许多贪官被双规也是这种待遇，虽然从法治和人权的角度对任何人施加酷刑都是反人类罪行，不过对惩治贪官人们从心里上多少也能承受，没有强烈的义愤感。但是这些律师和一起失踪的维权人士们都是为中国的人权进步和社会公正做出牺牲和贡献的正义人士，他们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是必然的。凭着我跟这些人的交往，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是好人。
【李和平和他的助手】
跟我最熟悉的是李和平律师，因为早在2001年我因颠覆罪被抓捕的时候，他就是我的辩护律师。他办案兢兢业业，出狱后理所当然成为我的好朋友。他被抓不久，我写过一篇《思念李和平律师》的网文，记录了我们的交往和他为人权付出的努力。我现在唯一敢打包票的是，他不但行为上没有违反任何国家法律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错事能减弱朋友和社会公众对他的支持。
跟李和平一起被抓的赵威，大家叫她考拉，一看就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不但是个美女，而且听说也参与些给良心犯送温暖等活动。她是李和平律师的得力助手，我见和平时她经常也在场。李和平律师另一个助手高月倒没有交往。株连助手也是常态，希望俩女孩不要在牢里吃苦太多。
李和平的弟弟李春富也是人权律师，只不过没有李和平律师名气大。我是看了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写的文章才知道春富因为承担了太多的家庭责任，受过很多苦，靠着聪明和坚韧自学成才的。我和他只是网上有过交流，不过我相信他的被捕也是受和平案子的牵连。
【王宇一家】
王宇律师认识的较晚。虽然网上早就知道她的大名，第一次见面则是2014年初的通州教案上。当时北京有个家庭教会的成员到通州教友张文和家做礼拜，但是大部分人却被带到梨园派出所关了起来。我那时住在通州，凌晨看到这个消息就赶到派出所。有律师朋友推荐王宇来帮忙。我给她打电话后，她虽然和我以及这些教友都不熟还是答应马上来。她来之后几次找值班人员交涉但没有人接待。当一起要人的教友徐永海要被国保强行带走时，王宇警告国保强行带人违法。虽然我们折腾一天也没有把人要出来，但是几个人成了互相信任的好朋友。再后来我们也有一些交往，往往是某人被刑拘后请她去看守所见人，此外生活中也有些往来。她办的大量人权案就是到网上搜也难以数清。王宇被抓前，新华社先制造舆论刊登不署名文章《”女律师”王宇打人致聋被判刑 拒不执行判决仍四处”接活”》称王宇打人多么恶劣。但王宇及其律师提供的证据说明，是天津铁路公检法制造了冤案，而新华社是根据冤案放出的谣言。王宇所谓打伤人其实是被打伤，还因此坐牢。不公正的原因是铁路部门自己的公检法不可能公正审理铁路和旅客之间的冲突案件。王宇正因为受此冤枉才走向人权律师。王宇被抓后，新华社记者邹伟又撰文污蔑她履历造假、吃空饷、打伤人、发帖歪曲范木根案。央视在播放的一段录像中，显示王宇厉声斥责法警“畜生！”这是因为她看不惯法警对弱小的女受审人施加暴力的发作。她的正义感非常强烈，每当说到公检法违背良知打压良心犯时，总爱说“他们没有人性！”所以斥责法警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对公安部门弱弱的问一句：王宇律师法庭上的抗争能够是涉嫌犯罪的理由吗？
包龙军是王宇的丈夫，虽然不是执业律师，也是法律维权人士。我最早听说包龙军还是2013年西城区一个朋友亲戚的住所被强拆，包龙军到现场指出强拆缺乏手续挨了拆迁者一顿毒打。正因为包挨打的录像铁证如山，那拆迁人维权成功得到很大补偿。第二次见他则是因为他打儿子的家庭纠纷，正好几个朋友赶去，一起吃饭化解了家庭矛盾。儿子包蒙蒙看上去挺懂事一个少年，包龙军也不像脾气暴躁之人。当时他谈起刚发生的建三江事件民间应如何反应，分析的很有条理。后来也偶遇过几次，直到他这次送儿子出国在机场被抓。
后来在央视上再看到包、王夫妇时，是他们的儿子因为想偷渡出国被抓回来，被迫公开表态。唯一的儿子是他们最大的牵挂，当儿子受到威胁时，他们再坚贞不屈只能选择低头认错，这对任何人都完全可以理解。
【锋锐所的律师们】
因为经常有人找我帮忙介绍人权律师，我认识锋锐所的人权律师，比如王宇等人都早于律所主任周世峰。虽然律师们不时会提到他，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王宇有一次聊天说他似乎很掣肘，像牵跟绳子一样拉着王宇不要冲的太猛。当时我想，作为律所主任，稳重是正常的，跟当局妥协也是必要的。第一次见周世峰是个饭局，感觉他不仅注重律所业务发展，也是个有正义理想和抱负的人，许多人权律师聚集到锋锐所并非偶然。他自己也亲自代理一些敏感案件，比如北京叶洪霞涉嫌煽颠案。令人敬佩的是，在屠夫因为公开质疑江西高院院长枉法被刑拘后，周世峰不怕牵连表示支持屠夫。后来干脆宣布要出资八百万作为律师维权的基金。这些做法，无疑阻碍了当局的维稳大业。周被抓后当成犯罪集团首犯，并上央视示众。但是当局始终无法让人信服的是，这个犯罪集团犯了什么罪？从专门干脏活的邹伟的文章中也难以发现到底周世峰到底法犯哪条。
认识王全章律师也稍微早一点。2013年有些烟草工人到北京维权时，我帮他们找过一些劳动法专家以及律师，王全章是河南维权人士周德才介绍主动介入烟草工人维权的。后来周德才被被判刑，王全章担任他的辩护律师。有朋友给周的家属捐了些钱，我转全章给捎过去。后来也是偶遇过几次，感觉他是个勇于担当的好律师。他被捕后，看到过他的妻子写的呼吁书也非常感人。
周世峰被捕的助手们里，黄力群，谢远东，李殊云我都不认识，只认识其助理刘四新博士。建三江发生殴打四律师事件后，全国众多网友和律师自发前往黑龙江维权，刘四新和我都参与其中，我们网上有不少交流。他也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学术背景非常深厚。
锋锐所还有许多没有被抓的人权律师，但是有些人的子女出国竟然也受到株连。这是不公正的。北京聚集人权律师的律所还有多个，锋锐所是比较显著的一个。我相信只要有司法不公还存在，人权律师们就不会因为锋锐所遭受的打击而绝迹。
【谢燕益】
第一次听说谢燕益律师还是2013年3月底的“西单四君子”事件。当时有几个在西单打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公益维权人士被带到西单派出所。当时我正好在附近有事，听说后就跟随一些维权人士赶到派出所，这时听说谢燕益律师正在赶来。后来我们被警察驱散了。以后在一些聚餐上遇到过谢律师，通过交谈了解到他曾于2003年控告江泽民利用等额选举当选军委主席不合法。后来在网上还不断看到谢律师写的人权文章，博讯上还有他的博客专栏，内容包括对人权、法律、宪政、民主等问题的思考和评论。谢律师同时也是个有强烈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
【隋牧青和谢阳】
隋牧青和谢阳是7.9大抓捕潮中关押至今的两位外地律师。
认识隋牧青大概是2012年，当时我到广东调研农民工医保政策，由郭飞雄介绍参加当地朋友聚餐。当时隋牧青介绍他只是郭的朋友，不接敏感案件。但实际上他从那时起开始接良心犯的案子，到今年被抓前已经成了广州人权律师里面的领军人物。在他被抓后，我从网上一张老照片里发现，原来他和浦志强在1989年还是广场上的学生领袖。隋律师虽然人在广州，但是无论全国哪里出了人权案，他都尽量承接，没有经费就想办法过路办案。比如2014年住北京的诗人王藏因为支持香港民主被刑拘，一时找不到律师，隋律听我说后主动接下来。因为几乎没有律师费，他去东北办理其他案件时要经过北京，利用在北京的这些日子往看守所里跑。隋律办案不但认真，而且把经过也都记录下来再发表出去，把不依法办事的公职人员的作为都公之于众。尽管隋律并没有任何违法行动，但是这种求助网络舆论的做法也招惹来囹圄之灾。
谢阳的名字最早是陈光诚事件时听说的。当时全国各地的维权人士勇闯临沂东师古村，被抓住的人往往要被当地政府雇佣的打手好一顿痛打，谢阳律师是其中之一。后来建三江事件时，谢阳律师也参与其中，来北京见过面。2014年我路过长沙还专门拜访，谢律师热情好客，对律师的职责讲了很多令人鼓舞的话。后来听湖南怀化的朋友说，谢阳律师被抓前正全力帮托口水电站水库移民维权。他被抓捕可能和此项维权有关。
【三君子】
7月那次大搜捕中，和人权律师们一起被抓的还有三位家庭教会维权人士：胡石根，老木和戈平。确切的说，除了戈平知道被抓，其他两人还是失联状态。此三人都是北京同一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所以大家怀疑他们被抓跟宗教有关。
胡石根先生是八九之后民间组党运动的先驱，1992年被捕，以反革命组织罪和反革命宣传罪判刑20年。我是2004年到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时才认识胡老师的。狱中偶尔能相遇交谈，互相鼓励，结成患难之谊。胡老师2008年出狱后不顾贫病交加，继续从事人权活动，并且以宗教维权为主，同时也帮助访民维权。2014年初的通州教案，胡老师和王宇律师几乎同时赶到，我们共同为被关押的教友呼吁。胡老师是单次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坐牢期间还遭遇离婚，出来后也没有稳定收入。现在有失踪快半年了，我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健康。
老木原名刘永平，在北京做生意，他热情好客，经常请民主维权人士吃饭。印象比较清楚的一次是他和屠夫一起请建三江维权归来的律师和抗争者在丰台吃饭。还有几次是饭局或者民间自发维权活动中偶遇。2015年初我因传知行案丢了工作开网店谋生，老木也很热心帮忙宣传。老木出事后，他的家庭对他热心参与民主维权宗教活动很不理解，所幸朋友后来做通了家属工作，并且委托莫少平律所的尚宝军律师做他的辩护人。
我和戈平的交往主要是网上，再就是见面吃过一次饭。他跟老木有点类似，喜欢结交民主圈里的朋友，待人豪爽大方。戈平失去自由后，他的妻子丽丽也写过七封很感人的与夫书，读来催人泪下。
【小结】
这些在7.9大抓捕中失去自由的律师和公益维权人士也不是圣贤，可能也有人性的缺点和弱点。但是他们甘冒风险为访民、持不同政见者、宗教人士等敏感案件辩护，为良心犯呐喊，为反酷刑、为司法公正、为信仰自由而不懈努力，说明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良心。
那些所谓的死磕派律师，不过是穷尽一切法律途径追求司法公正而已。那几个基督徒，也不过是劝人向善。
作为他们的朋友和同道，我一直没有公开为他们说话，因为我总觉得他们不太可能强加任何罪名被判刑，关押也许是一时的。而且他们明知有风险还是坚持维权，是求仁得仁，正好凸显出他们的勇敢。但是时间在流逝，也许他们还在苦熬，也许他们仍然保持乐观坚定。应该让他们将来出狱后知道，朋友没有忘记他们，社会没有抛弃他们，有正义心的人士永远跟他们站在一起。
我唯一坚信的是，一个没有良心律师的国家，将不会存在公平和正义。
写于2015年12月27日
转自：民主中国